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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延光二年（124），安帝征聘周燮，他面对宗族要其入仕的劝说，对答说：“吾既不能隐处巢穴，追夷季之迹，而犹显然不远父母之国，斯固以滑泥扬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时而动。动而不时，焉得亨乎！”后到颍川阳城，“遣门生送敬，遂辞疾而归”。年七十多而卒。《后汉书》卷五三《周燮传》，第1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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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后汉书》卷五三《徐穉传》，第1746—17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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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葛洪对这类隐者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们与在朝的有为者一样，是同归而殊途。此即《抱朴子外篇·逸民》所说：“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德以厉贪浊，殊涂同归，俱人臣也。”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1年，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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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后汉书》，第2775—27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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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后汉书》，第2776—27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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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钟皓与年少于己的同郡陈寔交好，又与荀淑并为士大夫所归慕。故李膺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可见钟皓不仅为法律专家，其儒家德行也非常优秀。参见《后汉书》卷六二《钟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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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皆见《杨伦传》，传在第2564—25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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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第2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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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董卓不杀卢植、黄琬，事见《后汉书》各人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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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葛洪：《抱朴子外篇校笺·正郭》，第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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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葛洪：《抱朴子外篇校笺·崇教》，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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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后汉纪》卷二一《桓帝纪》“延熹二年”条，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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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第2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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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第2203—2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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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第2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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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余英时认为，这是汉末士大夫的“群体自觉”，是中国古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之传统”的显著显现，其“根本精神实上承先秦之士风，下开宋明儒者之襟袍”。参见《士与中国文化》，第294—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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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第2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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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第2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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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后汉书》卷四五《周景传》，第1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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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第17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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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后汉书》卷六二《陈寔传》，第20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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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第2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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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参见许倬云：《历史分光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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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按照余英时的“群体自觉”的说法，则交游的盛行又是文人自觉的表征，这种自觉在价值层面表现为士人之间的相互认同，在参与政治上是相互提携，在思想和文化交流上则是对政治与历史的批判和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汉末儒学世家在学术和思想上的衰落，上述所谓的文化力量在汉末是以整个清流士人群体积极参与政治为依托的，而在魏晋时期，这种力量则是以世家大族的文化素养和政治参与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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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第27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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