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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第2688—26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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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第2693—26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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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世说新语·任诞》，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27页。下引只称《笺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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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世说新语·简傲》载：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笺疏》下册，第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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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笺疏》下册，第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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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世说新语·言语》载：周仆射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初下车，隐数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笺疏》上册，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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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第2102—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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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汤先生名著《魏晋玄学论稿》中有《读〈人物志〉》、《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三文，分别论说《人物志》在汉魏思想转变的桥梁作用，王弼的易学与汉代易学尤其是荆州易学的关系，以及王弼对玄学理论的建构和他融和儒道的思想。文载《汤用彤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1页，53—61页，7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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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第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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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第2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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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后汉书》卷六二《荀淑传》，第2049、20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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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后汉纪》卷二五《灵帝纪》，第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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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文心雕龙·论说篇》，杨明照等：《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246页。杨氏以为“务欲”疑有脱文，当作“无务”。引文已据校注径改，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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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后汉书》卷五三《黄宪传》以此语为陈蕃和周举之语，余嘉锡辨正《世说》以“周乘”（字子居）语为确。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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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二章 汉代儒学对道教和佛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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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末期，与儒学对社会影响的减弱形成对比，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开始增强。其实汉代文化本来就带有浓重的巫术和方技色彩，不过在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不登大雅之堂而已。事实上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下层民众，对于儒家所排斥的怪力乱神都颇为认同。因此一旦儒学势力衰微，潜伏于民间的传统信仰和西域传来的佛教信仰便蓬勃兴起，成为影响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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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精确时间不易确定，但是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在汉末佛教已经形成相当影响。在汉代佛教曾被当作黄老神仙崇拜的一个分支，如楚王刘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1)汉桓帝刘志也是“浮图、老子”并祠。(2)但随后佛、道教之间就产生分歧，以致出现了纷争。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真正需要融合的，其实是儒家学说，因为毕竟儒家学说是被社会所认可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所以在早期佛教进行本土化论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吸收了不少儒家伦理思想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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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佛教不同，道教的诸多元素在中国文化中由来已久，但是它演变为组织化宗教团体的时间恰好与佛教在中土兴起同时。道教在吸收各种民间方术的同时，也试图获得来自政治力量的支持。于是它接纳了很多儒家固有的仁义伦理等观念，同先秦道家如老庄等激烈反对仁义的立场颇为不同。这些对仁义伦常的尊重，体现在它的早期典籍之中，确立了道教信仰同官方伦理系统相协调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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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太平经》中的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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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经》成书于汉末，来源较为复杂。《后汉书·襄楷传》记载：“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硃介青首硃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3)《太平清领书》就是《太平经》的前身，虽说是宫崇所授，但显然经过于吉修订。总体看来，《太平经》是燕齐一带方士秘密流传之道书的集合。所以《太平经》包含了诸多的思想流派，诸如黄老、神仙、儒术、方术、医术和艺术等。但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以“道”为本体的系统性信仰。其中所包含道教之外的思想和技术，都是围绕道教的核心观念所展开的辅助性说明。在此我们特地抽取出它同儒家思想相关的部分，来分析汉朝末年儒家同道教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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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负”观念与家族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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