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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26 (290) 参见许倬云:《历史分光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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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28 (291) 按照余英时的“群体自觉”的说法,则交游的盛行又是文人自觉的表征,这种自觉在价值层面表现为士人之间的相互认同,在参与政治上是相互提携,在思想和文化交流上则是对政治与历史的批判和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汉末儒学世家在学术和思想上的衰落,上述所谓的文化力量在汉末是以整个清流士人群体积极参与政治为依托的,而在魏晋时期,这种力量则是以世家大族的文化素养和政治参与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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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30 (292) 《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第27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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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32 (293)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第2688—26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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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34 (294)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第2693—26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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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36 (295) 《世说新语·任诞》,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27页。下引只称《笺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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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38 (296) 《世说新语·简傲》载: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笺疏》下册,第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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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40 (297) 《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笺疏》下册,第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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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42 (298) 《世说新语·言语》载:周仆射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初下车,隐数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笺疏》上册,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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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44 (299)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第2102—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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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46 (300) 汤先生名著《魏晋玄学论稿》中有《读〈人物志〉》、《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三文,分别论说《人物志》在汉魏思想转变的桥梁作用,王弼的易学与汉代易学尤其是荆州易学的关系,以及王弼对玄学理论的建构和他融和儒道的思想。文载《汤用彤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1页,53—61页,7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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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48 (301) 《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第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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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50 (302) 《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第2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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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52 (303) 《后汉书》卷六二《荀淑传》,第2049、20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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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54 (304) 《后汉纪》卷二五《灵帝纪》,第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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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56 (305) 《文心雕龙·论说篇》,杨明照等:《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246页。杨氏以为“务欲”疑有脱文,当作“无务”。引文已据校注径改,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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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58 (306) 《后汉书》卷五三《黄宪传》以此语为陈蕃和周举之语,余嘉锡辨正《世说》以“周乘”(字子居)语为确。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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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64 中国儒学史 第十二章 汉代儒学对道教和佛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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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66 汉代末期,与儒学对社会影响的减弱形成对比,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开始增强。其实汉代文化本来就带有浓重的巫术和方技色彩,不过在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不登大雅之堂而已。事实上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下层民众,对于儒家所排斥的怪力乱神都颇为认同。因此一旦儒学势力衰微,潜伏于民间的传统信仰和西域传来的佛教信仰便蓬勃兴起,成为影响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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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68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精确时间不易确定,但是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在汉末佛教已经形成相当影响。在汉代佛教曾被当作黄老神仙崇拜的一个分支,如楚王刘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1)汉桓帝刘志也是“浮图、老子”并祠。(2)但随后佛、道教之间就产生分歧,以致出现了纷争。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真正需要融合的,其实是儒家学说,因为毕竟儒家学说是被社会所认可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所以在早期佛教进行本土化论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吸收了不少儒家伦理思想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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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570 与佛教不同,道教的诸多元素在中国文化中由来已久,但是它演变为组织化宗教团体的时间恰好与佛教在中土兴起同时。道教在吸收各种民间方术的同时,也试图获得来自政治力量的支持。于是它接纳了很多儒家固有的仁义伦理等观念,同先秦道家如老庄等激烈反对仁义的立场颇为不同。这些对仁义伦常的尊重,体现在它的早期典籍之中,确立了道教信仰同官方伦理系统相协调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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