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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明：《太平经合校》卷一八至三四《解承负诀》，中华书局，1960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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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太平经合校》卷三七，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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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太平经合校》卷三七，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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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太平经合校》卷三七《试文书大信法》，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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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太平经合校》卷一八至三四《解承负诀》，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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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太平经合校》卷四〇《乐生得天心法》，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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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孝经·广扬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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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太平经合校》卷四五《起土出书诀》，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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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太平经合校》卷七三至八五《阙题》，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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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太平经合校》卷七三至八五《阙题》，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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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太平经合校》卷一一四《某诀》，第592—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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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太平经合校》卷一一四《某诀》，第593—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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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太平经合校》卷四七《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第134—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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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梁启超《牟子理惑论辨伪》，否定牟子真有其人，认为此书是后世伪造，内容文字都不佳，“为晋六朝乡曲人不善属文者所作。”吕澂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亦认为“应该属于伪书”。“作者决非汉末时人”，因“当时佛家的学说不会有书内记载的情况”，推定为“约当晋宋之间”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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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弘明集》卷五《沙门不敬王者论》，《大藏经》（精选标点本）卷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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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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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自西汉至东汉历经了前后约四百多年之久，在这期间，汉代儒学经过了西汉初年的复兴时期、汉武帝时的《春秋》公羊学的繁荣时期、汉元帝时的儒学官方统治地位的确立时期、哀平时的儒学变种谶纬泛滥时期、汉章帝时以白虎观经学会议为标志的儒学鼎盛时期和东汉末年的儒学衰颓时期。正如皮锡瑞所说：“（儒家）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后，经学所以极盛者。”(1)云云。汉代儒学确实有一个由恢复到昌盛再到极盛而衰落的历史过程。我们的这部《汉代儒学史》就是按照这一历史发展的线索，描绘了汉代儒学这一盛衰的历史全过程。那么对于大约四百年之久的汉代儒学盛衰史我们又能从中总结出或吸取些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呢？对于这一问题，有些我们已经在书中讨论到了。如汉初为什么会复兴儒家，儒学又为什么会成为汉代官方哲学而赢得“独尊”的统治地位等等，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加以讨论了。至于如此极盛的汉代儒学为什么又会衰颓呢？汉代“独尊儒术”，那么汉代的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元文化还是多元呢？如是多元文化的话，那儒学与其他学术文化的关系又是怎样呢？汉代儒学（今文经学）把孔子神化，把原有的儒学宗教化，那么汉代儒学究竟是不是宗教呢？如尚不是宗教的话，它与一般宗教（如佛教、道教等）又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呢？所有这些问题，在这里似乎尚需要再作一些总结性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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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极盛的汉代儒学为什么会一时衰落的问题，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既有着汉代社会的根源，又有着汉代儒学自身缺陷的原因。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已在《引论》中有所讨论，但有些问题尚待再作一些深入研讨。关于汉代儒学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后汉书·儒林列传》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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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儒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具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门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飨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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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大段的历史记述，说明西汉末年王莽更始之时，曾有一个短时间的“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的时期，之后光武中兴，儒学又得以复兴，“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恢復了昔日的盛况，明帝即位更是“亲行其礼。……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盛况达至空前，所以说“济济乎，洋洋乎”，儒学“盛于永平矣”。接着汉章帝又“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经学会议，并钦定《白虎通义》，可说儒学进入了鼎盛时期。可见，汉代儒学的兴盛是与朝廷的大力支持和提倡分不开的。所以皮锡瑞说“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帝继其后”，儒家经学所以极盛者也。反之，儒学之衰落亦与朝廷之腐败密切相联系。按照《后汉书》的说法，和帝之后“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云云，儒学失去了过去的盛况，而开始凋敝，虽说顺帝又更修了学舍，“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蓋衰矣。”可见，自安、顺开始汉代儒学就走上了衰败之路。“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3)自此汉代儒学更是一蹶不振。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朝廷的腐败，他们不再重视儒学，不再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不再重用儒生，反而排挤、打击、杀戮正直的儒士，闹出了“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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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朝，自和帝起就陷入了外戚、宦官集团的专权和互相纷争之中，他们相互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朝政日趋荒芜。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重用外戚窦宪等人，致使得窦氏奴客横行京师，无恶不作。和帝被困于宫中，就利用宦官郑众的禁军，一举消灭了窦氏势力，自此宦官又参与政事，把持朝政。安帝时，大权掌握在邓太后及其兄弟邓骘手中，待邓太后死后，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人合谋，又消灭了邓氏势力。之后，宦官孙程等人，拥立十一岁的顺帝即位，大权完全落入宦官集团的手中，顺帝则扶植梁皇后之父梁商及其子梁冀以与宦官抗衡。顺帝死后，梁太后与梁冀前后把持冲、盾、桓三帝朝政，尤其是梁冀拜为大将军，曾专权近二十年之久，朝政十分腐败。梁太后死后，桓帝即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消灭了梁氏势力，宦官独揽了朝廷大权，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夺人田地房舍，杀人夺货，无恶不作，权势熏天。可见，东汉王朝末期陷入了宦官、外戚的明争暗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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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朝自和帝开始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势力就互相纷争，交替执掌朝廷大权，互相杀伐，朝政日趋腐败。他们只知道夺权争利，尔虞我诈，沽名钓誉，勾心斗角，社会风气由此大坏。他们道德败坏，儒家的仁义教化本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成为他们手中沽名钓誉、争权夺利的工具。在这种污浊的社会风气之下，不少士子儒生已失去了以往对儒家思想的真诚信念，而堕入虚伪、欺骗、浮夸的泥潭之中。正如《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说：“（顺帝之后）自是游学增盛，……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儒风自然日衰，儒学走上了一条“浮华相尚”之路。东汉中、后期，在外戚、宦官的腐败统治之下，所谓的朝廷察举制度已完全成为骗人的工具，正如《后汉书·宦者曹节传》所说：“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桓帝之后察举更为腐败，犹如《抱朴子·审举》所记，当时人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种虚伪骗人的腐败察举制度，只能引导和鼓励士子儒生们走上自欺欺人的“浮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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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污浊的社会风尚，王符在其《潜夫论》中可说是揭露得淋漓尽致。他说：“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行邪。行与言谬，口与心违。”(4)又说：“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史，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贤不相称。富者称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5)所有这些虚伪、欺诈、骗人的东西充斥社会，充斥朝廷，污染了整个社会风气，儒家名教完全变成了虚假的东西，儒学也就不可能不堕坏。至于一些较为正直的士子儒生，则遭到了排斥、打击、杀戮之祸。当时发生的“党锢”事件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后汉书·党锢列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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