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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20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缙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岺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孙进階、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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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22 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事件。其发生的缘由就是一批较正直的士人儒士，反对朝政的黑暗，宦官的专权，他们“品覈公卿，裁量执政”，讥讽朝政，乃至不隐豪强，秉公办案等等，从而激怒了朝廷，酿成了“党锢”之祸，自此使得东汉末年的社会陷入“正直废放，邪枉炽盛”的黑暗时代。士子儒生集团本是继承与发扬儒学思想载体，他们维系着儒家思想传承与发展的学脉（学统）。而这一集团，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些正直之士，遭到了如此惨烈的“党锢”之祸的打击，自此整个儒学也就不可能不走上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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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24 综上所述，可见东汉盛极一时的儒学的衰颓，除了我们一般所说的儒家经学章句的繁琐(7)和儒学神学化的粗鄙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社会黑暗、朝政腐败、社会风尚的堕落所造成的儒学的浮华，儒者之风日替和正直士子儒生受到排挤、打击（“党锢”之祸）。在这里又一次印证了历史的辩证法——盛极则衰，物极必反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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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26 其二，汉代董钟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得到朝廷的支持，定儒学为官方统治学术，那么汉代的文化究竟是否是儒家一元的呢？还是同时也存在着其他的学术与思想，仍然是多元文化呢？如果是多元文化，那么儒学与其他学术文化的关系又是怎样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很清楚的。汉代的文化仍然是多元的，虽然朝廷确立了儒学为官方统治学术，但同时也承认其他学术与思想的存在。西汉初年，儒学开始复兴，但并未赢得统治地位，朝廷一度采用了黄老之学以治理国家，同时法家的势力亦不小，不少法家人物前后在朝廷中握有大权，如晁错、桑弘羊等人。在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围绕着盐铁的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展开了儒（贤良文学之士）法（桑弘羊）两家的大辩论，当时法家在朝廷中仍然握有着实际的权力。至汉宣帝时，“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业。”(8)所以宣帝总结汉代统治的经验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9)可见直至汉宣帝时朝政仍然是以“霸王道杂之”，即既采用法家的霸道，又采用儒家德政的王道，并不是纯任儒术的。自元、成帝开始，儒家在朝廷中正式确定了官方统治的地位之后，宣扬天人感应、阴阳突异的儒家今文经学思想，成为了办理朝政的指导思想，经学之士则成为朝廷官吏的基本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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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28 即便是在儒学赢得这种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指导学术的情况下，可以说汉代的文化也不是儒家一元的。当时在社会上，至少还流行着这样一些思想：一是道家思想，一是神仙方术后来发展成道教的思想。此外还有从古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等等。道家（黄老学）虽说失去了官方的支持，但在社会上，在一些知识分子中，仍有着相当的势力，仍在发展着。其代表人物有严君平等人。《汉书》卷七二记载说：“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君平卜筮于成都市，……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庄）周之指著书十万余言。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10)其时严君平在蜀传授《老子》，并依老子、庄周之旨，著有《道德旨归》十万余言，宣扬道家思想。扬雄少时从其学，亦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据《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11)具有道家风范，他的著作《太玄》一书，则是《易》、《老》融会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12)很明显，扬雄的思想确是深受着老子道家思想的影响。之后，在东汉时期，大思想家王充更是承继了黄老道家之学，发挥了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抨击了官方儒学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思想。为此，王充十分崇尚黄老之学，他说：“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无为，正身恭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13)由此可见，王充的确是推尊黄老之学的，他把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当做自己理想的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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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30 至于神仙方术思想，在历史上则可追溯到战国中期，其时已有神仙方术之士，宣扬神仙学说，据《史记》记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相信过神仙方士，派人入海寻找仙人与仙药。《史记·封禅书》说：“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海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这种神仙方术思想，至秦、汉时期更为盛行，不仅秦始皇相信，就是汉武帝也深信之。汉代的神仙学更是与黄老之学相结合起来，他们首先把黄帝神仙化，宣扬黄帝最后是登天成仙的。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齐方士公孙卿对武帝说，黄帝是得宝鼎而“仙登于天”的。又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与群臣后宫七十余人俱登天。”(14)可见，西汉时黄帝已被神仙化。之后，东汉时神仙家又把老子加以神仙化。《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说：“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又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这即是说，明帝时的楚王刘英已在自己的宫中设斋祭祀黄帝、老子和浮屠（佛），视黄帝、老子与佛一样加以膜拜了。至桓帝时，桓帝更在宫中“设华盖以祀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15)桓帝并派使臣至陈国苦县祠老子。由此可见，在东汉社会上，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两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即两种新的宗教思想：一是从古印度传来的佛教，一是我国土地上自生的黄老道教。前者佛教，据史书记载大概在西汉末年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左右开始传入中土。此事记录在鱼豢《魏略·西戎传》中，《三国志》裴注引之，其传文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丹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如这一记载确实的话，古印度的佛经在西汉末年（前2）即已开始进入中土，但未曾听说当时已有人信佛，按照一般说法，东汉明帝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信佛教的。据《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说：“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教，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这里所说的明帝梦见金人，并遣使天竺问佛道法等等，自然是一种传说（“世传”），但说明明帝时佛教确已传入中国，楚王刘英则始信其教，并得到明帝的赞许。之后，桓帝又在宫中“祠浮图、老子”，桓帝是佛道两教一起提倡的，于是在朝廷的倡导下，“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这说明朝庭并不排斥外来的思想——古印度的佛教，而是把它与本土的黄老道教一样加以祭祀膜拜。至于黄老道教当时不仅在上层社会中得到了发展，更是在下层民间社会中得到了流行，创建出了两大道教组织：一是太平道，一是五斗米道。这两大民间道教组织都推尊老子，信仰老子思想，成为我国早期道教的代表。以张角为领袖的太平道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最后被统治阶级镇压下去了。而以张陵为代表的五斗米道在汉中得到了发展，之后又发展至长江中下游，成为了影响巨大的全国性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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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3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文化是十分丰富多彩的，虽说儒学被定为官方的学术，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汉代的文化决不是儒学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尤其是东汉时代，在我国土地上自己成长起来的道教和从古印度传来的佛教，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传播和发展，逐步地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并存共生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格局的初型。自此这一文化格局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直至今天。可见汉代的多元文化在构建而后的以儒、佛、道三教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上确是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的。自此，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就是一部主要以儒、佛、道三教文化互相融合，互相吸取，又互相纷争的历史，它们共同推进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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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34 其三，汉代官方儒学（今文经学）把孔子神化，把儒学宗教化，那么汉代的儒学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宗教呢？还是尚没有成为宗教呢？如果并没有成为宗教，那么其原因又是如何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一认真的研讨，才能得以解答。汉代的官方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确实与先秦的原始儒学，尤其是与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天道观上，荀子发挥了孔子的无神论思想倾向，又吸取了道家的天道自然之说，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之天的学说，否定了天有意志的天神说；而董仲舒则一反荀子的无天神思想，大力倡导天有意志，能谴告人君，能赏善罚恶的天神说，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高唱起了尊天神学说，很明显是在把儒学思想神学化、宗教化。之后，在谶纬的思想中，更提出了天帝学说，有所谓“中宫大帝”、“天皇大帝”等等，进一步把天神化。他们还把孔子神化，说孔子是“奉天命为王，为汉制法”，纬书中更把孔子说成是天上的黑帝所生，是天帝的儿子，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都充分地说明汉代的官方儒学，具有浓重的神学性、宗教性。那么汉代的官方儒学是否就是宗教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作简单的回答。就汉代官方儒学宣扬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的力量而言，它确实已经具有了宗教的思想特性，即信仰和敬畏超自然力，超人间力量的存在（神的存在）。然而它又缺乏宗教的另一基本特征，即把世界两重化，相信在现实世界此岸之外，还存在着彼岸世界，存在着人的现世之外的未来世世界。正由于宗教具有着这一基本特征，所以它才能起到慰藉人们心灵的作用，成为安顿人们心灵的精神家园。这也是宗教给予人们的最后的终极的关怀，即人死之后可以升天，进入天堂、佛国，过着极乐世界的生活。这也是宗教本质作用之所在，如果一个宗教不能起到这一作用，那么也就不能称之为宗教。然而，不论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也好，还是谶纬神学亦罢，它们都缺少这一宗教的基本思想特征，所以汉代的官方儒学就这点而言，又不能称之为宗教。可见，儒学与宗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根本差别的。儒学的基本特征是重视现实的世界，专注于现实的人生，其目的是为了治理好现实的社会，讲的是“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治平现实的天下为己任，所以儒家并不讲来世，不讲人死后之世界，不讲天堂地狱。就此就决定了儒学不能成为宗教。汉代儒学虽讲天神，讲天人感应，其目的又是与一般宗教不一样的，它讲尊天神完全是为了证明现实社会的“三纲五常”的合理性、永恒性，以维护现实社会的秩序，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它并不追求来世，不讲人死后的世界。这是与一般宗教有着根本上的差别的。我国的道家学派的思想本来也只是重视现实的社会、现实人生，并不讲人死后的世界，并不是宗教。然而自汉代开始，神仙方士们把老子神化，并把老子的道家思想与神仙学相结合，用老子的宇宙本原—道的学说，从理论上论证超自然、超人间的神仙的存在，论证在理实世界之外有一个逍遥自在、快乐至极的神仙世界的存在，从而把道家思想演变成为道教这一我国土地上自生的宗教。但汉代的儒家仍然坚持的是儒家思想的基本传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他们不追求现实世界之外的来世的生活，这就决定了儒学不能成为宗教。如果儒家放弃了这一传统，也就不成其为儒家了。至于汉代儒家把孔子神化，把儒学神学化，也遭到了来自儒家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抵制和批评：从儒家经学内部说，神化儒学的今文经学受到了古文经学的质疑与抵制，以及儒家扬雄、桓谭等人的批评；从儒家外部说，则有深受道家自然主义思想影响的王充等人的抨击。道家自然主义思潮逐步兴起，最后以魏晋玄学的盛行，取代了神学化的汉代的儒家，成为了思想学术界的时代思潮，宣告了汉代儒家神学在历史上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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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36 (1)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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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38 (2) 《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第2545—2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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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40 (3)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第2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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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42 (4) 王符：《潜夫论·交际》，见《潜夫论笺校正》，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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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44 (5) 王符：《潜夫论·考绩》，见《潜夫论笺校正》，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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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46 (6)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第2185—2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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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48 (7) 《后汉书·艺文志》：“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文心雕龙·论说》：“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言，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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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50 (8) 《汉书》卷八《元帝纪》，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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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52 (9)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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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54 (10) 《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序，第30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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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56 (11) 《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第3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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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58 (12) 扬雄：《太玄赋》，《太玄校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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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60 (13) 《论衡校释》卷十八《自然篇》，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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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62 (14) 《资治通鉴》卷二十《汉纪十二》，中华书局，1956年，第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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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7764 (15) 《后汉书》卷七《恒帝纪》，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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