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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孝经·广扬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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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太平经合校》卷四五《起土出书诀》，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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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太平经合校》卷七三至八五《阙题》，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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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太平经合校》卷七三至八五《阙题》，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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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太平经合校》卷一一四《某诀》，第592—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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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太平经合校》卷一一四《某诀》，第593—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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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太平经合校》卷四七《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第134—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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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梁启超《牟子理惑论辨伪》，否定牟子真有其人，认为此书是后世伪造，内容文字都不佳，“为晋六朝乡曲人不善属文者所作。”吕澂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亦认为“应该属于伪书”。“作者决非汉末时人”，因“当时佛家的学说不会有书内记载的情况”，推定为“约当晋宋之间”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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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弘明集》卷五《沙门不敬王者论》，《大藏经》（精选标点本）卷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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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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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自西汉至东汉历经了前后约四百多年之久，在这期间，汉代儒学经过了西汉初年的复兴时期、汉武帝时的《春秋》公羊学的繁荣时期、汉元帝时的儒学官方统治地位的确立时期、哀平时的儒学变种谶纬泛滥时期、汉章帝时以白虎观经学会议为标志的儒学鼎盛时期和东汉末年的儒学衰颓时期。正如皮锡瑞所说：“（儒家）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后，经学所以极盛者。”(1)云云。汉代儒学确实有一个由恢复到昌盛再到极盛而衰落的历史过程。我们的这部《汉代儒学史》就是按照这一历史发展的线索，描绘了汉代儒学这一盛衰的历史全过程。那么对于大约四百年之久的汉代儒学盛衰史我们又能从中总结出或吸取些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呢？对于这一问题，有些我们已经在书中讨论到了。如汉初为什么会复兴儒家，儒学又为什么会成为汉代官方哲学而赢得“独尊”的统治地位等等，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加以讨论了。至于如此极盛的汉代儒学为什么又会衰颓呢？汉代“独尊儒术”，那么汉代的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元文化还是多元呢？如是多元文化的话，那儒学与其他学术文化的关系又是怎样呢？汉代儒学（今文经学）把孔子神化，把原有的儒学宗教化，那么汉代儒学究竟是不是宗教呢？如尚不是宗教的话，它与一般宗教（如佛教、道教等）又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呢？所有这些问题，在这里似乎尚需要再作一些总结性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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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极盛的汉代儒学为什么会一时衰落的问题，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既有着汉代社会的根源，又有着汉代儒学自身缺陷的原因。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已在《引论》中有所讨论，但有些问题尚待再作一些深入研讨。关于汉代儒学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后汉书·儒林列传》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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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儒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具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门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飨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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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大段的历史记述，说明西汉末年王莽更始之时，曾有一个短时间的“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的时期，之后光武中兴，儒学又得以复兴，“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恢復了昔日的盛况，明帝即位更是“亲行其礼。……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盛况达至空前，所以说“济济乎，洋洋乎”，儒学“盛于永平矣”。接着汉章帝又“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经学会议，并钦定《白虎通义》，可说儒学进入了鼎盛时期。可见，汉代儒学的兴盛是与朝廷的大力支持和提倡分不开的。所以皮锡瑞说“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帝继其后”，儒家经学所以极盛者也。反之，儒学之衰落亦与朝廷之腐败密切相联系。按照《后汉书》的说法，和帝之后“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云云，儒学失去了过去的盛况，而开始凋敝，虽说顺帝又更修了学舍，“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蓋衰矣。”可见，自安、顺开始汉代儒学就走上了衰败之路。“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3)自此汉代儒学更是一蹶不振。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朝廷的腐败，他们不再重视儒学，不再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不再重用儒生，反而排挤、打击、杀戮正直的儒士，闹出了“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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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朝，自和帝起就陷入了外戚、宦官集团的专权和互相纷争之中，他们相互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朝政日趋荒芜。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重用外戚窦宪等人，致使得窦氏奴客横行京师，无恶不作。和帝被困于宫中，就利用宦官郑众的禁军，一举消灭了窦氏势力，自此宦官又参与政事，把持朝政。安帝时，大权掌握在邓太后及其兄弟邓骘手中，待邓太后死后，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人合谋，又消灭了邓氏势力。之后，宦官孙程等人，拥立十一岁的顺帝即位，大权完全落入宦官集团的手中，顺帝则扶植梁皇后之父梁商及其子梁冀以与宦官抗衡。顺帝死后，梁太后与梁冀前后把持冲、盾、桓三帝朝政，尤其是梁冀拜为大将军，曾专权近二十年之久，朝政十分腐败。梁太后死后，桓帝即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消灭了梁氏势力，宦官独揽了朝廷大权，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夺人田地房舍，杀人夺货，无恶不作，权势熏天。可见，东汉王朝末期陷入了宦官、外戚的明争暗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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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朝自和帝开始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势力就互相纷争，交替执掌朝廷大权，互相杀伐，朝政日趋腐败。他们只知道夺权争利，尔虞我诈，沽名钓誉，勾心斗角，社会风气由此大坏。他们道德败坏，儒家的仁义教化本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成为他们手中沽名钓誉、争权夺利的工具。在这种污浊的社会风气之下，不少士子儒生已失去了以往对儒家思想的真诚信念，而堕入虚伪、欺骗、浮夸的泥潭之中。正如《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说：“（顺帝之后）自是游学增盛，……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儒风自然日衰，儒学走上了一条“浮华相尚”之路。东汉中、后期，在外戚、宦官的腐败统治之下，所谓的朝廷察举制度已完全成为骗人的工具，正如《后汉书·宦者曹节传》所说：“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桓帝之后察举更为腐败，犹如《抱朴子·审举》所记，当时人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种虚伪骗人的腐败察举制度，只能引导和鼓励士子儒生们走上自欺欺人的“浮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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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污浊的社会风尚，王符在其《潜夫论》中可说是揭露得淋漓尽致。他说：“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行邪。行与言谬，口与心违。”(4)又说：“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史，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贤不相称。富者称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5)所有这些虚伪、欺诈、骗人的东西充斥社会，充斥朝廷，污染了整个社会风气，儒家名教完全变成了虚假的东西，儒学也就不可能不堕坏。至于一些较为正直的士子儒生，则遭到了排斥、打击、杀戮之祸。当时发生的“党锢”事件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后汉书·党锢列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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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缙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岺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孙进階、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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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事件。其发生的缘由就是一批较正直的士人儒士，反对朝政的黑暗，宦官的专权，他们“品覈公卿，裁量执政”，讥讽朝政，乃至不隐豪强，秉公办案等等，从而激怒了朝廷，酿成了“党锢”之祸，自此使得东汉末年的社会陷入“正直废放，邪枉炽盛”的黑暗时代。士子儒生集团本是继承与发扬儒学思想载体，他们维系着儒家思想传承与发展的学脉（学统）。而这一集团，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些正直之士，遭到了如此惨烈的“党锢”之祸的打击，自此整个儒学也就不可能不走上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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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见东汉盛极一时的儒学的衰颓，除了我们一般所说的儒家经学章句的繁琐(7)和儒学神学化的粗鄙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社会黑暗、朝政腐败、社会风尚的堕落所造成的儒学的浮华，儒者之风日替和正直士子儒生受到排挤、打击（“党锢”之祸）。在这里又一次印证了历史的辩证法——盛极则衰，物极必反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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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汉代董钟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得到朝廷的支持，定儒学为官方统治学术，那么汉代的文化究竟是否是儒家一元的呢？还是同时也存在着其他的学术与思想，仍然是多元文化呢？如果是多元文化，那么儒学与其他学术文化的关系又是怎样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很清楚的。汉代的文化仍然是多元的，虽然朝廷确立了儒学为官方统治学术，但同时也承认其他学术与思想的存在。西汉初年，儒学开始复兴，但并未赢得统治地位，朝廷一度采用了黄老之学以治理国家，同时法家的势力亦不小，不少法家人物前后在朝廷中握有大权，如晁错、桑弘羊等人。在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围绕着盐铁的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展开了儒（贤良文学之士）法（桑弘羊）两家的大辩论，当时法家在朝廷中仍然握有着实际的权力。至汉宣帝时，“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业。”(8)所以宣帝总结汉代统治的经验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9)可见直至汉宣帝时朝政仍然是以“霸王道杂之”，即既采用法家的霸道，又采用儒家德政的王道，并不是纯任儒术的。自元、成帝开始，儒家在朝廷中正式确定了官方统治的地位之后，宣扬天人感应、阴阳突异的儒家今文经学思想，成为了办理朝政的指导思想，经学之士则成为朝廷官吏的基本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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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儒学赢得这种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指导学术的情况下，可以说汉代的文化也不是儒家一元的。当时在社会上，至少还流行着这样一些思想：一是道家思想，一是神仙方术后来发展成道教的思想。此外还有从古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等等。道家（黄老学）虽说失去了官方的支持，但在社会上，在一些知识分子中，仍有着相当的势力，仍在发展着。其代表人物有严君平等人。《汉书》卷七二记载说：“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君平卜筮于成都市，……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庄）周之指著书十万余言。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10)其时严君平在蜀传授《老子》，并依老子、庄周之旨，著有《道德旨归》十万余言，宣扬道家思想。扬雄少时从其学，亦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据《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11)具有道家风范，他的著作《太玄》一书，则是《易》、《老》融会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12)很明显，扬雄的思想确是深受着老子道家思想的影响。之后，在东汉时期，大思想家王充更是承继了黄老道家之学，发挥了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抨击了官方儒学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思想。为此，王充十分崇尚黄老之学，他说：“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无为，正身恭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13)由此可见，王充的确是推尊黄老之学的，他把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当做自己理想的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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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神仙方术思想，在历史上则可追溯到战国中期，其时已有神仙方术之士，宣扬神仙学说，据《史记》记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相信过神仙方士，派人入海寻找仙人与仙药。《史记·封禅书》说：“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海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这种神仙方术思想，至秦、汉时期更为盛行，不仅秦始皇相信，就是汉武帝也深信之。汉代的神仙学更是与黄老之学相结合起来，他们首先把黄帝神仙化，宣扬黄帝最后是登天成仙的。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齐方士公孙卿对武帝说，黄帝是得宝鼎而“仙登于天”的。又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与群臣后宫七十余人俱登天。”(14)可见，西汉时黄帝已被神仙化。之后，东汉时神仙家又把老子加以神仙化。《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说：“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又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这即是说，明帝时的楚王刘英已在自己的宫中设斋祭祀黄帝、老子和浮屠（佛），视黄帝、老子与佛一样加以膜拜了。至桓帝时，桓帝更在宫中“设华盖以祀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15)桓帝并派使臣至陈国苦县祠老子。由此可见，在东汉社会上，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两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即两种新的宗教思想：一是从古印度传来的佛教，一是我国土地上自生的黄老道教。前者佛教，据史书记载大概在西汉末年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左右开始传入中土。此事记录在鱼豢《魏略·西戎传》中，《三国志》裴注引之，其传文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丹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如这一记载确实的话，古印度的佛经在西汉末年（前2）即已开始进入中土，但未曾听说当时已有人信佛，按照一般说法，东汉明帝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信佛教的。据《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说：“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教，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这里所说的明帝梦见金人，并遣使天竺问佛道法等等，自然是一种传说（“世传”），但说明明帝时佛教确已传入中国，楚王刘英则始信其教，并得到明帝的赞许。之后，桓帝又在宫中“祠浮图、老子”，桓帝是佛道两教一起提倡的，于是在朝廷的倡导下，“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这说明朝庭并不排斥外来的思想——古印度的佛教，而是把它与本土的黄老道教一样加以祭祀膜拜。至于黄老道教当时不仅在上层社会中得到了发展，更是在下层民间社会中得到了流行，创建出了两大道教组织：一是太平道，一是五斗米道。这两大民间道教组织都推尊老子，信仰老子思想，成为我国早期道教的代表。以张角为领袖的太平道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最后被统治阶级镇压下去了。而以张陵为代表的五斗米道在汉中得到了发展，之后又发展至长江中下游，成为了影响巨大的全国性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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