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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文化是十分丰富多彩的，虽说儒学被定为官方的学术，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汉代的文化决不是儒学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尤其是东汉时代，在我国土地上自己成长起来的道教和从古印度传来的佛教，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传播和发展，逐步地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并存共生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格局的初型。自此这一文化格局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直至今天。可见汉代的多元文化在构建而后的以儒、佛、道三教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上确是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的。自此，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就是一部主要以儒、佛、道三教文化互相融合，互相吸取，又互相纷争的历史，它们共同推进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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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汉代官方儒学（今文经学）把孔子神化，把儒学宗教化，那么汉代的儒学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宗教呢？还是尚没有成为宗教呢？如果并没有成为宗教，那么其原因又是如何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一认真的研讨，才能得以解答。汉代的官方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确实与先秦的原始儒学，尤其是与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天道观上，荀子发挥了孔子的无神论思想倾向，又吸取了道家的天道自然之说，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之天的学说，否定了天有意志的天神说；而董仲舒则一反荀子的无天神思想，大力倡导天有意志，能谴告人君，能赏善罚恶的天神说，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高唱起了尊天神学说，很明显是在把儒学思想神学化、宗教化。之后，在谶纬的思想中，更提出了天帝学说，有所谓“中宫大帝”、“天皇大帝”等等，进一步把天神化。他们还把孔子神化，说孔子是“奉天命为王，为汉制法”，纬书中更把孔子说成是天上的黑帝所生，是天帝的儿子，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都充分地说明汉代的官方儒学，具有浓重的神学性、宗教性。那么汉代的官方儒学是否就是宗教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作简单的回答。就汉代官方儒学宣扬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的力量而言，它确实已经具有了宗教的思想特性，即信仰和敬畏超自然力，超人间力量的存在（神的存在）。然而它又缺乏宗教的另一基本特征，即把世界两重化，相信在现实世界此岸之外，还存在着彼岸世界，存在着人的现世之外的未来世世界。正由于宗教具有着这一基本特征，所以它才能起到慰藉人们心灵的作用，成为安顿人们心灵的精神家园。这也是宗教给予人们的最后的终极的关怀，即人死之后可以升天，进入天堂、佛国，过着极乐世界的生活。这也是宗教本质作用之所在，如果一个宗教不能起到这一作用，那么也就不能称之为宗教。然而，不论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也好，还是谶纬神学亦罢，它们都缺少这一宗教的基本思想特征，所以汉代的官方儒学就这点而言，又不能称之为宗教。可见，儒学与宗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根本差别的。儒学的基本特征是重视现实的世界，专注于现实的人生，其目的是为了治理好现实的社会，讲的是“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治平现实的天下为己任，所以儒家并不讲来世，不讲人死后之世界，不讲天堂地狱。就此就决定了儒学不能成为宗教。汉代儒学虽讲天神，讲天人感应，其目的又是与一般宗教不一样的，它讲尊天神完全是为了证明现实社会的“三纲五常”的合理性、永恒性，以维护现实社会的秩序，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它并不追求来世，不讲人死后的世界。这是与一般宗教有着根本上的差别的。我国的道家学派的思想本来也只是重视现实的社会、现实人生，并不讲人死后的世界，并不是宗教。然而自汉代开始，神仙方士们把老子神化，并把老子的道家思想与神仙学相结合，用老子的宇宙本原—道的学说，从理论上论证超自然、超人间的神仙的存在，论证在理实世界之外有一个逍遥自在、快乐至极的神仙世界的存在，从而把道家思想演变成为道教这一我国土地上自生的宗教。但汉代的儒家仍然坚持的是儒家思想的基本传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他们不追求现实世界之外的来世的生活，这就决定了儒学不能成为宗教。如果儒家放弃了这一传统，也就不成其为儒家了。至于汉代儒家把孔子神化，把儒学神学化，也遭到了来自儒家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抵制和批评：从儒家经学内部说，神化儒学的今文经学受到了古文经学的质疑与抵制，以及儒家扬雄、桓谭等人的批评；从儒家外部说，则有深受道家自然主义思想影响的王充等人的抨击。道家自然主义思潮逐步兴起，最后以魏晋玄学的盛行，取代了神学化的汉代的儒家，成为了思想学术界的时代思潮，宣告了汉代儒家神学在历史上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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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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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第2545—2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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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第2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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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符：《潜夫论·交际》，见《潜夫论笺校正》，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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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符：《潜夫论·考绩》，见《潜夫论笺校正》，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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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第2185—2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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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汉书·艺文志》：“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文心雕龙·论说》：“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言，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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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汉书》卷八《元帝纪》，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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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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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序，第30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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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第3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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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扬雄：《太玄赋》，《太玄校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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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论衡校释》卷十八《自然篇》，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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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资治通鉴》卷二十《汉纪十二》，中华书局，1956年，第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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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后汉书》卷七《恒帝纪》，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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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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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卷》是汤一介先生主编的《中国儒学史》的一部分。这一写作任务多年前就交给了我，要我来完成。说老实话，我对两汉儒学史并没有多少研究，而两汉儒学史的内容又十分丰富和复杂，很多问题都缺乏研究。而我已年过古稀，要我完成这一任务确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这样我只得邀请两位较年轻的同事，一位是苏州大学的聂保平博士，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聂清博士，与我共同来完成这一撰写任务。由于聂保平博士以往接触两汉的思想资料较多，所以他担当了主要的写作任务，完成了第四、五、六、七、八、十、十一章共七章的工作，聂清博士则负责前三章和第九、十二章的写作，我自己只写了《引论》和《结语》，最后做了统稿的工作。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三人经常互相讨论，对一些问题作了反复的研讨。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书中如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望时贤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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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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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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