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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人物都是“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所以可以通过这些来寻察人物之本。由于人物所含的形质不同，所以才性也有中庸、偏至等不同。在刘劭看来，中庸之德是“其质无名”的。这种中庸之德，他又称作“中和”。“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这是说圣人的本性是平淡的，因此不能用某一具体的、固定不变的质去称谓他，因为他的本性不是由某种固定不变的质构成，而是由各种质加在一起的中和。正因如此，圣人的本性才具有“咸而不碱，淡而不，质而不缦，文而不缋”的特点，这样才能把各种各样的质性的人调和在一起，以适应社会的各种变化。刘劭“中庸之德其质无名”的思想，看到了人才问题上的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是对人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从哲学上看，名理学家们讨论的人物理论，纳入了“其质无名”的道家系统，后来的何晏、王弼正是从这一点上突破了传统的理论架构，从人物质性的“无名”，扩展到对天地万物的认识，从而导致了魏晋玄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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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注重的经典主要有《老子》、《庄子》和《周易》，这在当时被称作“三玄”。虽然当时的玄学家对《论语》、《周易》等儒家著作都有注解，但这种注解都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他们试图调和儒道，会通名教与自然，以使其适应魏晋时期社会、政治和人生的需要。从理论上来看，魏晋玄学在内容、趋向和方法上，都是对汉代经学和汉代哲学思想的突破。因此，相对两汉经学来说，魏晋玄学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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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和经学属于两种理论体系，其思想内容和方法均有不同。大体来说，汉代经学又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今文经学注重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其弊端是把经学神秘化和宗教化。古文经学则注重从名物训诂角度来解释经典，其弊端是把经学烦琐化和教条化。而玄学就是在这些弊端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玄学形成初期，就受到了旧有的经学思想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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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魏书·管辂传》注引《辂别传》说：“若欲差次老、庄而参爻象，爱微辩而兴浮藻，可谓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末也。”这是管辂对何晏《易》学的评论，认为其用老庄来谈论爻象，是喜微辩而兴浮华，就如射侯之巧不能破秋毫之末一样无用。管辂的易学还属于汉代的象数易学系统，其认为谈《易》应当“步天元，推阴阳，探玄虚，极幽明”。因此，他对何晏的《易》学嗤之以鼻，认为其是华而不实、虚而无用之说。他对何晏的评价是“说老、庄则巧而多华，说《易》生义则美而多伪”。这是新旧学说冲突的具体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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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劭《王弼传》说：“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汤用彤先生说：“融之学不知果如何。但融之叔祖爽有《易》注。其叔悦谓爽书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而虞翻谓諝之注有愈俗儒。清人类言虞氏主消息，荀氏主升降，均汉《易》也。……融之从子菘，东晋初请置郑《易》博士，则亦重旧《易》者。按魏晋恒家世其学，荀氏治《易》者如爽，如凯，如菘，均主旧学。然则荀融之《易》，恐亦本之汉儒。”荀融对于王弼《易》学的批判是新旧学说冲突的又一表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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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不但在理论上与旧思想体系发生冲突，而且在现实政治中也受到政敌的压制和排斥。《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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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论及时政，肃正色曰：“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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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是当时的经学大家，本来在经学上，有革新之义，但与玄学家比起来，又大显不足，故他把何晏等人比作西汉佞臣弘恭、石显，除政治斗争因素外，亦有思想的激进与保守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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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东晋，著有《春秋穀梁传集解》的经学大家范宁对玄学也作了强烈的批评，《晋书·范宁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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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乃著论曰：……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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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宁认为，何晏、王弼蔑弃经典，不遵礼度，游辞虚说，贻误后人，遂使儒学沉沦，中原倾覆。因此，他作《穀梁集解》扶持名教，抵制虚浮。这是经学与玄学冲突的又一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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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汉魏之际代表新学思潮的玄学主要盛行于荆州和江东一带，而旧学则主要集中在关中、洛阳等地。曹操吞并荆州之后，荆州学风北传。后来东晋南迁，这种学风又随政权南移，而北方仍以旧学为主。随后是南北的长期对立，这种对立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是思想上的。直到隋唐统一天下，这种对立的学风才逐渐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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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思想的多元化发展及其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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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思潮广为流行，但并没有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样独尊玄学。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儒、玄、道、佛等思想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于佛教的传入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因素，从而刺激了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发展，因此，三教的冲突与融合也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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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汉末年经学衰落，人们试图在儒家之外寻找统治国家的理论，因此，在这时期有不少人开始从事先秦诸子的研究。当时名、法、墨、纵横、兵家等思想学说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复兴。在这几种学说中，法家和名家都曾受到重视。东汉末年，名教衰微，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号召力。当时魏、蜀之治皆以法家作为指导思想。《晋书·傅玄传》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三国志·魏书·杜恕传》也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这些都反映了法家在当时的影响。法家之外，还有名家。《晋书·隐逸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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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鲁胜）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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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胜看来，名家对于政治教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对《墨经》作注，并集出《刑》《名》两篇。此刑名即形名之学。《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说：“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除了法家、名家之外，纵横家、兵家等思想也有不同程度的复兴。如《钟会传》引何劭《王弼传》说：“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推，每与弼语，常屈弼。”西晋王衍亦“好论纵横之术”。兵家方面有曹操、沈友等人的《孙子兵法注》、诸葛亮的《兵要》等书。由此可以看出汉末魏晋时期诸子之学的复兴情况，这也反映了儒家独尊地位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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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魏晋时期虽然式微，但也并非没有发展。这种发展首先表现在经学上。东汉末年，儒家官方经学虽然遭到极大的破坏，但私人经学却兴盛起来，其代表人物当首推郑玄。郑玄曾师事马融，精通今古文经学，著作百余万言。《后汉书·郑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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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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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在当时影响很大，学生遍于天下。王粲说：“世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20)当时与郑玄经学并存的还有荀爽、虞翻的《易》学。荀属费氏《易》，虞为孟氏《易》，皆属汉代旧学。此外，荆州学派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当时战乱频繁，刘表统治的荆州地区相对安定，因此，不少学者都到那里避难，著名的如宋忠、綦毋闿等人。刘表还组织学者撰定五经章句，“删减浮辞，芟除烦重”，谓之“后定”。王粲、王肃、尹默、李仁等人皆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后来王肃独自成学，专与郑学相抗，从而形成了郑、王对抗的局面。《三国志·王肃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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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於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时乐安孙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叔然驳而释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注书十余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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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王之学虽然对立，但基本上还是汉代经学的延续。随着玄学的兴起，经学也开始受到玄学的影响。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与《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以及黄侃的《论语义疏》等都是这一时期玄学化经学的代表，其特点是在解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融入道家思想，重在义理，不重章句。除上面所说之外，这时期经学的重要著作还有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干宝的《周易注》等。经学之外，还有一些较为重要的著作也体现了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成就，如裴的《崇有论》、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刘昼的《刘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