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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称帝第二年，即黄初二年（221），下诏修复孔庙，诏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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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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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修复孔庙，封孔子后裔为侯，并在孔庙之外，广为屋室以居学者，这说明曹魏政权开始儒家化。不久，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说：“从初年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五经课试法，《三国志》不载，唐杜佑《通典》略有所记。《通典》卷五十三说：“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经者，听须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掌故满二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太学始开，便有弟子数百人，后达千数。这种“五经课试法”，完全采取了以儒学经典取仕的办法，虽然因“中外多事，人怀避就”，志学之士遂复凌迟，效果不佳，但它却是曹魏政权企图恢复儒学的最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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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五年，文帝崩，曹叡继位，是为明帝。魏明帝更尊崇儒学，在他继位的第二年（太和二年，228），便下诏郡国以经学贡士。其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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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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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明确提出儒学是“王教之本”，“贡士以经学为先”，标志魏晋政权从名法之治向以经术治国的转化。太和四年，明帝又下诏课试郎吏，策试罢退浮华，企图用儒学抑黜已经出现的浮虚不实的学风，其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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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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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又下诏制礼作乐，议定“庙乐及舞”，改“太予乐”为“太乐”；置崇文观，从王肃议“禘祫之礼”；改正朔服色，改太和历为景初历，“以明受命之运”；宽简刑狱，议定科令；使刘劭作《都官考课法》考核百官；继绝兴嗣，举郑玄之孙郑小同为侍中，等等。在曹魏诸帝中，魏明帝崇奖儒学是最突出的，他唯恐儒术不彰，六经绝续，故在他驾崩的前一年，还下诏科郎吏从当时硕儒受经。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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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初中，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恐无能传业者。乃诏曰：“昔先圣既没，而其遗言余教，著于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斯须离者也。末俗背本，所由来久。故闵子讥原伯之不学，荀卿丑秦世之坑儒，儒学既废，则风化曷由兴哉？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昔伏生将老，汉文帝嗣以晁错；穀梁寡畴，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高堂隆）、散骑常侍林（苏林）、博士静（秦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可不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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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曹丕称帝建魏以至灭亡，凡四十六年。实际上曹魏政权的建立主要是靠曹操以武力统一北方。从东汉建安元年（196）起，曹氏便逐渐掌握了实际上的军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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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帝曹叡死后，齐王芳继位，改元正始。曹芳继位时年仅七、八岁，由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曹魏的政权又转移到司马氏手中。从齐王正始元年至魏元帝咸熙二年（240—265）是曹魏政权名存实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二十六年中，思想意识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先是曹爽专权，爽喜尚浮华，与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以玄风相扇，曾一度蔚为风气。玄学的创始者何晏、王弼的主要活动及著述均发生在这一时期。玄学主要在一部分名士之间发生影响，而对曹魏政权及同时的蜀、吴政权并未发生重大影响，也并未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常为学术界所忽视。在何、王著述玄论的同时，官方所注意的仍是儒学。据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载，何晏作《道德论》在正始五年（244）前后，王弼则卒于正始十年。这期间，儒学却相当活跃。正始六年，卫尉刘靖上疏，请整顿太学并陈儒训之本，其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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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学者，治乱之轨仪，圣人之大教也。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尊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阐弘大化，以绥未宾；六合承风，远人来格。此圣人之教，致治之本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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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朝廷立王朗《易传》于学官，为振兴儒教，重书古文、篆、隶三种并刻三体石经，写《春秋》、《尚书》二部，又写《左氏》，共三十五碑。魏末诸帝皆好儒学，魏齐王芳、高贵乡公曹髦、元帝曹奂等，虽然在他们当位时，大权旁落，但都主张以经学治国。曹髦屡幸太学，常与诸儒讲论经义，并亲率群司，躬行古礼，尊王祥、郑小同等当时名儒为三老五更，其在诏书中说：“夫养老兴教，三代所以树风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致敬，乞言纳诲，著在惇史，然后六合承流，下观而化。易妙简德行，以充其选。关内侯王祥，履仁秉义，雅志淳固。关内侯郑小同，温恭孝友，帅礼不忒。其以祥为三老，小同为五更。”(13)按儒家之《礼》，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币。“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14)此皆反映对儒学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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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曹魏政权虽以曹操的名法之治起家，但一经掌握了政权，便开始转向儒学，并使政权儒家化，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基本立足点。不仅曹魏政权如此，三国时期蜀、吴政权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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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蜀汉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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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向以忠义或道义自许，实际上在刘备身上比曹氏父子确实有更浓厚的儒家风格。刘备常以复兴汉室为己任，当曹丕称帝的消息传到巴蜀，刘备便为汉献帝制服发丧，以汉室后裔的名义称尊继位，并立国号为汉，企图仍以儒学维系人心。历史上也多称刘备忠诚仁厚，以礼义为先。辅佐刘备治国的丞相诸葛亮亦忠节之士。虽然在其治蜀过程中，亦用名法，但从整体看来，他的鞠躬尽瘁与忠义精神，多显出儒家特色。他的澄清吏治、劝民农桑、应权通变、信赏必罚等内政外交政策又贯穿了法家的治术。因此，可以说诸葛亮是把法家治术融合到儒学治本的精神中，是三国时期吸收法家思想的儒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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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武三年（223），刘备病笃，临死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答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15)刘备重贤才，诸葛亮重忠节，这表现的都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综观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诫子》，都反映了儒学的面貌。其《诫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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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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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致醉，无致迷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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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强调“修身”、“养德”、“明志”、“好学”、“励精”、“治性”、“接世”、“惜时”、“合礼致情”等，均是儒家所汲汲追求的。在刘备、诸葛亮的影响下，魏正始年间的玄学之风，终未扇及巴蜀之地，相反却出现许多正统的儒学之士，如杜微、杜琼、许慈、胡潜、孟光、卻正、耒敏、尹默、李譔、谯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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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蜀汉政权的建设中，也多用儒学指导。刘备初定蜀，便置儒林校尉、典学校尉、劝学从事等官，以推行经术。特别是蜀汉偏安西南，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设立博士。“先主定益州，使尹默领牧，以为劝学从事，以默为仆（射），以《左氏传》授后主……子宗传其业，为博士”。(17)“延熙元年，后主立太子，以李譔为庶子，迁为仆（射），转中散大夫、右中郎将，犹侍太子。……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18)孟光从中原入蜀，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刘备定益州，拜为议郎，与许慈等并掌朝廷礼仪制度，后迁大司农；来敏亦由中原入蜀，涉猎群书，雅好儒学，尤善《左氏春秋》，特精于《仓》、《雅》训诂。初从刘备，为典学校尉，及立太子，以为家令，后为虎贲中郎将。其子忠，亦博览经学，以经术协赞姜维。维善之，以为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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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领益州牧，以西南大儒谯周为劝学从事。谯周是巴西西充国人，以儒学传世。其父善《尚书》，兼通诸经。周亦精研六经，尤善书札。著有《论语注》、《五经然否论》、《古史考》、《五教》、《丧服图》、《礼祭集志》、《后汉纪》、《蜀本纪》、《益州志》等十多种。(19)亮卒，蒋琬领益州刺史，徏周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后主立太子，亦以周为仆，转家令，以儒学教太子。后迁光禄大夫，位亚九列，“周虽不与政事，以儒行见礼，时访大议，则据经以对，而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20)从上述可知，蜀汉政权重用儒士并与儒学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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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吴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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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称帝后十年，孙权改元黄龙，称帝于武昌，旋迁建业。孙权得有江东，是由于其继承其父孙坚、其兄孙策所奠定的基业，而建立起东吴政权。东吴政权初建时，所依靠的多是北方人，如张昭、鲁肃、周瑜、程普、吕蒙等。这些人死后，才逐渐起用顾、陆、朱、张等江南吴郡大姓。由于东吴政权地处东南，与中原的交通比巴蜀方便，经济上的开发也比巴蜀为早，故在文化上比蜀地发达，在三国中，不下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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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政权在政治上与魏、蜀两国亦有不同特点。魏以名法起家，在制度上多承汉制；蜀以汉室宗亲起家，但偏安西南，地势与中原割绝，政治上也较封闭；而吴则凭借孙权父兄的武力经营，依靠旧部推行世将法，赐奉邑、赐复、赐田宅等制度，由此逐渐形成吴地大姓，靠几大势力集团的联姻关系维持政权，与中原地区大姓一起，成为门阀世族的前身。陆机《乐府·吴趋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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