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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皇自富春，矫手顿世罗。邦彦应运兴，粲若春林葩。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淑美难穷纪，商榷为此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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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所谓“四姓”，即上面所述朱、张、顾、陆。《世说新语·赏誉下》注引《吴録士林》说：“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可见，孙吴所属，号称多士，吴郡之地，人文会萃，而儒家者流，盖“粲若春林葩”。其儒风所扇，产生“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的文化传统。东吴政权重门第，而维持门第繁荣的最好手段则是文德与武功，故东吴多以经术传世者。其政权亦显示了儒学的特色。如东吴大儒陆绩、虞翻、韦昭等皆受孙吴政权的礼遇，孙权周围的名臣如张昭、顾雍、诸葛谨等亦博览经籍、兼采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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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字子布，彭城人，生平博览群书，尤精《左氏春秋》。孙策慕其才学，辟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并以师友之礼待之。策临亡，以弟孙权托昭，深得孙权雅重。曾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孙权继立后，曾使张昭、孙绍、滕胤、郑礼等，采周汉之制撰定朝仪。“权尝问卫尉严畯：‘宁念小时所闇书不？’畯因诵《孝经·仲尼居》。昭曰：‘严畯鄙生，臣请为陛下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咸以昭为知所诵”。(22)其博通儒学经传可知。卫尉严畯亦以儒学名世，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著有《孝经传》。避乱江东，与诸葛谨、步骘齐各友善，其于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补益。张昭进之孙权，深得重用。先为骑都尉、从事中郎。权称尊号，擢为卫尉，使至蜀，诸葛亮深善之，后为尚书令。孙权重用儒臣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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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雍为相十九年，与张昭、诸葛谨等都是东吴政权的核心人物，主张损狱轻刑，恭敬为节，颇有儒臣之风。其子邵亦承父风，博览书传，少与其舅陆绩齐名。妻策女，起家为豫章太守。礼贤儒士，优待其后，“禁其淫祀非礼之祭者，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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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谨是孙权谋臣，曾拜为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谨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权亦重之，大事咨访。“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其才虽不及弟，“而德行尤纯”，“妻死不改娶，有所爱妾，生子不举，其笃慎皆如此”。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儒风淳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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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三大名儒陆绩、虞翻、韦昭，也深得孙吴政权的重视。此三人均生吴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江东儒学的水平。陆绩字公纪，吴郡吴人。初，孙策在吴，尝与张昭、张纮、秦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绩年少末座，遥大声言曰：“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令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绩虽童蒙，窃所未安也。”(25)其服膺儒教如此，昭等异焉。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博学多闻，星历算术，无不统览。孙权统事，辟为奏曹掾，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加偏将军。绩有足疾，又志在儒雅，故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有《周易述》、《周易日月变例》、《太玄经注》、《浑天图》、《京房易传注》、《积真杂占条例》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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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先从王朗为功曹，后投孙策，出为富春长。孙权以为骑都尉，性疏直，善于尽言，常犯颜谏争，故被孙权徙放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虞翻博通六经，尤精于《周易》，自其高祖虞光至翻，累世治《易》，世传其业。据《释文·叙录》、《隋志》、《唐志》等文献所载，虞翻著述甚多，著有：《周易注》、《周易日月变例》、《京氏律历注》、《周易集林律历》、《论语注》、《孝经注》、《郑注五经违失事因》、《春秋外传国语注》、《太玄经注》、《川渎记》、《老子注》等十余种，可惜大部亡佚。现仅存《奉上易注》、《奉郑玄解尚书违失事因》部分佚文，保存在裴松之《三国志》注中。从这些佚文中可知，虞翻对《周易》经传精研甚深，对历代《周易》注家如荀谞、马融、郑玄、宋忠等皆有纠正，“所览诸家解不离流俗，义有不当实，辄悉改定，以就其正”。对郑玄所注《尚书》及马融《尚书》训注也多所批评，认为“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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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通儒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能属文，从丞相掾。孙权即尊位，使昭依古义改立东吴礼乐，制《铙歌》十二曲，以述功德受命。后迁太子中庶子。会稽王孙亮继位，表昭为太史令，与儒士华覈、薛莹等共撰《吴书》，其以儒学，得与史官。孙休践祚，以韦昭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昭以刘向故事校定群书。其任太子中庶子时，著《博奕论》，以儒道戒太子。其论说：“……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奕，废事弃业，……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贞纯之名彰也。”(28)其儒学之意可知。孙皓即位，以儒学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因孙皓欲为其父和作纪，昭执以和不登帝位，宜名为传。又不信瑞应，渐见责怒，收昭付狱。昭在狱中作《官制训》及《辨释名》，以正当时官爵乖误。又因古历错缪，寻按传记，考合异同，作《洞纪》以纠其缪。著述甚丰，博通经史，著有《汉书音义》七卷、《吴书》五十五卷、《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二卷、《孝经解赞》一卷、《洞纪》四卷、《官仪职训》一卷、《辨释名》、《三吴郡国志》、《与朱育等毛诗答杂问》七卷、《博奕论》、《集》、《录》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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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东吴三大儒及孙吴政权的核心人物崇奉儒学外，尚有一大批朝臣亦儒士出身，并得到孙氏政权的重用。如阚泽、唐固、谢承、程秉等均以儒术进身。阚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究览群籍，兼通历数。权称尊号，以泽为尚书。嘉禾中，为中书令、加侍中，拜太子太傅。曾为朝廷简化礼文，推行出入。“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官，为制行出入及见宾仪”。(30)又著《乾象历注》以正时日。每有朝廷大议或经传所疑，则咨访之，孙权亦常从其议。其所受礼遇如此，故虞翻称其为：“阚生矫杰，盖蜀之扬雄”；“阚子儒术德行，亦今之仲舒也。”(31)阚谦恭笃慎，动必依礼，行而有正，“以儒学勤劳，封都乡侯”。其卒，“权痛惜感悼，食不进者数日”，其尊儒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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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阚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有《国语注》、《公羊传注》、《穀梁传注》等，讲授常数十人。“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黄武四年为尚书仆射，卒。”(32)汝南程秉，亦从儒学进。秉曾师事汉末大儒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孙权闻其名儒，以礼征，拜太子太傅，深见优礼。权为太子孙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于吴。秉进言孙登说：“婚姻人伦之始，王教之基，是以圣王重之，所以率先众庶，风化天下，故《诗》美《关雎》，以为称首。愿太子尊礼教于闺房，在《周南》之所咏，则道化隆于上，颂声作于下矣。”(33)其重礼教如此。病卒官，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等凡三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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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政权的儒学之风，至景帝孙休时尤显突出。孙休优膺儒教，志善好学，“锐意于典籍”，常与韦昭及博士盛冲讲论道艺。永安元年曾下诏兴学，命置学官并立五经博士。其诏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34)又下劝农桑诏：“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只是当时孙吴政权已趋没落，所倡兴学之议更难推行，其死后，孙皓即位。皓穷淫极侈，滥用刑罚，肆行残暴，东吴政权遂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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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蒋济及其《万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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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今安徽怀远）人。生年不详，卒于魏齐王芳嘉平元年（249）。曹操时辟为丞相，主簿西曹属，深得曹操重用。操曾嘱令于蒋，称“舜举皋陶，不仁者远；藏否得中，望于贤属矣”，说明曹操对他的希望很大。蒋济仕历四世（曹操、曹丕、曹叡、曹芳），累迁要职，生性孤直，敢言直谏。魏文帝时，入为散骑常侍。时文帝钟爱征南将军夏侯尚，在诏书中称“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夏侯尚以诏示济，济深忌之。恰遇文帝，文帝问他对天下风教如何看法？济对曰：“未有他善，但见亡国之语耳。”(35)他把文帝给夏侯尚的诏书，敢于直称“亡国之语”，可见其亮直敢言。他对文帝诏书的批评，反映了儒家对君臣关系的看法，即反对大臣擅权和滥用刑罚，因此对文帝诏书中“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名之为“亡国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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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帝继位，赐爵关内侯。时明帝欲专任中书监，以统朝政，蒋济既反对大臣擅权，于是又上疏指陈专任一官之弊，他在表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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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也。……若此，藏否毁誉，必有所兴，功负赏罚，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则有弄机败官之弊。当今柱石之士虽少，至于行称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职，可并驱策，不使圣明之朝有专吏之名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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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济反对专任一官的目的，在于主张君主要兼听任贤，不塞忠谏之路，使政治趋于合理，以达社会清明。为此，他反对耗用民财，主张使民以时。景初中，明帝对外用兵，对内大兴土木，而年景又饥俭，蒋济上疏呼吁“今其所急，唯当息耗百姓，不至其弊”。主张“凡使民必须农隙，不夺其时”，一切都要量民力而行。这些思想当然均属儒学传统，正统儒家思想，向以百姓疾苦，政治清平为念。而曹魏后期，由于玄风所扇，职官多不亲所司，蒋济与曹爽、何晏、丁谧、邓飏等人不睦，正反映出儒学与玄学的矛盾。魏齐王芳即位，济为领军将军，进爵昌陵亭侯，迁太尉。是时曹爽秉政，又轻改法度，会有日蚀之变。诏群臣议其得失。蒋济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应该引起君臣的戒惕，朝廷用人应该敬慎其类，防止比周与朋党之私；国家法度的更改应有利于民，有益于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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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齐侯问灾，晏婴对以布惠；鲁君问异，臧孙答以缓役。应天塞变，乃实人事。今二贼未灭，将士暴露已数十年，男女怨旷，百姓贫苦。夫为国法度……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终无益于治，适足伤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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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蒋济虽然也打着天人感应的祥瑞之说，但其重心在强调人事。以舜佐尧、周公辅政均戒慎于比周朋党之鉴，影射当时辅政的曹爽有用人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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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之际多尚权谋，重法任诈，当时兵戈未休，儒家经术之治，不足以得天下。这一思想，曹操表达的最为明确。他在夺取政权之时，推行名法之治，并有“天下尚未安定，不得遵古”的遗令。其子曹丕称帝后，遂逐渐抛弃了曹操推行的法家路线，而倾向于道家的无为政治，并由此开启了旷达轻浮的玄学风气。汉魏之际法家与道家思想的流行，导致刑名之学的滥觞；社会的混乱和军阀的争权，又刺激了刑法的严酷。这二者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故蒋济著《万机论》，以儒家立场反对当时的法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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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机论》全书已佚，其部分佚文保存在《群书治要》、《太平御览》及《北堂书钞》等类书或辑佚书中。严可均据以上各书辑出三篇，盖以各书所征引，收在《全三国文》中，并在案语中谈到历代对此书的著录及版本流传情况，称《万机论》“《隋志》杂家，《蒋子万机论》八卷，蒋济撰。《旧唐志》同，《新唐志》作十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称‘《馆阁书目》十卷五十五篇，今惟十五篇，非完书也’。至明而二卷本亦亡。焦竑《国史经籍志》以八卷入儒家，以二卷入杂家，虚列书名，又误分为两种，不足据”。(38)即是说，《万机论》至明代以后亡佚。且称其为杂家亦不妥。现仅从其佚文的内容，可知其所持乃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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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三国文》所辑《万机论》佚文，可知蒋济的儒学思想颇为正统，且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可惜该书已佚，不得见其儒学全貌，据其仅存佚文，其儒学思想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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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官重在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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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贤任能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而蒋济《万机论》正是坚持这一观点，认为君主治理国家，不能单靠君主一人，也不能专任一官，而是靠君臣的密切合作，贤才辅佐，“相须而行”。即所谓“圣不独立，智不独治，神武之王，亦须佐辅”。(39)这样既可避免君主的独裁，亦可防止大臣的擅权。故又说：“夫君正之治，必须贤佐，然后为泰。故君称元首，臣为股肱，譬之一体，相须而行也。”(40)蒋济的这一思想，虽然还夹杂着一些“法术”观念，并且极力地维护君权，但他以贤为重，强调君臣共治，基本上是属于儒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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