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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范也说：“正身于庙堂之上，而化应于千里之外”，“至德加于天下，惠厚施于百姓。”这样，百姓对君主则“仰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57)但如何自正其身呢？桓范认为，治身之要，首先在于节欲。因为人的欲望与生俱来，“物之感人也无穷，而情之所欲也无极”，以无极之欲，寻难穷之物，必使人“化于物欲”，而“天理灭矣”。(58)桓范的这一思想，实开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之先河。为避免人化于物欲，或人被物欲所化，他提出节欲的主张，并认为这是修身治国的关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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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欲至无极，以寻难穷之物，虽有圣贤之姿，鲜不衰败。故修身治国之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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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范提出的节欲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节制私欲，如酒色犬马之乐必克制消除；其二是戒奢侈，薄税赋，以安民丰财。他举尧、舜、禹为例，此三者，其居不过土阶三等，其衣不过夏葛冬裘，卑宫室而菲饮食。“此数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节俭之至也”。因其节俭，“故其所取民赋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广，而兴利也厚。故家给人足，国积饶而群生遂。”(60)在他看来，民众是国家的主体，有德之君，应体恤人民的艰辛，“服一丝则念女功之劳，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这样才能保持君民之间的和谐，并得到人民的拥护。由此可知，桓范主张正身节欲，其目的在治国安民，此即孔子“修身以安百姓”之谓。德治——正身（修己）——节欲——安民，完全是儒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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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谏争决雍，用贤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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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要论》中有《谏争》、《决雍》、《辨能》三篇，皆从儒家立场阐述致治之节，君臣之道，在魏晋之世亦属难得。桓范认为，有道之君，不仅能正身节欲，而且能广开言路，以广视听，即所谓“兼听者明”。如果君主被左右所雍制，则“有目而无见，有耳而无闻，积无闻见，必至乱正”。(61)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昏君闇主，即是受雍臣的蒙蔽而不自知，终于导致政乱国危。“晋公好色，骊女乘色以雍之；吴王好广地，太宰陈伐以雍之……”，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古今亡国多矣，皆由雍蔽于帷幄之内，沉溺于谄谀之言也”。因此“决雍”便成为君主为政的主要内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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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君之务，在于决雍；决雍之务，在于进下；进下之道，在于博听；博听之义，无贵贱同异，隶竖牧圉，皆得达焉。若此则所闻见者广，所闻见者广，则虽欲求雍，弗得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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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君主要避免被倖臣所蔽，惟一的办法是广闻博听，不论地位贵贱，也不论立场和观点的同异，都要随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及时了解情况，使下情上达，言路畅通，这样就不致偏听一面之辞而导致国家的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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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雍”是对君主的要求，而“谏争”则是对大臣的要求。桓范站在儒家立场又规定了为臣之道。“所谓大臣，以道事君也”，即“竭忠义之道”，“尽忠义之节”，“以安上治民，宣化成德，使君为一代之圣明，己为一世之良辅”。(63)桓范的这一主张，基本上反映了儒家仕途之理想，即政治上的“圣君贤相”论。同时，亦强调臣对君尽忠义之道。“以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以成功立事，便国利民，故不为难易变节，安危革行也”。(64)但桓范所强调的忠义或忠节，并不是盲目的或无条件的，如果为臣者对君主的错误行为一味的迁就顺从，这就谈不上所谓“忠”。以忠臣之事主者，必须不避危辱甚至死亡，去纠正君主之错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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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谏争者，所以纳君于道，矫枉正非，救上之谬也。上苟有谬，而无救焉，则害于事。害于事，则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扶之之道，莫过于谏矣。故子从命者，不得为孝；臣苟顺者，不得为忠。是以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盛，贵在谏子。若托物以风喻，微言而不切，不切则不改。唯正谏、直谏，可以补缺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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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范提出的“谏争”原则，对儒学有所坚持。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未曾谈到“谏争”。当然君主有谬，不能等同于无道，但从“无道则隐”、“舍之则藏”的观点看来，桓范的谏争，更趋于积极入世，这是对儒学的一点发展。同时他对“忠”、“孝”的理解，也有独到之处，认为无条件地服从并不是“忠”、“孝”的表现，只有不避死辱，取于矫枉正非，进谏纠谬，方可谓忠。如他说：“蒙危辱之灾，逆人主之鳞，及罪而弗避者，忠也，义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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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决雍之君，下有谏争之臣，同时还要辨能用贤，方可为治。因此桓范又提出“辨能”的主张。所谓“辨能”，即“定能否之分”。也就是说，不能因“人间之士所称，听声用名者众”，便称其为能，而要看其实际“处理百姓之务”的治事能力。这里，桓范对魏晋之际的浮辞谈说，喜名好辩之风给以批评，认为正是此风搅乱了“辨能”的标准，致使执政者“听浮游之誉，或受其戚党贵势之托，……则寄寓游行幅巾之士言其能也”，(67)故世间称誉不已，选用不废。这种不正之风不除，世事就不能得治，因为“幅巾之士”所谓“能”者，非但无能，而且简直是盗贼。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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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世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趣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辨，但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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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假名士、假法家。法术本不足取，但他们比“务行苛克”，“专以残暴为能”的申、韩、宁、郅之徒都不如，因为真法家毕竟还有“抑强抚弱”等可取之处，而这些假名士、假法家却毫无可取之处。桓范此处虽打着“辨能”的招牌，实际上是对正始以来流行的崇尚虚无、逃避现实、不务政事、不遵礼教之风的批评。由此亦可看出其儒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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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慎刑息兵，仁义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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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谈到，桓范主张“德刑合用”，以德为主，这是汉代以来儒学的传统，但这并不等于说可以随便滥用刑罚。在儒家看来，刑固可以禁奸，兵固可以救亡，但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不能穷兵黩武，严刑峻罚，而要把这两者建立在德治仁政的基础上，实行“慎刑息兵”和“以仁义为本”。桓范在《世要论》中，也阐述了这一点。他认为，为政者所以要“慎刑”，就在于免杀无辜。因为刑法是残酷的，稍一不慎，就会使无辜者受戮。一旦刑死，便不能复生，往往使“死者含恨，生者含忿”，忿恨并作，太平无基。故无辜者受戮即是不义，此即孟子所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69)桓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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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刑辟之作，所从来尚矣。圣人以治，乱人以亡。故以古昔帝王，莫不详慎之者，以为人命至重，一死不生，一断不属故也。……罪若有疑，即从其轻，此盖详慎之至也。故苟详则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则灾害不生；灾害不生，大平之治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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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太平之治非徒尚刑所能达致，圣人之治天下，应轻刑慎罚，以仁义为本，以教化为先，不得已而用刑罚，也是为了惩暴伐恶，劝善敦仁，决不是以暴易暴，以刑生刑。因此，君主之治，官吏之能，不在刑杀而在德治。而历史上的法术之治，恰恰以尚刑滥杀为能，“商鞅、申、韩之徒，其能也，贵尚谲诈，务行苛克，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邵之罪人也。……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放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而行，要时趋利，敢行祸败，此又商、韩之罪人也”。(71)这些都大失详刑慎罚之义，而深违仁义道德之教，甚至把刑杀变为目的，结果造成血腥的恐怖统治。桓范非常重视刑法的目的性，认为，如果对刑罚问题处理得好，它可以减少社会上的犯罪现象，同时刑罚也逐渐减少；反之则会造成恶性循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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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圣主用其刑也，详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众。明刑至于无刑，善杀至于无杀，此之谓矣。夫暗乱之主，用刑弥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杀之者弥众，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详而行之不必也。不详则罪不值，所罪不值则当死反生；不必则令有所亏，令有所亏则刑罚不齐矣。失此二者，虽日用五刑，而民犹轻犯之。故乱刑之刑，刑以生刑；恶杀之杀，杀以致杀。此之谓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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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内容很能代表儒家的刑法观，即认为刑法的目的在于以儆效尤，使社会上犯法者少，因此必须“用之详，行之必”，即运用刑法要仔细、慎重，这样实行起来，才准确、恰当。不冤枉无辜者，能受到人民拥护，以至最后达到“无刑”、“无杀”。而若以刑法为主，必然用刑弥繁，“用之不详而行之不必”，就会造成滥杀无辜，引起社会的不满和反抗，结果会恶性循环，即“乱刑之刑，刑以生刑，恶杀之杀，杀以致杀”，从而导致社会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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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刑法如此，用兵亦如此。在儒家看来，用兵是不得已的事，因为出兵打仗，必有杀伤，故孔子称赞管仲辅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如其仁，如其仁”；(73)孟子也说：“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74)这都可以反映儒家尚仁去兵的德治思想及和平态度。桓范对此亦有阐发，他不是笼统地反对战争，而是对战争的功能、作用做了具体的规定。他认为“圣人之用兵也，将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将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75)这就是说，战争的目的是“利物”、“救亡”，即是用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保护人民及财产不受外来侵略者的危害；而不是“害物”、“危存”，即不是用来侵略别人，也不是用来破坏和平和建设的。他充分肯定战争所具有的反侵略（“救亡”）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利物”）的功能，因此对于国家来说，既不能穷兵黩武，又不能绝对地放弃武装，故他说：“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这种对战争的全面看法，正是建立在上述的战争观念之上。就此，桓范又提出战争必以仁义为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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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兵之要，在于修政。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之；利之之要，在于仁以爱之，义以理之也。故六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远；臣民不附，汤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众，得众者，善政之谓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于内，则兵强于外也。历观古今用兵之败，非鼓之日也。民心离散，素行豫败也；用兵之胜，非阵之朝也，民心亲附，素行豫胜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尽人之和，君臣辑睦，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赏罚未施，消奸慝于未萌，折凶邪于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为卒，威以为辅；修仁义之行，行恺悌之令；辟地殖谷，国富民丰；赏罚明，约誓信；师不越境，旅不涉场，而敌人稽颡。此王者之兵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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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以爱之”、“义以理之”、“得众”、“得民心”、“尽人之和”、“修仁义之行”等等，都是善政的基础，也是刑法、战争的基础。离开这些善政的基本因素，就必然“众叛亲离”或“叛逆众多”，最后导至败亡。究其由，皆因“不以仁义为本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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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范的《世要论》对儒家的许多重要政治原则都有新的阐发，并吸收了不少法家思想，因此它是魏晋之际一部重要的儒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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