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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随俗树化，重在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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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济在强调择人的同时，亦重视君主因民的重要。“因民”的观念，最早是由法家提出的，如慎到有“天道因则大”，“因也者，因人之情也”。(41)《管子》亦有“无为之道因也，无益无损也”，“故道贵因”。(42)但法家讲“因”，多是从道家而来，往往用“因循”之道反对尚贤，即“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43)而蒋济强调因民，乃以儒家立论，一面主张尚贤，一面主张君主要随时体察民情，了解民间疾苦，“息耗百姓”，“使民以时”。故他在《万机论》中说：“夫随俗树化，因世建业，慎在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民望而不因，违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择人，败官之患也。三者失，则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则时逆，时逆则天违，天违而望国安，未有也。”(44)择人即是选贤用能，因民即是顺从民意，从时则不违背时代。而在这三者中，因民占有主要地位。由此可知，蒋济把民望看得极重，一国之君若失民望，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而人民则因此互相乖离分裂，像一团散沙，从而导至“时逆”、“天违”，在这种情况下，欲想求治，不可得也。儒家早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念。蒋济所谓“因民”，即有此意，这与道法家的因循观念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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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纳英儒，任德不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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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德不任刑向来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孔子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名言。在儒家看来，重刑罚不能唤起人们自觉的道德意识，只能积累怨恨，即所谓“刑罚积而民怨倍”。而汉魏之际，常以儒家的德治思想为迂阔，故严刑重罚，任法用诈的法术思想比较流行。蒋济在其《万机论》中，针对这种轻儒重法的倾向给以批评，认为严刑罚往往导致小人专政，使生民受苦，所以它是国家政治的一大祸患，足以乱家败国。他以后汉宣、元二帝为例，“汉元帝为太子时，谏‘持法太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达不足任。’乱吾家者太子也，据如斯言，汉之中灭，职由宣帝，非太子也”。(45)在蒋济看来，汉室中衰非由太子重儒，而恰恰是由于宣帝重法任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他援引历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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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秦穆公近纳英儒，招致智辨，知富国强兵。至于始皇，乘历世余（当有“业”字或“威”字）灭吞六国，建帝号，而坑儒任刑，疏扶苏之谏，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赵高之谀，身没三岁，秦无噍类矣。前史书二世之祸，始皇所起也。……宣帝受六世之洪业，继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厌兵革之苦，海内归势，适当安乐时也。而以峻法绳下，贱儒贵刑、名。是时则石显、弘恭之徒，便僻危险，杜塞公论，专制干事，使其君负无穷之谤也。如此，谁果乱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鲠之臣，属之社稷，不令宦竖秉持天机，岂近于元世栋桡榱崩，三十年间，汉为新家哉？推计之，始皇任刑，祸近及身；宣帝好刑，短丧天下。不同于秦，祸少者耳。(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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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济认为，汉室中衰是由宣帝贱儒贵刑所致，秦始皇祸近及身，秦二世三岁而亡，亦是坑儒任刑的结果。因此刑罚不足恃，名法不足循，“患之巨者，狡猾之狱焉”。《万机论》中有《刑论》一篇，现仅存部分佚文。从这部分佚文中可以看到，蒋济反对滥用刑罚，尤其痛恨那些无事生非、造谣诽谤之徒，他们往往利用重法任刑之弊，随便罗织罪名，陷害无辜，“遂使无罪并门灭族，父子孩耄，肝脑涂地，岂不剧哉”！蒋济所以有如此议论，盖与亲身经历有关。曹操时，“民有诬告济之谋叛主率者，太祖闻之，指前令与左将军于禁等曰：‘蒋济宁有此事！有此事，吾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乐乱，妄引之耳。’促理出之”。(47)为此，蒋在《刑论》中把“妄造诽谤，虚书叛逆”者及那些“诈忠者知而族之”的“求媚之臣”，列为“国之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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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济的儒学思想虽不系统，但却能以此指斥时弊，进谏上言，不失儒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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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桓范及其《世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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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范字元则，沛国人。生年不详，卒于魏嘉平元年（249）。范出身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旋为羽林左监。因擅长文学，曾与当时大儒王象等典集《皇览》。明帝时为中领军尚书，迁征虏将军、东中郎将，使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正始中拜大司农。范在阁台号为晓事，司马懿称其为“智囊”。高平陵事件中，与曹爽、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等皆伏诛。其在曹氏与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斗争中，与上节蒋济相反，属曹爽集团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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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范的儒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所著的《世要论》中。此书至南朝亡佚，现仅存佚文。《隋书·经籍志》著录“《世要论》十二卷，魏大司农桓范撰，梁有二十卷，亡”。桓范此作，历代称谓不一。严可均《全三国文》：“《旧唐志》作《代要论》十卷。各书征引，或称《政要论》，或称《桓范新书》，或称《桓范世论》，或称《桓公世论》，或称《桓子》，或称《魏桓范》，或称《桓范论》，或称《桓范要集》。互证之，知是一书。宋时不著录。《群书治要》载有《政要论》十四篇”。(48)严氏据各书征引，补改缺伪，定为一卷，载《全三国文》中，以下所引均据《全三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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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引《世要论》于法家类中，实有不妥。今察《世要论》所存佚文，明显表现出儒家倾向，其中虽夹杂着一些法家思想，但其成分甚少。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除儒学的经学系统和纯粹的经学家外，大部分儒家学者或儒学思想家，都多多少少夹杂着一些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甚至佛教的思想。这正说明，此一时期的儒学受到儒学以外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力求吸收各家的学说，以增强自己的适应能力，并以自己的理论架构和传统观念改换和同化儒学以外的思想，使之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桓范的《世要论》正带有这一特点并表现出儒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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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刑合用，以德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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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专讲仁政德治，反对法家的专任刑罚。至汉代董仲舒便开始吸收法家思想，并以阴阳五行说论证德、刑关系，讲阳德阴刑。因此汉代以后的儒家一般都不排斥刑法在政治上的作用。魏晋时期，由于军阀混战，社会不安，政治混乱，统治者专任刑罚以钳制人口，弹压反叛，甚至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故“魏晋之际，天下多故”，不仅百姓常陷于刑戮，就是名士学者，亦“少有全者”。如桓范说，动依典礼，事念忠笃之臣，一旦“或为邪臣所谮、幸臣所乱，听一疑而不见信，事似然而不可释，忠计诡而为非，善事变而为恶，罪结于天，无所祷请，激直言而无所诉，深者即时伏剑赐死，浅者以渐斥逐放弃，盖比干、龙逢所以见害于飞亷、恶来，孔子、周公所以见毁于管、蔡、季孙也”。(49)魏晋之际，这种猜忌之风和强权政治所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人才遁迹，“庸人众而贤才寡”，贤者或退隐山林，或随世俯仰；不肖者悦主取容，图禄干进，遂使政治愈发昏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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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济、桓范虽属不同的政治派别，但在反对专任刑罚，提倡德治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桓范认为，治国虽需刑法，但不能偏用，必须刑德合用，以德为主。他说：“夫治国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50)桓范的这一看法显然来自汉儒的阳德阴刑说。虽然德刑“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但在他看来，还是有所侧重，即人君必以“至德加于天下”，“阐化立教，必以其道”。他援引历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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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51)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达专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当其德，禄必使当其功，官必使当其能。此三者，治乱之本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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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桓范以历史上由于专用刑罚而导至灭亡的强秦为例，说明偏用刑罚的弊害。他所说的“五帝”、“三王”、“五霸”刑德相间的情况未必符合实际情况，但他所提出的问题，乃在于强调德治的重要，以提醒统治者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使为政者持刑德之柄，达治乱之道，则“位必使当其德”，即从上到下使有德者当位，或当位者必副其德，此即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谓。使有德者当位，“则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然后“禄当其官”，“官当其能”，天下即可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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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可知，桓范虽然把刑、德二者均作为“治国之本”，但其所强调的乃是德治，尤其重视官吏的职分必与其自身的道德相当，他居官时向朝廷推荐徐宣、管宁，皆以忠义、亮直、笃行、清节为标准，可见他对儒家人伦道德的服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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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身节欲，体恤民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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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范刑德并用，以德为主的主张再具体化，便回到先秦儒家“正身修己”的轨道上来。他认为，尧治天下以安，幽、厉治天下以危，“后之国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后之有也”。天地未易，民众未异，而治乱殊趣，其因何在？曰：“遇禹汤则为良民，遭桀纣则为凶顽，治使然也。”(53)然何谓治？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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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国者，不尤斯民，而罪诸己；不责诸下，而求诸身。《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长民治国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也。”若詹者，可谓知治本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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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为政在德治，德治在治身，此为治国之本。这是由刑到德，由德到身的递进过程。因此对治国之本的了解，不能停止在刑德合用上，因为用刑还有一个用的问题。禹汤用之则治，桀纣用之则乱，其因在德，而这个德的具体表现，则是严诸己而宽诸人，不责诸下而责诸身。即从为政者自身的道德表现下手，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也不能用道德作借口，只要求别人而不要求自己。这种罪人先罪己，正人先正己的观念完全是儒家传统。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向来习惯于罪责于人，法律为民所设，道德为民所讲，而自己却可以逍遥于法律道德之外。故桓范此论确实有其合理性。社会风气的好坏固然与当权者自身的道德行为有密切关系，但他把社会治乱完全归结为统治者自身的道德行为，这又夸大了道德的力量，夸大了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桓范所以把统治者的治身看做是治国之本，在于两个因素：其一是道德的示范作用，其二是法律的示范作用，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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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吏之于君，民之于吏，莫不听其言而则其行。故为政之务，务在正身。身正于此，而民应于彼。《诗》云：“尔之教矣，民胥效矣。”……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若君正于上，则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则民不敢僻于野。国无倾君，朝无邪吏，野无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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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治身”到“正身”，进一步明确了从君主到吏民的“修己”原则。桓范认为，只有在上者“正己”，在下者则不敢邪僻，若邪僻则可以德化之，以法治之。因上边做出了榜样，这样的道德之化，刑法之罚，就化之有由，罚之有理，是谓真正的刑德合用者。去此，则非为正。《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自己的道德行为端正，才有资格管理别人，别人也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管理。这种正身正己的原则推于政治，即是德治，故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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