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38931
(83) 《体论·君第一》,《全三国文》,第436页。
1702038932
1702038933
(86) 《体论·政第五》,《全三国文》,第440页。
1702038934
1702038935
(87) (88) (89) 《体论·法第六》,《全三国文》,第441页。
1702038936
1702038937
(90) (91) 《三国志·魏书》本传,第498—499页。
1702038938
1702038939
(92) 《体论·政第五》,《全三国文》,第440页。
1702038940
1702038941
(93) 《体论·听察第七》,《全三国文》,第442页。
1702038942
1702038943
(94) 《论语·卫灵公》。
1702038944
1702038945
(95) (96) 《体论·用兵第八》,《全三国文》,第444页。
1702038946
1702038947
(97) (98) (101) 《体论·用兵第八》,《全三国文》,第444页。
1702038948
1702038949
(99) (100) 《荀子·议兵篇》。
1702038950
1702038951
1702038952
1702038953
1702038955
中国儒学史 第三章 西晋时期的儒学
1702038956
1702038957
1702038958
魏嘉平元年(249),以“高平陵事变”为转机,司马懿全面掌握了曹魏的军事政治大权。在以后的十几年中,司马氏逐渐剪除了曹魏集团中的主要人物及地方军事势力,曹氏成为政权的傀儡。至咸熙元年(264),司马昭进位为晋王。次年昭死,子炎嗣爵,十二月,以“禅让”的形式,正式登位,是为晋武帝,改元泰始。后来史家对西晋政权多所诋,甚至疾恶如仇。吕思勉在其《两晋南北朝史》一书中谓“晋之宣、景、文则诚所谓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者”;又评晋代臣僚“非乡愿之徒,则苟合之士,此等人而可以托孤寄命哉”?诚然如史家所述,西晋政俗之败坏,皆历历可指。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中国历史上,西晋政权尽管统治时间不长,仅经历了武、惠、怀、愍四帝,历时五十二年。但它却使分裂了五十余年的中国又重新获得统一,并于太康年间出现过短暂的繁荣,(1)使历经丧乱的人民得到暂短的喘息。故吕思勉又谓“后汉以来,政治、风俗之积弊,百端待理者,实皆萃于武帝之初。此其艰巨,较诸阴谋篡窃,殆百倍过之。虽以明睿之姿,躬雄毅之略,犹未必其克济,况如武帝,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承前世之积弊,而因受恶名,亦可哀矣”。西晋政权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运转,其儒学思想的发展亦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发展过程。
1702038959
1702038960
1702038961
1702038962
1702038964
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西晋政权与儒学
1702038965
1702038966
1702038967
1702038968
1702038969
司马炎称帝之前,其政令既已显示出儒家倾向,他曾下令各州郡中正以六条标准选拔人才,其六条的内容为:“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义信可复,六曰学以为己。”(2)这六条标准基本上是从儒学的立场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晋承丧乱,百端待理,基于制度尤不可缺。而制度典章又从传统儒学中来,无论如何改朝换代,长期形成的儒家礼乐制度则始终保持其完整性和稳定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正如《宋书·礼志》所云,“夫有国有家者,礼仪之用尚矣。然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初,魏承汉末之乱,旧韦殄灭,司马昭一为晋王,便命朝廷儒臣撰定新礼,以为新政权服务。使侍中王粲、尚书卫革创朝仪。使贾充定法律,裴秀议官制。又命太尉荀因魏代前事,参酌古今,更其节文,撰定新礼。羊祜、任恺、庾峻、应贞等并共刊定成一百六十五篇。尚书郎挚虞上表说:“臣典校故太尉所撰五礼,臣以为夫革命以垂统,帝王之美事也,隆礼以率教,邦国之大务也,是以臣前表礼事稽留,求速讫施行。”(3)所谓“五礼”,是指冠、婚、祭、会、丧服五种礼仪制度。这些制度,在儒家的重要典籍《周礼》、《仪礼》中论之详矣。但因时代变化,所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故历代均有损益。但无论如何增减,其基本原则,主要功能都保持不变,成为历代政权的治国常经和典要,故挚虞称其为“邦国之大务”。如五礼中的“会礼”,包括朝宗、觐遇、会同、晨贺等多项内容,每项内容都有严格的礼仪规定,如汉仪有“正会礼”,“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公侯以下执贽夹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4)晋武帝曾更定“元会仪”,西晋政权初建,臣僚儒士上书定仪,不绝于书。晋武帝践祚,又命傅玄改汉之短箫铙歌曲,制为二十二篇,述以功德代魏。之后,又命傅玄、荀勖、张华等,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荀勖上疏说:“魏氏行礼、食举,再取周诗《鹿鸣》为乐章。又《鹿鸣》以宴嘉宾,无取于朝,考之旧闻,未知所应。”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先陈三朝朝宗之义,又为正旦大会,王公上寿歌诗并食举乐歌诗,共十三篇。(5)荀勖又因杜夔所制律吕,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吕不合,乃作古尺,作新律,以调声韵,并典知乐事,启朝士解音律者共掌之。
1702038970
1702038971
从上述可知,西晋政权伊始,便用儒学隆礼作乐,以为新朝楷式,并使之成为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隆礼制乐,不能离开儒家常典,于是又命朝臣整理图籍。荀勖和张华都是晋初儒臣,泰始九年,二人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荀勖在魏《中经》的基础上,更著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总括群书。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晋武帝初,尝有意为治,诏郡国守相及二千石以上官吏巡行属县、敦喻五教、纠察秽浊,荐举贤能,擢拔寒素。其诏曰:
1702038972
1702038973
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兼,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于良二千石也。(6)
1702038974
1702038975
晋武帝的这一诏令,最值得注意者有三:其一,十分重视“敦喻五教”,“思勤正典”。此“五教”、“正典”,皆指儒学;其二,在“五教”、“正典”中,尤重“孝悌忠信”、“礼义”、“公节”,并把它们作为鉴别官吏能否的标准;其三,把以弘扬儒学为内容的“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提高到“垂拱总纲”的地位,表明其以儒学治国的态度。此即晋武帝《立皇太子诏》中“方今世运垂平,将陈之以德义”之谓。于是又效仿汉武帝举贤良对策,擢拔儒臣,以为晋王朝揽集人才。其在《举贤良方正直言诏》中说:“省诸贤良对策,虽所言殊涂,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7)泰始九年(273),举贤良方正,挚虞、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郎中。又征陆机、文立、皇甫谧等。这些被举之士,才学俱佳,皆西晋硕儒。皇甫谧著有《周易解》(《周易正义》引)、《帝王世纪》十卷(《隋志》著录)、《年历》六卷(《唐志》著录)、《玄晏春秋》三卷、《高士传》六卷、《逸士传》一卷、《烈女传》六卷等(以上皆《隋志》著录)。夏侯湛著有《弟诰》,专述儒家孝友之道。挚虞著有《决疑要注》、《畿服经》、《三辅决录》、《族姓昭穆》等。束晳则著有《五经通论》、《汲冢书释》、《汲冢书释难》、《三魏士人传》、《帝纪》等(《晋书·本传》)。此外,西晋朝还有著名大儒杜预、傅玄等。
1702038976
1702038977
中国自汉代以来,崇尚儒学文教,魏晋之世,虽遭丧乱,“其学犹存”,朝廷每获小安,即思尊孔兴学。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8)晋初太学,承袭魏世,据《宋书·礼志》载,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武帝诏曰:“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这就是说,晋初仍有太学。又据《晋书·职官志》载:“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宋书·百官志》载,东汉太常博士十四人,分掌五经:《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等各一博士,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晋初置博士十九人,未言各掌何经。但据《三国志·王肃传》载,“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作《易传》,皆列于学官”。晋初承魏制,而肃因晋武帝为其外孙,其学行于晋初。由此可推知,晋初所立十九博士,应多属王肃之学,故皮锡瑞说:“晋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传者,而今文之师法遂绝。”(9)
1702038978
1702038979
《晋书·职官志》载:“及咸宁四年(278),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经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武帝本纪》载此事在咸宁二年。而《南齐书·礼志》载曹思文上表,其中说:“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天子去太学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去太学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10)上述三项记载,虽然年代有所出入,但西晋政权立国子学以教生徒则是事实。按曹思文的说法,是在太学之外又立国学,以殊其士庶、异其贵贱,“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这皆可反映西晋政权对儒学教育的重视。
1702038980
[
上一页 ]
[ :1.70203893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