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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体论·君第一》，《全三国文》，第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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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体论·政第五》，《全三国文》，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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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88) (89) 《体论·法第六》，《全三国文》，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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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91) 《三国志·魏书》本传，第498—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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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体论·政第五》，《全三国文》，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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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体论·听察第七》，《全三国文》，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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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论语·卫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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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96) 《体论·用兵第八》，《全三国文》，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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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98) (101) 《体论·用兵第八》，《全三国文》，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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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0) 《荀子·议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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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章 西晋时期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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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嘉平元年（249），以“高平陵事变”为转机，司马懿全面掌握了曹魏的军事政治大权。在以后的十几年中，司马氏逐渐剪除了曹魏集团中的主要人物及地方军事势力，曹氏成为政权的傀儡。至咸熙元年（264），司马昭进位为晋王。次年昭死，子炎嗣爵，十二月，以“禅让”的形式，正式登位，是为晋武帝，改元泰始。后来史家对西晋政权多所诋，甚至疾恶如仇。吕思勉在其《两晋南北朝史》一书中谓“晋之宣、景、文则诚所谓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者”；又评晋代臣僚“非乡愿之徒，则苟合之士，此等人而可以托孤寄命哉”？诚然如史家所述，西晋政俗之败坏，皆历历可指。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中国历史上，西晋政权尽管统治时间不长，仅经历了武、惠、怀、愍四帝，历时五十二年。但它却使分裂了五十余年的中国又重新获得统一，并于太康年间出现过短暂的繁荣，(1)使历经丧乱的人民得到暂短的喘息。故吕思勉又谓“后汉以来，政治、风俗之积弊，百端待理者，实皆萃于武帝之初。此其艰巨，较诸阴谋篡窃，殆百倍过之。虽以明睿之姿，躬雄毅之略，犹未必其克济，况如武帝，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承前世之积弊，而因受恶名，亦可哀矣”。西晋政权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运转，其儒学思想的发展亦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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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西晋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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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称帝之前，其政令既已显示出儒家倾向，他曾下令各州郡中正以六条标准选拔人才，其六条的内容为：“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义信可复，六曰学以为己。”(2)这六条标准基本上是从儒学的立场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晋承丧乱，百端待理，基于制度尤不可缺。而制度典章又从传统儒学中来，无论如何改朝换代，长期形成的儒家礼乐制度则始终保持其完整性和稳定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正如《宋书·礼志》所云，“夫有国有家者，礼仪之用尚矣。然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初，魏承汉末之乱，旧韦殄灭，司马昭一为晋王，便命朝廷儒臣撰定新礼，以为新政权服务。使侍中王粲、尚书卫革创朝仪。使贾充定法律，裴秀议官制。又命太尉荀因魏代前事，参酌古今，更其节文，撰定新礼。羊祜、任恺、庾峻、应贞等并共刊定成一百六十五篇。尚书郎挚虞上表说：“臣典校故太尉所撰五礼，臣以为夫革命以垂统，帝王之美事也，隆礼以率教，邦国之大务也，是以臣前表礼事稽留，求速讫施行。”(3)所谓“五礼”，是指冠、婚、祭、会、丧服五种礼仪制度。这些制度，在儒家的重要典籍《周礼》、《仪礼》中论之详矣。但因时代变化，所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故历代均有损益。但无论如何增减，其基本原则，主要功能都保持不变，成为历代政权的治国常经和典要，故挚虞称其为“邦国之大务”。如五礼中的“会礼”，包括朝宗、觐遇、会同、晨贺等多项内容，每项内容都有严格的礼仪规定，如汉仪有“正会礼”，“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公侯以下执贽夹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4)晋武帝曾更定“元会仪”，西晋政权初建，臣僚儒士上书定仪，不绝于书。晋武帝践祚，又命傅玄改汉之短箫铙歌曲，制为二十二篇，述以功德代魏。之后，又命傅玄、荀勖、张华等，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荀勖上疏说：“魏氏行礼、食举，再取周诗《鹿鸣》为乐章。又《鹿鸣》以宴嘉宾，无取于朝，考之旧闻，未知所应。”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先陈三朝朝宗之义，又为正旦大会，王公上寿歌诗并食举乐歌诗，共十三篇。(5)荀勖又因杜夔所制律吕，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吕不合，乃作古尺，作新律，以调声韵，并典知乐事，启朝士解音律者共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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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可知，西晋政权伊始，便用儒学隆礼作乐，以为新朝楷式，并使之成为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隆礼制乐，不能离开儒家常典，于是又命朝臣整理图籍。荀勖和张华都是晋初儒臣，泰始九年，二人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荀勖在魏《中经》的基础上，更著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总括群书。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晋武帝初，尝有意为治，诏郡国守相及二千石以上官吏巡行属县、敦喻五教、纠察秽浊，荐举贤能，擢拔寒素。其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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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兼，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于良二千石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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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的这一诏令，最值得注意者有三：其一，十分重视“敦喻五教”，“思勤正典”。此“五教”、“正典”，皆指儒学；其二，在“五教”、“正典”中，尤重“孝悌忠信”、“礼义”、“公节”，并把它们作为鉴别官吏能否的标准；其三，把以弘扬儒学为内容的“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提高到“垂拱总纲”的地位，表明其以儒学治国的态度。此即晋武帝《立皇太子诏》中“方今世运垂平，将陈之以德义”之谓。于是又效仿汉武帝举贤良对策，擢拔儒臣，以为晋王朝揽集人才。其在《举贤良方正直言诏》中说：“省诸贤良对策，虽所言殊涂，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7)泰始九年（273），举贤良方正，挚虞、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郎中。又征陆机、文立、皇甫谧等。这些被举之士，才学俱佳，皆西晋硕儒。皇甫谧著有《周易解》（《周易正义》引）、《帝王世纪》十卷（《隋志》著录）、《年历》六卷（《唐志》著录）、《玄晏春秋》三卷、《高士传》六卷、《逸士传》一卷、《烈女传》六卷等（以上皆《隋志》著录）。夏侯湛著有《弟诰》，专述儒家孝友之道。挚虞著有《决疑要注》、《畿服经》、《三辅决录》、《族姓昭穆》等。束晳则著有《五经通论》、《汲冢书释》、《汲冢书释难》、《三魏士人传》、《帝纪》等（《晋书·本传》）。此外，西晋朝还有著名大儒杜预、傅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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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汉代以来，崇尚儒学文教，魏晋之世，虽遭丧乱，“其学犹存”，朝廷每获小安，即思尊孔兴学。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8)晋初太学，承袭魏世，据《宋书·礼志》载，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武帝诏曰：“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这就是说，晋初仍有太学。又据《晋书·职官志》载：“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宋书·百官志》载，东汉太常博士十四人，分掌五经：《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等各一博士，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晋初置博士十九人，未言各掌何经。但据《三国志·王肃传》载，“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作《易传》，皆列于学官”。晋初承魏制，而肃因晋武帝为其外孙，其学行于晋初。由此可推知，晋初所立十九博士，应多属王肃之学，故皮锡瑞说：“晋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传者，而今文之师法遂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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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职官志》载：“及咸宁四年（278），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经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武帝本纪》载此事在咸宁二年。而《南齐书·礼志》载曹思文上表，其中说：“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天子去太学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去太学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10)上述三项记载，虽然年代有所出入，但西晋政权立国子学以教生徒则是事实。按曹思文的说法，是在太学之外又立国学，以殊其士庶、异其贵贱，“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这皆可反映西晋政权对儒学教育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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