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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于本，故退而修德。为男女之礼，妃匹之合，则不淫矣；为廉耻之教，知足之分，则不盗矣；以贤制爵，则民德厚矣。故圣人贵恒，恒者德之固也，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恒而可以成德，无德而可以持久者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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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仁政德治为治化之本，这向来是儒家本色。袁準的特点在于，强调“以仁义为本”的同时，亦强调刑法。这种德法并用，以德为主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一般儒家学者的理想主义和空想成分。这也是魏晋之际，现实社会状况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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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富民为治乱之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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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把“足食”摆在富国强兵的首位，起码能够说明儒家对国计民生的关心。这一思想成为儒学的传统。袁準在其《正书》中亦十分强调这一点。他认为，“治国之要有三：一曰食，二曰兵，三曰信。三者国之急务，存亡之机，明主之所重也”。(28)这里，袁準把“足食”提到治国之要的首位，并认为它是“国之急务”，“存亡之机”，似乎比孔子更重视“足食”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他之所以重视“足食”，是因为他把这种经济因素看做是推行礼、法之治的基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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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所恶者莫如死，岂独百姓之心然，虽尧舜亦然。民困衣食，将死亡，而望其奉法从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穷，故有国而不务食，是责天下之人而为君子之行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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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衣、食是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一点如果不能满足，就必然面临死亡的威胁。人本身面临死亡之时，仁义之教化再好，刑法之惩罚再严，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因为对一般民众来说，没有比死亡更严峻的了。因此，礼义、刑法必须建立在“足食”的基础上，否则就不会有任何作用。故《管子》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也一再高谈“治民之产”、“无恒产则无恒心”之说，都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强调道德的经济基础。而袁準不仅把“足食”看做是仁义道德的基础，也把“足食”看做是刑罚法律的基础，在衣食这个基本的民生问题解决之前，再好的政治理论也不会被人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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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準看来，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如果不能使自己的人民“丰衣足食”，不去努力开发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只在道德上或法律上要求人民，使人民遵礼守法，这实际上不但做不到，反而会使道德败坏，法律失去约束的作用。他认为，虽然在困难的环境下，“唯君子而后能固穷”，但这也有损于人性的圆满和道义的充实。他以伯夷和管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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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饿死于首阳之山，伤性也；管仲分财自取多，伤义也。夫有伯夷之节，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让而取。然死不如生，争不如让，故有民而国贫者，则君子伤道，小人伤行矣。君子伤道则教亏，小人伤行则奸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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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人君子尚且有“伤性”、“伤义”之行，何况广大民众，贤不足以当伯夷，才不足以拟管仲，故当贫困之时，行为上必然与法律相乖，思想上也必然与道德相违，即所谓“有民而国贫者，则君子伤道，小人伤行矣”。伤道，则教化不行，伤行则奸诈事起，教亏奸起，欲国之为治，不可得也。这里，袁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国贫而伤道，食不足则奸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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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道德理想和道德行为均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在国贫民穷的条件下，对于大多人来说，不可能有更高的道德理想和规范化的道德行为。道德理想受挫，行为也必然随之低落，这二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袁準因此而得出结论说：“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则所求尽得；民贫则所求尽失。用而不得，故无强兵；求而皆失，故无兴国。明主知为国之不可以不富也。”(31)治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使民富足。民富则国强，民富国强则所求尽得。袁準在强调“足食”时，并不排斥道德教化作用；在强调道德仁义时也不忽视经济条件。开始摆脱儒家的迂阔和空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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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农贱商，以货均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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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準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在经济思想上没有突破儒家“重农抑商”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基本上是沿袭了孔、孟以来历朝政权所推行的以农业为本的政策，以此作为富国富民的基本办法。他在《袁子正书》中提出的“富国八政”（富国的八条措施），基本上可以反映他的这种经济思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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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主知为国之不可以不富也，故率民于农。富国有八政：一曰俭以足用，二曰时以生利，三曰贵农贱商，四曰常民之业，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货均财，七曰抑谈说之士，八曰塞朋党之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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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準的这八条富国措施中，后两条已不属经济范畴，只有前六条可以反映他的经济思想。他进一步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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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俭则能广，时则农修，贵农则谷重，贱商则货轻，有常则民一，有度则不散，货布则并兼塞，抑谈说之士则百姓不淫，塞朋党之门则天下归本。知此八者，国虽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国虽大必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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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材料可知，袁準的八条富国措施完全体现了儒家精神，其中尤其重视农业生产，他所谓的“常民之业”，即指农民所从事的农业活动。他认为，保护这种“常民之业”的作用和意义，不仅在于增加生产，而且能够使农民安于现状，保持稳定和一致（“常则民一”），这样就会有利于国家的管理。为了能够维持“常民之业”，最重要的政策莫过于“贵农贱商”和“以货均财”。他认为，抑制工商业的发展，避免财富的过度集中，是保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条件，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在他看来，“贵农则谷重”、“贱商则货轻”，“货布则并兼塞”。谷重货轻就会避免农民弃农经商；财货平均流布，就会避免巨商大贾通过对经济的垄断而达到对土地财产的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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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立国，因此在历代儒家学者的经济思想中，都强调以农业为本，而轻视工商业的发展。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效果，往往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合，很难突破已有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一个完全富足的程度。因此要想“足食”，又必须辅之以节俭。尽力抑制社会的消费水平，使社会成员之间保持一定的均平，以避免两极分化。这样，节约均平的思想又成为农业社会的重要观念。只要以农业为主，农民的收入就易于平均，因为天时是大家共同的条件。只要在相差无几的地力水平之上，投入相同的人力，所获得的劳动产品也几乎相差不多，人们享受的成果无论从质到量都差别不大。最易于突破这种自然经济而导致均平的破坏，莫过于商业。因为商业与农业有极大的不同，它虽然也多少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但不像农业那样受到决定性的制约。它与经商者自身的能力、水平、才干都有重要关系，因此它的收获差别极大。一个不合格的农民可以靠几亩地糊口，但一个不合格的商人却可能遭到破产，同时一个精明的商人又可能获取巨额利润。这种农业与商业的不同，决定了它们自身在农业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所遭受的待遇。正因商业具有突破平均主义的功能，故能引起一系列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这也是中国历代重农抑商的一个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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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贤使能，去私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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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用人路线，多崇尚贤能，袁準在其《正书》中亦如此主张，但其特点却更强调公私之别，认为凡有国有家者，以公则治，以私则乱。因此他把“去私贵公”作为“用贤使能”的前提和治家治国的重要原则。他认为：“为官长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用贤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归之。”(34)这里说，用贤使能的目的在治国，而不是专为君长个人服务，故不能把贤能都当做工具来役使，而是要处以公心，讲究道德，这样天下贤才也就乐于归附。如果“论士不以其德，而以其旧，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这便是废公而立私，以此求才，不可得也。这里，袁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用人标准和用人原则的问题，即选用人才应以其德、才，而不应依其“旧”、“久”。“旧”，指故旧，包括朋友、乡党、门生、故吏等关系好的熟人。“久”，指资历、年龄等因素。这就是说，袁準当时就反对在用人方面的论资排辈和裙带关系，并把它作为“公”、“私”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则，提到“治国之本”的高度。这是袁準用人思想的重要儒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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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準认为，要真正做到“用贤使能”，用人者必须遵循五条原则：“一曰以大体期之，二曰要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无私，五曰与天下同忧。”(35)这里，他非常强调对人的信任、宽容和去私立公。“以大体期之”，即包含了宽容的内容，对人不求全责备，宽以待人。在他看来，“宽则得众，虚则受物，信则不疑，不忌讳则下情达而人心安”。(36)若以尖刻为能，以苛察为明，以忌讳为深，“三物具则国危矣”。袁準的这些思想，在现代亦有其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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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诸项原则中，袁準最重视“去私立公”的原则，这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袁準认为，如果一个人被私欲所蔽，就会不辨清浊，不分是非。他举例说，“古之人有当市繁之时，而窃人金者，人问其故，曰：吾徒见金，不见人也。故其爱者必有大迷”。他认为这就是受私欲所蔽的结果，“故心倚于私者，即所知少也；乱于色者，即目不别精粗；沈于声者，则耳不别清浊；偏于爱者，即心不别是非。是以圣人节欲去私”。(37)袁準主张的“去私立公”，主要是针对为政者而言，这是魏晋南北朝的儒学与宋明儒学在公私问题上的一个主要区别。对一般百姓的私欲，主要是“瞻民心而立法”，其私若触犯法律，则以法治之，而非以道德强求。但对于为政者（君主、官吏）则不然，面对私心、私欲对公利的破坏，为政者一方面以法律刑罚处之，更重要的则是以身作则，用道德来感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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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主知其然也，虽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亲，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即邪私无所隐矣。向公即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即百姓之所道者万。一向公，则明不劳而奸自息；一向私，则繁刑罚而奸不禁。故公之为道，言甚约而用之甚博。(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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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準看来，百姓之私与为国者之私有密切关系，“凡有国而以私临之，则国分为万矣”。也就是说，不能只要求百姓去私立公，为政者首先要以身作则，然后百姓才能风行草偃，这仍是“君子之为政，以正己为先”的儒学传统。中国儒学向私欲斗争了几千年，但至今私欲不断，这急需现代新儒家为之作现实的与理论的检讨，方能使儒学的这一重要传统在现代社会有新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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