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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04 能以礼教兴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与天地并存,与人道俱设,虽蔽天地,不可以质文损益变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国;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妇,以别内外。三本者立,则天下正;三本不立,则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则有国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废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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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06 何以知其然也?他以秦亡为例,说明儒家礼乐之教不可废。他认为,秦始皇任用商鞅,摧残礼乐,“贼九族,破五教,独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去礼乐之教的结果,虽荷戟百万,石城造天,威凌沧海,胡越不动,但一朝变故,便亲遇其祸,“身死未收”,而“奸发于内”;太子死于外,胡亥二岁亡,此诚“无尽忠效节之臣以救其难,岂非敬义不立,和爱先亡之祸也哉”!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礼义者,先王之藩卫也。秦废礼义,是去其藩卫也。夫赍不訾之宝,独宿于野,其为危败,甚于累卵,方之于秦,犹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盗思代之。’其秦之谓与!”(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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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08 在傅玄看来,不以仁义礼乐治天下,则天下必至于暴。以暴易暴,必然败亡。因为“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不欲,无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子者,不失其事亲之道矣……”。(48)只要能推己及人,推己以及天下,即使政有所失,亦不至“上害于下”或“下患于上”,就不会出现“以暴易暴”的行为。因为“尊儒贵学,则民笃于义”,“义成而教行,因义而立礼,礼设而义通”。傅玄认为,仁、义、礼三者是构成社会政治的基本要素,也是推行仁政的基本内容。与此同时,还要讲信。他说:“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圣君贤佐,将化世美俗,去信须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49)“信”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也是“人道”的内容。在傅玄看来,人与人之间不讲信用,就会“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妇相疑于室。上下纷然而竞相欺,人伦于是亡矣”。因此“讲信修义,而人道定矣”,“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况本无信者乎”。(50)这样,儒家的仁、义、礼、信便成为傅玄儒学思想的基本观念,强调立于礼,兴于仁,笃于义,履于信,由此构成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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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10 二、明德慎罚,威德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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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12 傅玄是魏晋时期颇具改革思想的儒家学者,他虽然主张“尊儒贵教”,并对仁、义、礼、信等儒家的道德条目作了许多详尽的发挥,但他并不拘泥于此。他认为,“九家殊务,各有其长”,故不应盲目地相互排斥,而是应该相互吸收。他评论儒道两家说:“道家笑儒者之拘,儒家嗤道家之放,皆不见本也。”(51)盲目地相互排斥,就如同“知虎一毛,不知其斑”一样,必然导致片面的认识。由此,他对儒、道、墨、法各家的片面性都有所批评,并主张以儒家为主,兼收各家之长,即所谓“九流有主,贞一之道也”。他尤其重视礼法关系,认为儒家的礼教与法家的刑罚都是治国所不可或缺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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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14 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赏一无功,则天下饰诈矣;罚一无罪,则天下怀疑矣。是以明德慎赏,而不肯轻之;明德慎罚,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须而济者也。故独任威刑而无德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国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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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16 这就是说,礼与法,德与罚二者相须而行,不可独任,一旦独任刑罚或独任德惠,都会使政治走上片面。因为“独任”之失,不是无功受赏,就是无罪受罚。赏一无功,天下饰诈;罚一无罪,天下生疑,二者都离开了治国之道。因此“暴君昏主”与“柔愿之主”、“偏法之士”与“迂腐末儒”都不能正确处理礼与法、德与罚的关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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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18 暴君昏主,刑残法酷,作五虐之刑,设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无所措其手足。……柔愿之主,闻先王之有哀矜仁爱,议狱缓死也,则妄轻其刑而赦元恶。刑妄轻,则威政堕而法易犯;元恶赦,则奸人兴而善人困。……末儒见峻法之生叛,则去法而纯仁;偏法见弱法之失政,则去仁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轻世重,而恒失其中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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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20 正确的办法,应该常使仁义礼德与法治刑罚“恒得其中”,不使之偏于某一方面,即“礼法并用”或“威德相须”,此即“礼法殊涂而同归,赏刑递用而相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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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22 傅玄的“礼法并用”或“赏刑相济”,充分表现了儒家对法家的吸收和综合,也是对汉代以来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模式发展下来的。先秦儒家多讲仁政德治,而不太注意法治问题,西汉儒家讲阳德阴刑,开始吸收法家思想,并把法治附属于德治之下。至魏晋南北朝,法治思想趋向于独立发展,但始终未摆脱儒家人治传统的影响。这一点,在傅玄的政治思想中也有明显地表现。他虽然主强礼法并用,但在重要性上,仍十分强调仁义礼制在社会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他较多地批评刑名法术和残酷的暴政,把注意力转向对下层百姓或一般民众的关心和同情上,这也构成他政治思想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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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24 三、贵本贱末,重农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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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26 前面所述两点是傅玄的政治思想和法治思想。由于他基本上从儒家立场立论,故其经济思想亦体现了儒家特点,同时也反映了魏晋时代儒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在这一问题上,傅玄与上节所述袁準持相同的观点,即以农为本,以商为末,主张“贵本贱末”,“重农抑商”,这也是儒家的一贯传统。与袁準稍有不同的是,傅玄虽然主张以农为本,但对商业并不是一概排斥。他认为商贾的功能在于“伸盈虚而获天地之制,通有无而一四海之财”,即具有互通有无,各得其所的作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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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28 夫商贾者,所以伸盈虚而获天地之利,通有无而一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盖众利之所充,而积伪之所生,不可不审察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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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30 傅玄承认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于互通有无,方便民生,故认为“其业不可废”。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又可能成为贪婪、虚伪、欺诈、淫欲、奢侈和侵夺农民,使农业破产的根源。他认为中国的商业自秦汉以后即产生了这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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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32 及秦,乱四民而废常贱,竞逐末利而弃本业,苟合一切之风起矣。于是士树奸于朝,贾穷伪于市,臣挟邪以冈其君,子怀利以诈其父,一人唱欲而亿兆和。上呈无厌之欲,下充无极之求,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商贾富乎公室,农夫伏于陇亩而堕沟壑。上愈增无常之好以征下,下穷死而不知所归。哀夫!且末流滥溢而本源竭,纤靡盈市而谷帛罄,其势然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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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34 这里,傅玄把农民破产的原因归咎于商业的发展,又把商业的发展归结为“上逞无厌之欲,下充无极之求”。因此,他提出抑商的主张,并以此作为扶助农业发展的基本原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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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36 故明君止欲而宽下,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朝无蔽贤之臣,市无专利之贾,国无擅山泽之民。一臣蔽贤,则上下之道壅;商贾专利,则四方之资困;民擅山泽,则兼并之路开。而上以无常役,下赋一物,非民所生,而请于商贾,则民财暴贱。民财暴贱,而非常暴贵。非常暴贵,则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国富民安,未之有矣。(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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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38 傅玄上述抑商政策,实际上主要包括取消商人的专卖权,禁止人民擅开山泽之利。也就是说,重要商品的专卖和水湖山泽之利,都应由国家控制起来。这一政策,从汉代起,中国就开始实行,至魏晋,由于政权屡易,国家失去了对商业的控制能力,因此出现了像糜竺、王恺、贾谥、石崇等官商巨贾,利用特权发财致富,奢侈无度。如石崇常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饴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幛四十里,崇作锦布幛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57)《世说新语》载:“石崇厕,常有十数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入厕。”(58)《笺疏》引《语林》说:“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59)这些官商巨贾争靡斗富如此,决不是一般提倡重农抑商所能解决。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商农矛盾,以及儒家长期以来所鼓吹与中国历代政权所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皆未认真触及“官商”的问题。财富与权势集于一身,既官且商,由他们来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所抑者皆一般商人,而官商勾结的高官巨贾却得不到抑制。这是中国商业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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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40 当然,傅玄的这些主张,更多的是强调“重农”。他在《陈要务疏》中,针对当时“游手多而亲农者少”的问题,提出“分数定制”的措施。他认为,士农工商各有分工,“农以丰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贾以通其货”。但魏晋以来,这种传统的分工被搞乱了,遂使“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废”。(60)因此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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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42 臣以为宜亟定其制,而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夫为政之要,计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而废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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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44 在傅玄的“分数定制”措施中,特别强调裁减冗官。他认为,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之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于前”。这些冗官闲吏,凭空“坐食百姓”,成为社会的巨大负担。因此他主张,“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傅玄的这一主张,虽然也难于做到,但它却揭示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官僚机构的庞大,冗散官吏的繁多,严重阻碍了当时农业的发展,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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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46 四、平赋均役,附法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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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48 在傅玄具有改革性、建设性的经济思想中,除上述“贵本贱末,重农抑商”外,他还提出了“平赋均役”的思想。在《傅子》中,专有《平赋役》与《安民》两篇,讨论赋役与国计民生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兴赋役的最终目的是“安上济下,尽利用之宜”,因此,赋役之兴不能伤民之财,夺民之时,竭民之力。也就是说,赋役的轻重与国计民生、社会安定有直接的关系。他以历史为鉴,说明平赋均役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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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50 战国之际,弃德任威,竞相呑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内,遂灭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内造阿房之宫,继以骊山之役;外筑长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赋过大半,倾天下之财,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闾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于是蓄怨积愤,同声而起,陈涉、项梁之畴,奋剑大呼,而天下之民,响应以从之。骊山之基未闭,而乱国已收其图籍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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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52 由于魏晋之际,中国仍处封建割据状态,长期丧乱造成人口减少,而封建政权对徭役劳动力以及赋税的需求却不断增加,这就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以至不堪忍受起来造反。傅玄似乎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呼吁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特别在赋役方面要宽简、平均,“度时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赋”。如果背其常道,而“不度时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赋无常,横求相仍,弱穷迫不堪其命”,人民就会“蓄怨积愤”,总有一天会同声而起,推翻统治者。因此他主张“役赋有常,不过其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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