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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40 当然,傅玄的这些主张,更多的是强调“重农”。他在《陈要务疏》中,针对当时“游手多而亲农者少”的问题,提出“分数定制”的措施。他认为,士农工商各有分工,“农以丰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贾以通其货”。但魏晋以来,这种传统的分工被搞乱了,遂使“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废”。(60)因此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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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42 臣以为宜亟定其制,而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夫为政之要,计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而废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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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44 在傅玄的“分数定制”措施中,特别强调裁减冗官。他认为,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之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于前”。这些冗官闲吏,凭空“坐食百姓”,成为社会的巨大负担。因此他主张,“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傅玄的这一主张,虽然也难于做到,但它却揭示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官僚机构的庞大,冗散官吏的繁多,严重阻碍了当时农业的发展,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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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46 四、平赋均役,附法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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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48 在傅玄具有改革性、建设性的经济思想中,除上述“贵本贱末,重农抑商”外,他还提出了“平赋均役”的思想。在《傅子》中,专有《平赋役》与《安民》两篇,讨论赋役与国计民生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兴赋役的最终目的是“安上济下,尽利用之宜”,因此,赋役之兴不能伤民之财,夺民之时,竭民之力。也就是说,赋役的轻重与国计民生、社会安定有直接的关系。他以历史为鉴,说明平赋均役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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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50 战国之际,弃德任威,竞相呑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内,遂灭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内造阿房之宫,继以骊山之役;外筑长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赋过大半,倾天下之财,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闾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于是蓄怨积愤,同声而起,陈涉、项梁之畴,奋剑大呼,而天下之民,响应以从之。骊山之基未闭,而乱国已收其图籍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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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52 由于魏晋之际,中国仍处封建割据状态,长期丧乱造成人口减少,而封建政权对徭役劳动力以及赋税的需求却不断增加,这就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以至不堪忍受起来造反。傅玄似乎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呼吁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特别在赋役方面要宽简、平均,“度时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赋”。如果背其常道,而“不度时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赋无常,横求相仍,弱穷迫不堪其命”,人民就会“蓄怨积愤”,总有一天会同声而起,推翻统治者。因此他主张“役赋有常,不过其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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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54 昔先王之兴役赋,所以安上济下,尽利用之宜。是故随时质文,不过其节。计民丰约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财足以周用。乃立一定之制,以为常典。甸都有常分,诸侯有常职焉。万国致其贡,器用殊其物,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虽输力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务公而制有常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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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56 傅玄“赋役有常制”与其“重本贱末”、“重农抑商”的思想相一致,都是企图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政治上的和谐,使人民“莫怨其上”而“堪其命”,从而维持和保障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提出的“计民丰约而平均之”的赋役制度的构想,对社会下层百姓还是有利的。尽管这些议论,在贪得无厌的门阀世族的统治下,具有空想的成分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并且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它反映了儒家经济理论与其政治思想的一致性,即从“爱民”、“恤民”、“安民”的角度出发,来制定其政治、经济政策,并以此推动政治、经济实际运作过程。如傅玄在其《安民篇》中提出七条安民的具体建议,可以反映他的上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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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58 第一,“分其业而一其事”。此即上文所说“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废”,亦即保证社会上的各种分工,并使其专心致志从事于自己的工作。业分则不相乱,事一则各尽其力。如此,“则民必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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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60 第二,“重亲民之吏而不数迁”。即鼓励和重视那些能够体察百姓,关心百姓疾苦的“亲民之吏”,使他们稳定地留在自己的岗位上,而“不流于它官”。这样就能使这些“清官”,“尽心恤其下,则民必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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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62 第三,“附法以宽民者赏,剋法以要名者诛”。若以“剋民为能者进”,则民力必不堪用;“下力尽矣而用之不已”,则民必不安。这就是说,不能以法剋民,而要以法宽民,这一条是儒家与法家的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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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64 第四,“量时而置官,吏省而民供”。即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官吏,不使管理机构臃肿或人浮于事。因为“吏省则精,精则当才而不遗力”。也即是说,为官者少而精,不但办事效率高,而且百姓负担也不重。负担不重,“民则供顺”;供顺,民则“思义而不背上”。如此则官民亲和而相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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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66 第五,“笃乡闾之教,使民无迁志”。即根据儒家的礼乐精神教化百姓,使百姓之间团结友爱,“存知相恤,亡知相救”,存亡与共,“邻居相恃”(相互依赖,相互帮助),这样就能使人们有一种安全感,从而安居乐业,怀土而无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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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68 第六,“度时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赋”。各种政策和制度的确立要根据实际的需要,特别是取之于民的赋役贡税,更应谨慎对待,不应超出人民的实际能力和生活水平。“役赋有常,上无横求,则事事有储,而并兼之隙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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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70 第七,“图远必验之近,兴事必度之民”。除贡税赋役外,凡取之于民或用之于民者,也必须量民力而行,不能“视远忘近”、好大喜功,不知百姓“稼穑艰难而转用之”。若“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则民必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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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72 以上七条,反映了傅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中的重民爱民的儒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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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74 五、重俭息欲,任公去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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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80 上面提到,傅玄把商业的畸形发展归结为人的欲望,认为,“上呈无厌之欲,下充无极之求”,遂使商贾“穷伪于市”。因此他强调“重俭”、“息欲”和“任公去私”。他说:“上之人不节其耳目之欲,殚生民之巧,以极天下之变,一首之,盈千金之价,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纵欲者无穷,用力者有尽。用有尽之力,逞无穷之欲,此汉灵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无节,众下肆情,淫奢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矣。”(64)傅玄所处的西晋时期,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统治者穷奢极欲,达到了失常变态的程度。《世说新语》载:“武帝(司马炎)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瑠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以手擎饮食。烝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65)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竟用人乳喂养小猪。可知统治者的奢靡已达何种程度。傅玄的上述言论完全是有激而发的。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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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82 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无欲则无求,无求者,所以成其俭也。不知足,则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则虽有天下,所求无已,所欲无极矣。海内之物不益,万民之力有尽,纵无已之求,以灭不益之物;逞无极之欲,而役有尽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于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论之好奢而不足者,岂非天下之大祸邪。(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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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84 重视节俭,克制欲望,向来是儒家的传统。傅玄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主张节俭去欲,而且吸收了道家“祸莫大于不知足”的思想,从而把节俭、去欲、知足纳入其政治与经济理论中,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及自然界物质资源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的欲望及其所求却是没有止境的。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只有靠“节欲”与“知足”来调节,否则将引起“天下之大祸”。在他看来,“殷士所以倒戈于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汉灵之所以失其民”,皆因“穷奢极欲”或“好奢而不知足”之故。所以他说:“不息欲于上,而欲求下之安静,此犹纵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凋废,难矣。”(67)又说:“夫经国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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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86 傅玄如此看重节俭息欲的作用,甚至把它当做经邦治国立功之道,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经济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谓“自给自足”,其中的含义之一便是凭借自然条件,生产供自己需求的物质生活产品。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靠天时地利的恩赐,生产的来源、产品的产量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人口的增长、社会的需求却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浪费、奢侈、财富的集中、土地的兼并、官僚机器的庞杂等等,往往是对农业经济的最大破坏,它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契机之一。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农、抑商、均平、储蓄、节俭、去欲、知足等价值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儒、墨、道、法各家的思想,形成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价值系统和价值取向,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均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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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188 傅玄把“重俭息欲”作为扶助农业发展和维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条件。一方面,它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社会调节作用,与中国农业社会有相应的一面,但同时也暴露了儒家对社会现实经济缺乏解决能力的弱点。因为“重俭息欲”思想,基本上是一种道德伦理观念,把这种观念夸大为社会发展的动因,必然忽视或抹杀人对基本生活物质条件的欲求,从而导致禁欲主义和唯道德论。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辩和公私之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被推向极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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