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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傅玄的这些主张，更多的是强调“重农”。他在《陈要务疏》中，针对当时“游手多而亲农者少”的问题，提出“分数定制”的措施。他认为，士农工商各有分工，“农以丰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贾以通其货”。但魏晋以来，这种传统的分工被搞乱了，遂使“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废”。(60)因此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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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以为宜亟定其制，而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夫为政之要，计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而废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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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玄的“分数定制”措施中，特别强调裁减冗官。他认为，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之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于前”。这些冗官闲吏，凭空“坐食百姓”，成为社会的巨大负担。因此他主张，“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傅玄的这一主张，虽然也难于做到，但它却揭示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官僚机构的庞大，冗散官吏的繁多，严重阻碍了当时农业的发展，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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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赋均役，附法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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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玄具有改革性、建设性的经济思想中，除上述“贵本贱末，重农抑商”外，他还提出了“平赋均役”的思想。在《傅子》中，专有《平赋役》与《安民》两篇，讨论赋役与国计民生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兴赋役的最终目的是“安上济下，尽利用之宜”，因此，赋役之兴不能伤民之财，夺民之时，竭民之力。也就是说，赋役的轻重与国计民生、社会安定有直接的关系。他以历史为鉴，说明平赋均役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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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之际，弃德任威，竞相呑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内，遂灭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内造阿房之宫，继以骊山之役；外筑长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赋过大半，倾天下之财，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闾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于是蓄怨积愤，同声而起，陈涉、项梁之畴，奋剑大呼，而天下之民，响应以从之。骊山之基未闭，而乱国已收其图籍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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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魏晋之际，中国仍处封建割据状态，长期丧乱造成人口减少，而封建政权对徭役劳动力以及赋税的需求却不断增加，这就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以至不堪忍受起来造反。傅玄似乎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呼吁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特别在赋役方面要宽简、平均，“度时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赋”。如果背其常道，而“不度时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赋无常，横求相仍，弱穷迫不堪其命”，人民就会“蓄怨积愤”，总有一天会同声而起，推翻统治者。因此他主张“役赋有常，不过其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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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先王之兴役赋，所以安上济下，尽利用之宜。是故随时质文，不过其节。计民丰约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财足以周用。乃立一定之制，以为常典。甸都有常分，诸侯有常职焉。万国致其贡，器用殊其物，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虽输力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务公而制有常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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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赋役有常制”与其“重本贱末”、“重农抑商”的思想相一致，都是企图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政治上的和谐，使人民“莫怨其上”而“堪其命”，从而维持和保障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提出的“计民丰约而平均之”的赋役制度的构想，对社会下层百姓还是有利的。尽管这些议论，在贪得无厌的门阀世族的统治下，具有空想的成分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并且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它反映了儒家经济理论与其政治思想的一致性，即从“爱民”、“恤民”、“安民”的角度出发，来制定其政治、经济政策，并以此推动政治、经济实际运作过程。如傅玄在其《安民篇》中提出七条安民的具体建议，可以反映他的上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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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其业而一其事”。此即上文所说“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废”，亦即保证社会上的各种分工，并使其专心致志从事于自己的工作。业分则不相乱，事一则各尽其力。如此，“则民必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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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亲民之吏而不数迁”。即鼓励和重视那些能够体察百姓，关心百姓疾苦的“亲民之吏”，使他们稳定地留在自己的岗位上，而“不流于它官”。这样就能使这些“清官”，“尽心恤其下，则民必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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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附法以宽民者赏，剋法以要名者诛”。若以“剋民为能者进”，则民力必不堪用；“下力尽矣而用之不已”，则民必不安。这就是说，不能以法剋民，而要以法宽民，这一条是儒家与法家的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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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量时而置官，吏省而民供”。即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官吏，不使管理机构臃肿或人浮于事。因为“吏省则精，精则当才而不遗力”。也即是说，为官者少而精，不但办事效率高，而且百姓负担也不重。负担不重，“民则供顺”；供顺，民则“思义而不背上”。如此则官民亲和而相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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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笃乡闾之教，使民无迁志”。即根据儒家的礼乐精神教化百姓，使百姓之间团结友爱，“存知相恤，亡知相救”，存亡与共，“邻居相恃”（相互依赖，相互帮助），这样就能使人们有一种安全感，从而安居乐业，怀土而无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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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度时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赋”。各种政策和制度的确立要根据实际的需要，特别是取之于民的赋役贡税，更应谨慎对待，不应超出人民的实际能力和生活水平。“役赋有常，上无横求，则事事有储，而并兼之隙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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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图远必验之近，兴事必度之民”。除贡税赋役外，凡取之于民或用之于民者，也必须量民力而行，不能“视远忘近”、好大喜功，不知百姓“稼穑艰难而转用之”。若“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则民必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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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七条，反映了傅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中的重民爱民的儒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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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俭息欲，任公去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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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傅玄把商业的畸形发展归结为人的欲望，认为，“上呈无厌之欲，下充无极之求”，遂使商贾“穷伪于市”。因此他强调“重俭”、“息欲”和“任公去私”。他说：“上之人不节其耳目之欲，殚生民之巧，以极天下之变，一首之，盈千金之价，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纵欲者无穷，用力者有尽。用有尽之力，逞无穷之欲，此汉灵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无节，众下肆情，淫奢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矣。”(64)傅玄所处的西晋时期，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统治者穷奢极欲，达到了失常变态的程度。《世说新语》载：“武帝（司马炎）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瑠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以手擎饮食。烝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65)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竟用人乳喂养小猪。可知统治者的奢靡已达何种程度。傅玄的上述言论完全是有激而发的。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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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无欲则无求，无求者，所以成其俭也。不知足，则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则虽有天下，所求无已，所欲无极矣。海内之物不益，万民之力有尽，纵无已之求，以灭不益之物；逞无极之欲，而役有尽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于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论之好奢而不足者，岂非天下之大祸邪。(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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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节俭，克制欲望，向来是儒家的传统。傅玄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主张节俭去欲，而且吸收了道家“祸莫大于不知足”的思想，从而把节俭、去欲、知足纳入其政治与经济理论中，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及自然界物质资源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的欲望及其所求却是没有止境的。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只有靠“节欲”与“知足”来调节，否则将引起“天下之大祸”。在他看来，“殷士所以倒戈于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汉灵之所以失其民”，皆因“穷奢极欲”或“好奢而不知足”之故。所以他说：“不息欲于上，而欲求下之安静，此犹纵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凋废，难矣。”(67)又说：“夫经国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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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如此看重节俭息欲的作用，甚至把它当做经邦治国立功之道，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经济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谓“自给自足”，其中的含义之一便是凭借自然条件，生产供自己需求的物质生活产品。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靠天时地利的恩赐，生产的来源、产品的产量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人口的增长、社会的需求却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浪费、奢侈、财富的集中、土地的兼并、官僚机器的庞杂等等，往往是对农业经济的最大破坏，它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契机之一。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农、抑商、均平、储蓄、节俭、去欲、知足等价值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儒、墨、道、法各家的思想，形成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价值系统和价值取向，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均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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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把“重俭息欲”作为扶助农业发展和维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条件。一方面，它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社会调节作用，与中国农业社会有相应的一面，但同时也暴露了儒家对社会现实经济缺乏解决能力的弱点。因为“重俭息欲”思想，基本上是一种道德伦理观念，把这种观念夸大为社会发展的动因，必然忽视或抹杀人对基本生活物质条件的欲求，从而导致禁欲主义和唯道德论。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辩和公私之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被推向极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