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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魏末以来，转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甚，位高势众，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世虽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之士皆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有识者知其将乱矣。而夷狄遂沦中州者，其礼久亡故也。(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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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世说新语·文学》注引西晋傅畅所撰《晋诸公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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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析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后乐广与清闲欲说理，而辞喻丰博，广自以体虚无，笑而不复言。(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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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裴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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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具渊博，赡于论难，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虚诞之弊，文辞精富，为世名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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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引三条材料，都相当可靠，因傅畅、陆机、臧荣绪、裴松之等人均与裴时隔不远。从这三条材料可知，裴反对魏晋以来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虚之论，主张尊儒兴教，“崇济先典”，此正与玄学“不遵礼法”、“谈笑忘宜”的人生哲学大异其趣，同时也与玄学“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有极大差别。正因如此，故引起当时的玄学家或清谈名士如王衍、乐广与他展开辩论。由于裴能用当时的玄学语言和方法，并“赡于论难”，遂使乐广“自以体虚无，笑而不复言”；“王衍之徒攻难交至，并莫能屈”。也正因如此，当时谈者也不以裴为玄学家。如孙盛《老聃非大圣论》说：“昔裴逸民（裴）作《崇有》、《贵无》二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达虚胜之道。”(91)所谓“虚胜之道”，即“虚无贵胜之道”，亦指“以无为本”的玄学。孙盛所述，即反映了当时玄谈家对裴“善谈名理”的看法。即认为裴的“善谈名理”，正是用玄学的方法，论证儒家的仁义礼乐之不可废，主张尊儒、贵教、躬政、临民、亲事。由此可知，裴不是玄学家。而是一位深谙儒学思想的儒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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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裴生平事迹所反映的儒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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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生活在西晋中后期，在“八王之乱”中死于赵王伦之手。他在西晋政权中，身处“秉钧当轴之位”，故对西晋中后期的礼法刑政均有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和看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鲜明的儒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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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康初，裴官居侍中、国子祭酒。“时天下暂宁，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太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92)这条记载，说明裴在任国子祭酒时，重视儒学教育。“奏修国学，刻石写经”，即是加强国子学的具体措施。西晋国子学，晋初即有规模，建制承袭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后有荒废，至咸宁二年（276）又立，置国子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并于诸县立小学。至裴任国子祭酒时，由于受当时思潮的影响，国子学的儒学教育似有不少问题。据《南齐书·礼志》引曹思文疏秦所载，其问题之一便是“太学生人多猥杂”，优劣混淆，泾渭不分。裴“奏修国学”，盖即指此。“于是制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在裴督导下的国子学，恢复奠祀孔子的古礼。元康三年（293），皇太子讲《论语》通，在裴的主持下，“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同时，“又令荀藩终父勖之志，铸钟凿磬以备郊庙朝享礼乐”。荀勖的儒学活动在当时就很活跃。其子荀藩，元康中为黄门侍郎，在裴的建议下，“受诏成父所制钟磬”，以备朝廷举行祭祀大典时按古礼奏乐之用。这些活动，皆可表明裴对宗庙祠祀、拾遗补阙朝仪礼制的重视及其儒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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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在朝显居要职，惠帝即位，转国子祭酒，尤值得注意。因为这一职务与他的儒学活动大有关系。杜佑《通典》说：“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初立国子学，置国子祭酒一人。国子，周之旧名，《周官》有师氏之职，即魏国子祭酒。”杜佑在其自注中说：“周礼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又有保氏而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也。……裴为祭酒，奏立太学，起讲堂，筑门阙，刻石写五经也。”(93)这就是说，国子祭酒的职责主要是“掌监学之政，皇太子受业则执经讲说”，并兼统诸经博士，故有时亦称“博士祭酒”或“儒林祭酒”。其职责即掌五经以教子弟，国有疑事，掌函问对，故常兼仆射、侍中等要职。故对这一职务的人选，历代均以“聪明而威重者”、“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或“儒学优重者”为之。裴既为国子祭酒，必信奉儒学，明经行修，并具备深厚的经学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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