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2039339e+09
1702039339 《通典》中保留有裴的一些经学议论。晋惠帝元康二年(292),各州中正检举太子家令虞濬、镇东司马陈湛、上庸太守王崇等多人“冒丧婚娶”之事。有司认为“冒丧婚娶,伤化悖礼”,故奏请“宜加贬黜”,尚书符下国子学处议。《通典》说:
1702039340
1702039341
1702039342 国子祭酒裴以为,吉凶之别,礼之大端,子服在凶,而行嘉礼,非所以为训。虽父兄为主,事由己兴,此悉人伦大纲,典章所慎也。(94)
1702039343
1702039344
1702039345 按照古礼,天子成年都有一定的加服冠冕之礼,以为“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古者圣王重冠,所以为国本也”。(95)但至魏晋之际,对天子冠礼已有很多不同说法,有的主张天子十二而冠,有的主张十五而冠,还有的以为“天子继位之日即为成君冕服”,而不必问天子年龄。《通典》载有裴的一段议论:
1702039346
1702039347
1702039348 裴答治礼问,“天子礼玄冠者,形之成也。为君未必成人,故君位虽定,不可孩抱而服冕弁。(96)
1702039349
1702039350
1702039351
1702039352
1702039353 裴的经学议论,虽然只保留下来上述两条,但仍可反映裴是一位熟悉经学的儒家学者。他对吉凶之礼和天子冠礼的意见,都表明他对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服膺和继承。从这一侧面,反映裴的儒家立场。
1702039354
1702039355
1702039356 裴不仅熟悉经学,而且对儒家的思想亦有许多发挥,尤其重视任贤使能。他说:
1702039357
1702039358 古之圣哲,深原治道。以为经理群务,非一才之任;照练万机,非一智所达。故设官建职,制其分局。分局既制,则轨体有断。事务不识,则其任易处,选贤举善,以守其位。委任责成,立相干之禁。……故称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业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97)
1702039359
1702039360
1702039361
1702039362 在裴看来,独任“一才”、“一智”并不能治理好国家。圣人之治在于设官分职,选贤举善,充分发挥“群才”与“群智”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调动群才群智的积极性并加以合理分工,使“官当其位”,“人守其分”,社会避免互相牵制,互相干预,“故人知其务,各守其所,下无越分之臣,然后治道可隆,颂声能举”。(98)裴认为“任贤使能”,留心政治是治道的根本所在,故对“桑谷之异”、“水旱之灾”的反应并非一味地赦免所能解决。他有一篇《谏赦疏》说:“感神以政,应变以诚,故桑谷之异,以勉己而消。汉末屡赦,犹凌迟不返。由此言之,上协宿度,下宁万国,惟在贤能。慎厥庶政,但非孤赦所能增损也。”(99)这些都是儒家注重人事,关心社会政治的人文传统。
1702039363
1702039364
1702039365 此外,裴还有《陈刑法过当表》、《辞专任门下事表》、《言庶政疏》、《外戚不宜专任疏》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儒学思想,并与其《崇有论》互为表里。
1702039366
1702039367
1702039368 三、裴《崇有论》的儒学思想
1702039369
1702039370
1702039371
1702039372 据《三国志·魏书·裴潜传》注引陆机《惠帝起居注》,裴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当时流行的虚诞之弊。《崇有论》保存在《晋书》本传中,《贵无论》早已亡佚。但据上述陆机的说法,《贵无论》虽以“贵无”名篇,其内容也是针对“虚诞之弊”而发的。可见裴是当时反玄学思潮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1702039373
1702039374
1702039375
1702039376 《崇有论》的主旨在于肯定儒学仁义礼制的合理性。他认为,贤人君子必“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100)很明显,“仁顺”、“恭俭”、“忠信”、“敬让”都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裴以这些基本内容为圣人治理社会的根本条件(“为政之由”),反映了裴的儒家精神。
1702039377
1702039378
1702039379
1702039380 在《崇有论》中,裴针对道家的无为说,特别强调儒学的有为政治。他说:“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飨。……故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101)他认为,这种“有为”的精神,也是圣人治理社会的根本条件。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的思想,与荀子“制天命而用”的思想相当一致。
1702039381
1702039382
1702039383
1702039384 在先秦道家及魏晋玄学中,“天道”一词经常出现,但皆用以表达自然无为,人对天道的关系也只能是顺任、因循的关系。由此在道家及玄学中,对于“道”或“天道”决无“用”的含义。在他们看来,“道”或“天道”是不能“利用”的。如王弼说:“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矣。”(102)天道如此,人道亦如此,“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因而不为,损而不失”。“舍己任物,则无为而泰;守夫素朴,则不顺典制”。(103)由此可见,裴“用天之道”的思想,与道家玄学,特别是与王弼的思想有明显不同。因为在儒家看来,“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所以就要“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人与天地相参”是儒家有为政治的理论依据,它基本上是建立在荀子“制天命而用”的天人观的基础上,后来又与孟子及《中庸》的“尽性”说相结合。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中庸》进一步发挥军孟子的思想,认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儒家的有为思想,是荀孟思想的综合。而裴所主张的“仁顺”、“恭俭”、“忠信”、“敬让”,也正是在充分发挥儒家“人与天地相参”的意义上,强调人的道德自觉,以参与对自然、社会、人事的改造。所以他的政治思想是“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即主张在人间建立最高的政治原则和德道原则,以教化和安抚百姓,从而达到儒家的“圣人之治”。
1702039385
1702039386
1702039387 然而,道家否定仁义礼法的作用,玄学家亦如此。以至元康时期的放达派,进一步发挥了老庄的思想,把玄学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出现了“风教凌迟”、“时俗放荡”、“不尊儒术”的社会风气。裴认为,玄学思潮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风气是对儒学和社会政治的最大破坏,与他的“大建厥极,绥理群生”的社会政治理想背道而驰。因此,他严厉抨击玄学贵无论“遗制”、“悖礼”所带来的危害,他说:
1702039388
[ 上一页 ]  [ :1.70203933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