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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裴看来，独任“一才”、“一智”并不能治理好国家。圣人之治在于设官分职，选贤举善，充分发挥“群才”与“群智”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调动群才群智的积极性并加以合理分工，使“官当其位”，“人守其分”，社会避免互相牵制，互相干预，“故人知其务，各守其所，下无越分之臣，然后治道可隆，颂声能举”。(98)裴认为“任贤使能”，留心政治是治道的根本所在，故对“桑谷之异”、“水旱之灾”的反应并非一味地赦免所能解决。他有一篇《谏赦疏》说：“感神以政，应变以诚，故桑谷之异，以勉己而消。汉末屡赦，犹凌迟不返。由此言之，上协宿度，下宁万国，惟在贤能。慎厥庶政，但非孤赦所能增损也。”(99)这些都是儒家注重人事，关心社会政治的人文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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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裴还有《陈刑法过当表》、《辞专任门下事表》、《言庶政疏》、《外戚不宜专任疏》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儒学思想，并与其《崇有论》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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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裴《崇有论》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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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国志·魏书·裴潜传》注引陆机《惠帝起居注》，裴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当时流行的虚诞之弊。《崇有论》保存在《晋书》本传中，《贵无论》早已亡佚。但据上述陆机的说法，《贵无论》虽以“贵无”名篇，其内容也是针对“虚诞之弊”而发的。可见裴是当时反玄学思潮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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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有论》的主旨在于肯定儒学仁义礼制的合理性。他认为，贤人君子必“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100)很明显，“仁顺”、“恭俭”、“忠信”、“敬让”都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裴以这些基本内容为圣人治理社会的根本条件（“为政之由”），反映了裴的儒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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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有论》中，裴针对道家的无为说，特别强调儒学的有为政治。他说：“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飨。……故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101)他认为，这种“有为”的精神，也是圣人治理社会的根本条件。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的思想，与荀子“制天命而用”的思想相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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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道家及魏晋玄学中，“天道”一词经常出现，但皆用以表达自然无为，人对天道的关系也只能是顺任、因循的关系。由此在道家及玄学中，对于“道”或“天道”决无“用”的含义。在他们看来，“道”或“天道”是不能“利用”的。如王弼说：“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矣。”(102)天道如此，人道亦如此，“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因而不为，损而不失”。“舍己任物，则无为而泰；守夫素朴，则不顺典制”。(103)由此可见，裴“用天之道”的思想，与道家玄学，特别是与王弼的思想有明显不同。因为在儒家看来，“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所以就要“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人与天地相参”是儒家有为政治的理论依据，它基本上是建立在荀子“制天命而用”的天人观的基础上，后来又与孟子及《中庸》的“尽性”说相结合。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中庸》进一步发挥军孟子的思想，认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儒家的有为思想，是荀孟思想的综合。而裴所主张的“仁顺”、“恭俭”、“忠信”、“敬让”，也正是在充分发挥儒家“人与天地相参”的意义上，强调人的道德自觉，以参与对自然、社会、人事的改造。所以他的政治思想是“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即主张在人间建立最高的政治原则和德道原则，以教化和安抚百姓，从而达到儒家的“圣人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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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道家否定仁义礼法的作用，玄学家亦如此。以至元康时期的放达派，进一步发挥了老庄的思想，把玄学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出现了“风教凌迟”、“时俗放荡”、“不尊儒术”的社会风气。裴认为，玄学思潮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风气是对儒学和社会政治的最大破坏，与他的“大建厥极，绥理群生”的社会政治理想背道而驰。因此，他严厉抨击玄学贵无论“遗制”、“悖礼”所带来的危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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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凌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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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裴的这段批评文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反对玄学贵无论和放达派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儒学的传统，表现了儒学在“处官”、“奉身”、“修养”、“礼制”、“仪表”、“长幼之序”、“贵贱之级”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与道家或玄学的根本分歧。在裴看来，玄学家和放达派“贵无”的结果，把一切现存的礼法制度都视为束缚人性的桎梏，从而主张“贱有之论”。而“贱有”的结果，又必然导致对儒家礼教的破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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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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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的“外形”，即玄学家所指的“超然物外”、“形骸之外”。因此“外形”，就是使身心超脱各种外在事物的牵累和束缚，其中包括社会制度和各种规范。在裴看来，不把社会制度、法律条款、道德规范等放在眼里，则必然蔑视礼法，从而在行为上悖礼乱德，导致“礼制”的破坏。社会没有礼制，“则无以为政矣”。这就是裴所认为的“贱有”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裴的这种看法，明显地反映了他维持儒家礼教的立场和对社会礼法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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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在《崇有论》中，还特别分析了玄学贵无论产生的原因。他以儒家中庸思想为标准，认为在对待人的自身生命问题上，存在着违反儒家中道思想的两个极端，一个是纵欲主义，一个是禁欲（绝欲）主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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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乃淫抗陵肆，则危害萌矣。故欲衍则速患，情佚则怨博，擅恣则兴攻，专利则延寇，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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