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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引三条材料，都相当可靠，因傅畅、陆机、臧荣绪、裴松之等人均与裴时隔不远。从这三条材料可知，裴反对魏晋以来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虚之论，主张尊儒兴教，“崇济先典”，此正与玄学“不遵礼法”、“谈笑忘宜”的人生哲学大异其趣，同时也与玄学“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有极大差别。正因如此，故引起当时的玄学家或清谈名士如王衍、乐广与他展开辩论。由于裴能用当时的玄学语言和方法，并“赡于论难”，遂使乐广“自以体虚无，笑而不复言”；“王衍之徒攻难交至，并莫能屈”。也正因如此，当时谈者也不以裴为玄学家。如孙盛《老聃非大圣论》说：“昔裴逸民（裴）作《崇有》、《贵无》二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达虚胜之道。”(91)所谓“虚胜之道”，即“虚无贵胜之道”，亦指“以无为本”的玄学。孙盛所述，即反映了当时玄谈家对裴“善谈名理”的看法。即认为裴的“善谈名理”，正是用玄学的方法，论证儒家的仁义礼乐之不可废，主张尊儒、贵教、躬政、临民、亲事。由此可知，裴不是玄学家。而是一位深谙儒学思想的儒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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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裴生平事迹所反映的儒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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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生活在西晋中后期，在“八王之乱”中死于赵王伦之手。他在西晋政权中，身处“秉钧当轴之位”，故对西晋中后期的礼法刑政均有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和看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鲜明的儒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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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康初，裴官居侍中、国子祭酒。“时天下暂宁，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太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92)这条记载，说明裴在任国子祭酒时，重视儒学教育。“奏修国学，刻石写经”，即是加强国子学的具体措施。西晋国子学，晋初即有规模，建制承袭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后有荒废，至咸宁二年（276）又立，置国子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并于诸县立小学。至裴任国子祭酒时，由于受当时思潮的影响，国子学的儒学教育似有不少问题。据《南齐书·礼志》引曹思文疏秦所载，其问题之一便是“太学生人多猥杂”，优劣混淆，泾渭不分。裴“奏修国学”，盖即指此。“于是制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在裴督导下的国子学，恢复奠祀孔子的古礼。元康三年（293），皇太子讲《论语》通，在裴的主持下，“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同时，“又令荀藩终父勖之志，铸钟凿磬以备郊庙朝享礼乐”。荀勖的儒学活动在当时就很活跃。其子荀藩，元康中为黄门侍郎，在裴的建议下，“受诏成父所制钟磬”，以备朝廷举行祭祀大典时按古礼奏乐之用。这些活动，皆可表明裴对宗庙祠祀、拾遗补阙朝仪礼制的重视及其儒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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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在朝显居要职，惠帝即位，转国子祭酒，尤值得注意。因为这一职务与他的儒学活动大有关系。杜佑《通典》说：“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初立国子学，置国子祭酒一人。国子，周之旧名，《周官》有师氏之职，即魏国子祭酒。”杜佑在其自注中说：“周礼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又有保氏而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也。……裴为祭酒，奏立太学，起讲堂，筑门阙，刻石写五经也。”(93)这就是说，国子祭酒的职责主要是“掌监学之政，皇太子受业则执经讲说”，并兼统诸经博士，故有时亦称“博士祭酒”或“儒林祭酒”。其职责即掌五经以教子弟，国有疑事，掌函问对，故常兼仆射、侍中等要职。故对这一职务的人选，历代均以“聪明而威重者”、“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或“儒学优重者”为之。裴既为国子祭酒，必信奉儒学，明经行修，并具备深厚的经学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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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中保留有裴的一些经学议论。晋惠帝元康二年（292），各州中正检举太子家令虞濬、镇东司马陈湛、上庸太守王崇等多人“冒丧婚娶”之事。有司认为“冒丧婚娶，伤化悖礼”，故奏请“宜加贬黜”，尚书符下国子学处议。《通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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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祭酒裴以为，吉凶之别，礼之大端，子服在凶，而行嘉礼，非所以为训。虽父兄为主，事由己兴，此悉人伦大纲，典章所慎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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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古礼，天子成年都有一定的加服冠冕之礼，以为“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古者圣王重冠，所以为国本也”。(95)但至魏晋之际，对天子冠礼已有很多不同说法，有的主张天子十二而冠，有的主张十五而冠，还有的以为“天子继位之日即为成君冕服”，而不必问天子年龄。《通典》载有裴的一段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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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答治礼问，“天子礼玄冠者，形之成也。为君未必成人，故君位虽定，不可孩抱而服冕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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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的经学议论，虽然只保留下来上述两条，但仍可反映裴是一位熟悉经学的儒家学者。他对吉凶之礼和天子冠礼的意见，都表明他对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服膺和继承。从这一侧面，反映裴的儒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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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不仅熟悉经学，而且对儒家的思想亦有许多发挥，尤其重视任贤使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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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圣哲，深原治道。以为经理群务，非一才之任；照练万机，非一智所达。故设官建职，制其分局。分局既制，则轨体有断。事务不识，则其任易处，选贤举善，以守其位。委任责成，立相干之禁。……故称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业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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