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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崇有论》或裴“以有为本”的本体论学说，是在儒学面对玄学的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出现，使当时的儒学开始克服“辞不获济”、“屈于所狎”的被动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困境，对两晋南北朝及其以后的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裴提出的一些重要命题，如“始生者自生”、“济有者皆有”、“自生而必体有”、“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总混群本，宗极之道”、“化感错综，理迹之原”等等命题，对以后的郭象、张载、王夫之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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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晋武帝太康年间的暂时繁荣，史家多所评述，如干宝《晋纪总论》说：“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转，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艺文类聚》十一，及《群书治要》二十九，《全晋文》一百二十七）此虽有溢美之嫌，但可反映太康年间出现的短暂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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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晋书·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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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晋书·礼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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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晋书·礼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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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责成二千石诏》，《全晋文》卷三，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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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全晋文》，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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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晋书·礼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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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皮锡瑞：《经学历史》，台北：鸣宇出版社1970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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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南齐书·礼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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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晋书·裴传》，《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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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晋书·礼志上》，《晋书》，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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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晋书·虞溥传》，《晋书》卷八十二，第2139—2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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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晋书·虞溥传》，第2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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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晋书·向秀传》，第1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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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杨泉：《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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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晋书·纪瞻传》，第1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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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晋书·裴传》，第10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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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第二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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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三国志·魏书·袁涣传》注引《袁氏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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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全晋文》卷五十四严可均按，第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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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下引文均见《全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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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袁子正书·礼政篇》，《全晋文》卷五十五，第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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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艺文类聚》卷二十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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