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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著述十分丰富，其以博学多识名闻江左，所著书多达数百卷，近百种，数十万言。故本传称其“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四部正讹》称其“身所著书殆六百余卷，自汉以来，称撰述亡盛于洪”。其著述之多，史志及私人藏书著录各异，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至今也未能完全一致。其中可能有许多重复甚至舛误，但其大部可信。其中，犹以葛洪在其《自叙》中为自己所列的著书目录，最为可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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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表章、笺记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别有目录。(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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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书目中可以看出，葛洪著述，有撰有抄。所谓撰，乃亲自撰著者；所谓抄，有时亦称“修撰”，意谓照抄原书之外，又间己意者。如《仪礼·丧服》，是《礼经》中最要篇目。晋儒都很重视并多加研究，葛洪即是如此。《隋书·经籍志一·经部礼类》载《丧服变除》一卷，晋散骑常侍葛洪撰。《经典释文·仪礼音义·丧服经传》第十一“一搤”《释文》：“王肃、刘逵、袁準、孔伦、葛洪皆云‘满手曰搤’”等等，均引有葛洪说。(32)可见，葛洪书目中所谓“抄”，非完全照抄，乃是间加己意的修撰，其对经书文献的研究均有意义。可惜，三百多卷的五经、七史、诸子等书抄均未能传世。上述目录所列，除《抱朴子》内、外篇及《神仙传》等保存下来外，其余撰著皆亡佚。故《抱朴子》内、外篇是研究葛洪思想最直接、最重要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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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抱朴子外篇》的学派归属问题，葛洪在其《自叙》中曾有明确说明。他说，《抱朴子》“《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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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隋至清，一千四百余年来，《外篇》的思想一直被看做是杂家。对《抱朴子》内、外篇，自葛洪《自叙》最早著录外，《晋书》本传、《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通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一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历代史志及私家藏书目录均有著录。虽著录卷数互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均把《内篇》归于道家，而把《外篇》入于杂家。也有极少数史志目录把《外篇》归于道家者，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内篇》论神仙、吐纳、符箓、尅治之术，纯为道家之言；《外篇》则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词旨辨博，饶有名理。而究其大旨，亦以黄老为宗。故今并入之道家，不复区分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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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自认《外篇》属儒家，而千百年来，儒林之士不但抑之不许，且通过对《内篇》的批评而否定《外篇》的价值。如宋高似孙在评论《抱朴子》内、外篇时说：“予自少惑于方外之说，凡丹经卦义，秘籍幽篇，以至吐纳之旨，餐炼之粹，沈潜启策，几数百家。靡不竭其精而赜其隐，破其鋋而造乎中，犹未以为得也。于是弃去，日攻《易》，日读《系辞》，所谓天地之几，阴阳之妙，相与橐籥之，甄冶之，而吾之道，尽在是矣。……及间观稚川、弘景诸人所录及内、外篇，则往往皆糟粕而筌蹄矣。”(35)此即通过对《内篇》的批评，而又全盘否定了《外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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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来，儒者对葛洪的批评盖皆如此。如明代大儒宋濂亦批评说：葛洪“著《内篇》二十卷，言神仙黄白变化之事；《外篇》十卷，驳难通释。洪深溺方技家言，谓神仙决可学，学之无难；合丹砂、黄金为药而服之，即令人寿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其他杂引黄帝御女及三皇内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诞亵不可训。……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为文虽不近古，纡徐蔚茂，旁引而曲证，必达己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学《六艺》，夫孰御之哉？惜也”。(36)高似孙、宋濂皆当时大儒，他们对葛洪的批评，皆有以偏概全之弊，皆因葛洪《内篇》的道家或道教信仰，而否定《外篇》的儒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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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唯清代吴德旋在其《初月楼文钞》中，对《抱朴子外篇》作了充分肯定。他在文中说：“葛洪生于衰晋之世，闵时俗之流荡，疾贪邪之竞进，故所著书辞，贱禄利，尚高节，匡世谬，贵绳检，其说美矣，顾乃列之《外篇》。而《内篇》专论黄白变化之术，内其所当外，外其所当内，何若斯之舛也！”(37)在此，吴氏并未因批评《内篇》而否定《外篇》，而且极力推崇《外篇》为“其说美矣”。不仅如此，他还引用桐城派学者姚文然的话，认为“《抱朴子外篇》依于儒家，言多足取；其《内篇》，绝鄙诞可笑。以洪之为人核之，言不宜有是。殆后世黄冠师伪为之，托名洪耶”？(38)姚氏的这些看法，虽仍以“绝鄙诞可笑”一语全盘否定了《内篇》的价值，并怀疑《内篇》为伪托之作。但对于《外篇》却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打破了一千多年来把《外篇》归于杂家的传统说法，这是历史上对葛洪《抱朴子外篇》的学派归属确定为儒家的首次评价。但由于姚氏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不大，其“《外篇》依于儒家”的说法虽颇有见地，但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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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一直到现代方有改观。上世纪四十年代，史家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简编》总结东晋的玄学和道教的发展时，提到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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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子外篇》，完全是儒家的面貌，不见怪诞的语句。特别是《诘鲍篇》，用荀子和韩非子的观点驳斥道家学派鲍敬言“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谬论，表现出社会进化思想。……这不仅否定了老庄学派，否定了今文经学和阴阳五行学派，甚至连自己《内篇》所讲的那些神仙术也否定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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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要判断葛洪《抱朴子外篇》的学派归属，只引征上述材料还是远远不够的。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儒家”这一概念的内涵和标准问题；其二是《抱朴子外篇》的基本思想趋向。关于“儒家”概念的内涵和标准，历代宽简不同。如果简单地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其内涵及标准似乎比汉代宽泛得多，其中最明显的特点，是吸纳了法家的思想，因此常常被玄学家称之为“儒法之士”。虽然儒法之间仍存在差别，但自汉末以后，面对玄学与佛教的冲击，儒法思想首先实现了融合，因此魏晋以后，很难再有“纯儒”或“纯法”的学者。也就是说，随着汉末学术思想的转型，“儒家”概念的内涵打破了汉代的界限，并由于佛教的刺激，使已经扩大了内涵的儒家思想，进一步世俗化、民间化和政治化，并强调“军国得失”、“君臣之义”、“公私之别”、“安上治民”等具有经世意义的原儒精神。前章所述及的蒋济、桓范、杜恕、傅玄及裴等人皆有这样的特点。另一方面，若从思想观念形态和价值理念上看，凡不排斥仁义道德，承认六经及孔子地位并从正面引征儒家经典，主张礼法对社会的作用，强调崇教勖学、任贤使能等，基本上均可划为儒家范畴。如果这些说法可以成立，那么《抱朴子外篇》应完全符合上述这些标准（具体论证见本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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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子外篇》的儒学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其中虽也夹杂一些道家思想，但观其立言宗旨，思想意境及其所关心的事物及对历史、世风、人物的褒贬等各个方面，均体现出一种儒者风范和儒家精神。这也是《外篇·自叙》之所以自认为儒家的原因。但历史上为什么多把《外篇》归于杂家或道家呢？这主要是受《内篇》言神仙、黄白、变化及修炼、符箓、劾治等道教信仰的影响。他们没有把内、外区分开来，或从传统或正统儒家的立场看问题的结果。再加之《外篇》的体裁、语言及逻辑形式，与传统儒家有很大区别。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对传统儒家思想方法或逻辑形式的突破，正如前述裴及后来的范缜一样，而不能把它看做是“诡辩”或“谬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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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葛洪《抱朴子外篇》体现的是儒家思想，而这种儒家思想，正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儒家的思想方法和语言常式，表现出“词旨辨博，饶有名理”的特征，故使传统的儒家学者不能辨其趣旨，甚至目其为玄谈。如近人刘师培在其《论文杂记》中即是把六朝文体与其思想并为一谈，称“六朝之士，崇尚老、庄，故六朝之文多道家言。”其本注说：“如葛洪、孙兴公、王逸少、支遁、陶渊明、陶弘景之文，皆喜言名理，以放达为高。”(41)观葛洪《抱朴子外篇》，实际情况却正相反，葛洪正是通过批评玄学家的玄谈与放达而表现出儒家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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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葛洪《抱朴子外篇》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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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子》一书在葛洪的众多著述中，据有核心地位。它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即在于该书无论是《内篇》还是《外篇》，在当时都有一定的新意。其《内篇》作为道教的重要经典，在道教史上曾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但其《外篇》的学术价值，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却受到相对地冷落。前面所述历代史志将其著录为杂家便是明证。当然，其间亦有为葛洪鸣不平者，如明朱务本刻本《抱朴子》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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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备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广驳曲引，穷搜远喻，凿凿允合于时，可以拯弊救乱，施诸行事。非若庄、列之虚怪，申、韩之深刻，管、晏之机嗇也。推而论之，用则可以辅世长民，舍则可以全身远害，进则可以坐致王伯，隐则可以却长生，视天地为刍狗，以古今为逆旅。如《抱朴子》者，内精玄学，外谙时政，汉以来无其伦也。若泥而论之，则千载之下，《抱朴子》含冤多矣。(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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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序文对葛洪《外篇》的评价，可谓高出历史上的一些名家硕儒，独有所见。把《外篇》的思想倾向与庄、列、申、韩、管、晏等思想作了区别。其中尤其强调对葛洪不能“泥而论之”，即不能拘泥于学派立场或个别言辞而否定《抱朴子》一书的价值。上述说法实为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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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五十卷，含五十二篇长短不齐的文章，十余万言。葛洪自称《外篇》属儒家，此言亦不虚。下面仅从四个方面，探讨其儒学的具体内容及思想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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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唯无礼，不厕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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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外篇》所表达的儒学思想，是多方面的。其中，“贵礼”思想最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疾谬》、《讥惑》、《刺骄》、《省烦》、《博喻》、《广喻》、《自叙》等篇中。魏晋以降，礼法制度受到严重破坏，以致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此，葛洪几乎是“痛心疾首”，并作了大量的揭露。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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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摴蒱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繻纨袴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野。……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往者务其必深焉，报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虑见答之后患，和之者耻于言轻之不塞。周禾之芟，温麦之刈，实由报恨，不能已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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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礼教颓靡，社会逐渐失去了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从而演绎出卑劣的社会风气，最终导致社会人群之间的争斗和“报恨”，甚至彼此交恶、械斗不已，给社会带来灾祸。葛洪认为，造成这些恶果的原因，皆由“托云率性”、“背礼叛教”所致。由此，他转向了对魏晋风教和放达的批评：“轻薄之人，迹厕高深，交成财赡，名位粗会，便背礼叛教，托云率任，才不逸伦，强为放达。”(44)这些人倨傲孤高，妄行所在，无所不至。甚至“入他堂室，观人妇女”，“载号载呶，谑戏丑亵，穷鄙极黩，尔乃笑乱男女之大节，蹈《相鼠》之无仪。”(45)葛洪以《诗·相鼠》为喻，老鼠尚且有皮有齿有体，而人没有威仪，没有行止，没有礼义，那就连老鼠都不如，活着还有何意义？真是不如早点死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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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为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人而无礼，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亲也，盖欲人之敬之，必见自敬焉。不修善事，则为恶人。无事于大，则为小人。纣为无道，见称独夫。仲尼陪臣，谓为素王。则君子不在乎富贵矣。今为犯礼之行，而不喜闻遄死之讥，是负豕而憎人说其臭，投泥而讳人言其汙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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