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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奏，帝纳其言。于是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选学舍一百五十五间。但由于长期废业，学校的教学“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于其列”。故又有国子祭酒殷茂上疏，建议朝廷，沙汰混杂，选内外清官子姪入学，并制定课程，“佥与后生，兴复儒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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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石、殷茂复兴儒教的主张，虽然施行时仍有许多曲折，但对弘扬儒学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后，由于政权的不稳定，再加之王恭叛乱，北方的军事搔扰，桓玄篡逆，以及孙恩、卢循的农民暴动等等。一连串的内乱外患，使东晋政权不得喘息，故其儒学的推行亦因此常常有始无终。尽管如此，朝廷和地方复儒兴学的运动仍不断进行。据《晋书·儒林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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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郡范平，研览墳素，敦悦儒学，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其三子奭、咸、泉“皆以儒学至大官”。泉子蔚，关内侯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延来读者恒有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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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江杜夷，世以儒学称。少而恬泊，操尚贞素，居甚贫窘，不营产业，博览经籍百家之书，寓居汝、颍之间，十载足不出户，闭门教授，“生徒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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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留范宣，晋之大儒，博综群书，尤善“三礼”。平素虽闲居屡空，但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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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汪、范宁父子，世好儒学，“汪屏居吴郡，从容讲肆”，“在大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范宁为余杭令时，“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太元中，为豫章太守，在郡大设庠序，“教授恒数百人”，又“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远近至者千余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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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材料可知，东晋时期，儒学曾屡次兴起，故造成东晋政权的儒家化，并出现一批著述甚丰的儒家饱学之士。除上面所举的范宣、范宁、杜夷、范平、孙盛、袁宏等人外，尚有大儒贺循、孙衍、谢沈、范汪、虞喜等，这些儒学之士在中国儒学史上都应占有一定地位。由于他们的提倡和推动，使儒学思想始终成为东晋政权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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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葛洪《抱朴子外篇》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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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283—343）是东晋著名道士和道教理论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具有总结性、综合性的思想家、批评家和学者。在中国思想史上，葛洪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著述丰赡，学术视野宽厚。其笔触所及，上及天文，下及地理，旁及医药、丹术、兵略、经史、诸子、儒、墨、道、法，无所不包。可以说，他是东晋前期著述最多、思想体系庞杂的一位思想大家。其儒学思想，集中表现在《抱朴子外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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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葛洪事迹及生卒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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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晋书》本传和《抱朴子外篇·自叙》等文献记载，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祖彬（《晋书》本传“彬”作“系”，《抱朴子外篇·自叙》作“彬”，今从《自叙》），仕吴历官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辅吴将军、封吴寿县侯。父悌，仕吴历官中书郎、中获军、拜会稽太守，入晋，为吴王司马晏郎中令、迁邵陵太守，卒于官。仅从以上可知，葛洪的祖、父两代皆为高官，故其出身为江南世家大族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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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葛洪的自身经历，虽《抱朴子外篇·自叙》有较详细记载，但由于史家对其生卒年说法不一，多少影响了对葛洪生平事迹的准确考察。(19)其中，造成生卒年说法不一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关于其生年，二是关于其年寿。关于其生年，杨明照先生在其《抱朴子外篇校笺》中，考订葛洪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20)而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考订葛洪生年为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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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据葛洪《自叙》有“齿近不惑”一语，推定洪之生年为晋武帝咸宁四年。其文说：“关于葛洪的生卒年岁，《自叙》及本传都无记载，但从《自叙》中，我们可以间接把近似的年岁推断出来。《自叙》说‘今齿近不惑’。又说‘今将遂本志，委桑梓，适嵩岳，以寻方平梁公之轨。先所作子书内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复撰次，以示将来云尔’。又说‘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22)该书据此认定，此时即是建武中。“计上距年二十余草创子书之时凡十余年。二十余，加上十余年，正合‘齿近不惑’”。(23)该书又接着说，两晋时期，“建武”年号有两个：一是晋惠帝于公元304年秋七月改元“建武”；另一个是东晋元帝以丞相琅琊王，晋位晋王时亦改元“建武”。两个“建武”年号，均不到一年即废。由此断定，“葛洪所指‘建武’，当为晋王之‘建武’。……由此可知，在晋王‘建武’初（317），洪‘齿近不惑’，那时封侯食邑，而子书内篇也已撰定。从这里上推四十年，为西晋武帝咸宁四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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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上述葛洪生于晋武帝咸宁四年考订，再与葛洪《抱朴子外篇》中的《吴失》、《自叙》等篇之所记对照，存在明显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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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葛洪在《外篇·吴失》篇中明确地说“余生于晋世”。也就是说，葛洪生于吴灭亡之后，他才得以《吴失》为篇，专门讨论吴的过失和错误，总结吴灭亡的教训。吴亡于末帝孙皓天纪四年（280），显然，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吴尚未亡，故不得称洪生于晋武帝咸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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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按葛洪《自叙》篇所记，洪年二十余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又言“昔欲诣京师索奇异，而正值大乱，半道而还，每至叹恨，今齿近不惑”云云。也就是说，葛洪在定稿《抱朴子》一书时，已近不惑之年。若以洪生于晋武帝咸宁四年（278）计，至东晋元帝建武中（317），时洪年整四十岁（古人不以周岁计），则正合“不惑之年”，而不应称“齿近不惑”。故称洪生于晋武帝咸宁四年，明显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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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若以葛洪生于晋武帝咸宁四年，而以洪《自叙》“年十三而慈父见背”计，其父当死于晋武帝太熙元年（290）。而《自叙》说，其父入晋，“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正色弼违，进可替不。举善弹枉，军国肃雍。迁邵陵太守，卒于官”。(25)查《晋书·武十三王传》，“吴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杨、吴兴、并吴三邻”。这就是说，洪父卒年与皇子司马晏受封吴王在同一年。如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洪父在郎中令上，“举善弹柱，军国肃雍”，且“迁邵陵太守”？这同样存在明显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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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葛洪在《自叙》中说：“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难曰：‘昔王充年在耳顺，道穷望绝，惧身名之偕灭，故《自纪》终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运，方将解申公之束帛，登穆生之蒲轮，耀藻九五，绝声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扬，而务老生之彼务？’”(26)这里，“始立之盛”，当指葛洪“荐名琅邪王丞相府”及“庚寅诏书赐爵关中侯”等事。(27)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愍帝建兴三年（315）和元帝建武元年（317）。若以洪生于晋武帝咸宁四年计，发生上述两件事时，葛洪分别为37岁和39岁。这样的年龄只能称做“不惑之年”或“近不惑之年”，而不能称“始立之盛”。可见，侯书的考订同样与《自叙》所记有明显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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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晋文》据《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八，辑得《抱朴子外篇》一条佚文。这条佚文的发现，完全可以纠正上述《中国思想通史》等书籍及文章对葛洪生卒年考辨的差误。这条佚文说：“昔太安二年（303），京邑始乱，三国举兵，攻长沙王乂。小民张昌反于荆州，奉刘尼为汉主。乃遣石冰击定扬州，屯于建业。宋道衡说冰，求为丹阳太守，到郡发兵以攻冰，召余为将兵都尉。余年二十一，见军旅，不得已而就之。”(28)据这条材料得知，葛洪参与讨伐石冰之乱时年21岁。又据该条佚文及《晋书·惠帝纪》等文献记载，石冰之乱发生在晋惠帝太安二年（303），由此即可推出葛洪当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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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生年确定以后，其卒年即可迎刃而解。关于葛洪卒年，历史上基本有两种说法：一说卒于八十一者，以《晋书》本传、《艺文类聚》卷七十八、《御览》卷六百六十四引晋何法盛《晋中兴书》、清钱大昕《疑年录》及近人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等为代表。一说卒于六十一者，以《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引晋袁宏《罗浮记》、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之《葛洪事迹考证》及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等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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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说，虽各有所据，但主“卒于六十一”者之考辨，较为确当。如近人余季豫在《〈疑年〉录稽疑》一文中，以钱大昕考订“葛洪卒于晋咸和间年八十一”为大误。他认为，“若如钱氏所说，姑以咸和九年（334）起算，上推八十一年，是为吴大帝五凤元年（254），至吴亡时，稚川二十有七矣，尚得云‘生于晋世’乎？……姑以咸和九年卒年八十一推之，则当元帝纪元之岁，稚川已六十有四，尚得云‘齿近不惑’乎？……”(29)又陈国符《道藏源流考·葛洪事迹考证》，据《晋书·葛洪传》言葛洪后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乃止罗浮山，旋忽卒。邓岳至，已不及见云云。陈按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晋成帝咸和五年，邓岳始领广州刺史。康帝建元二年（344），岳卒，其弟逸代之。故葛洪至迟当卒于康帝建元二年。“据此，则《太平寰宇记》谓洪卒年六十一之说为是”。(30)诸如此类的考证，多有说服力。所以，关于葛洪年寿，《太平寰宇记》引袁宏《罗浮记》所载六十一，与《自叙》完全相符，故葛洪年寿可确定为六十一岁。所谓“八十一”者，盖“八”为“六”之误也。由此推算，葛洪卒于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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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确定了葛洪生卒年后，其一生事迹方可有确切着落，由此亦可断定葛洪一生所遇重大事件及这些事件对其著述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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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葛洪著述及《抱朴子外篇》的学派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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