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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明确了“学”的重要性及其目的，接下来便是如何学习。对此，葛洪也有一番宏大的议论。他说：“贤人悲寓世之倐忽，疾泯没之无称；感朝闻之弘训，悟通微之无类；惧将落之明戒，觉罔念之作狂。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于寸阴；鉴逝川之勉志，悼过隟之电速；割游情之不急，损人间之末务；洗忧贫之心，遣广愿之秽，息畋猎博弈之游戏，矫昼寝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无益，遂振策于圣途。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进德修业，温故知新。”(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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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在这段几乎句句有典的议论中仍是以儒家的价值理念为核心，强调“疾泯没之无称”、“遂策第于圣途”。在他看来，人的一生是短促的，因此，如何在短促的一生中，爱惜光阴，割弃优游，以孔子川游之喻勉励自己，以坚毅之志，读书为学，从而“进德修业，温故知新”，以达“圣途”。这里的“圣途”，决不是道家的“圣途”。因为葛洪对“学”的态度，与庄子之“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的态度，正是相反。在葛洪看来，正因“过隟之电速”、“寓世之倐忽”，所以才要“不弃功于寸阴”、“矫昼寝坐睡之懈怠”。他说：“饰治之术，莫良乎学。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62)这里所谓“固志”，即孔子所谓“十有五而志于学”之志。有志于学，方能“洗忧贫之心，遣广愿之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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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之世，世风所以日下，即在于不学，即在于不能固志。葛洪对此进行了批判：“若夫王孙公子，优游贵乐，婆娑绮纨之间，不知稼穡之艰难，目倦于玄黄，耳疲乎郑、卫，鼻饜乎兰麝，口爽于膏粱；冬沓貂狐之缊丽，夏缜纱縠之翩飘；出驱庆封之轻轩，入宴华房之粲蔚；饰朱翠于楹棁，积无已于箧匮，陈妖冶以娱心，湎醽醁以沈醉；行为会饮之魁，坐为博弈之帅。省文章既不晓，睹学士如草芥；口笔乏乎典据，牵引错于事类。剧谈则方战而已屈，临疑则未老而憔悴。虽叔麦之能辨，亦奚别乎瞽瞆哉！”(63)葛洪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对社会的了解可谓深透，因此对它的批判，也可谓针针见血，鞭辟入里。也正是因为王孙公子，优游贵胄的侈靡腐败导致了教育的沦丧和社会的堕落，致使“世道多艰，儒教沦丧，文武之轨，遂将凋坠”。由此，他又批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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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闻帝之元储，必入太学，承师问道。齿于国子者，以知为臣，然后可以为君；知为子，然后可以为父也。故学立而仕，不以政学，操刀伤割，郑乔所叹。触情纵欲，谓之非人。而贵游子弟，生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忧惧之劳，未常经心。或未免于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才胜衣冠，而居清显之位。操杀生之威，提黜陟之柄，荣辱决于与夺，利病感于脣吻；爱恶无时暂乏，毁誉括厉于耳。嫌疑象类，似是而非，因机会以生无端，藉素信以设巧言，交构之变，千端万绪，巧筭所不能详，毫墨所不能究也。无术学，则安能见邪正之真伪，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无所感假，能无倾巢覆车之祸乎！(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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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的上述批判，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为避免“文武之轨，遂将凋坠”，葛洪强调国家政权的接班者，一定要接受儒学的教育。即“必入太学，承师问道”。也就是在太学中，首先学会按年龄大小互相礼让，这才能“知为臣”、“知为子”，然后才可以“知为君”、“知为父”。葛洪此议，依据《礼记·文王世子》：“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即是此意。第二，“学立而仕，不以政学”，意谓必先学而后为政，不能先入政而后再学。此亦儒家的原则主张。依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第三，“触情纵欲，谓之非人”，典出《说苑·修文》：“触情从欲，谓之禽兽。”又《孟子·滕文公》“周霄”章赵岐注：“言人不可触情从欲，须礼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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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点，是葛洪批判“不学”之害的经典依据。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无术学，则安能见邪正之真伪，具古今之行事？”这就是说，不读书，不学习，即为不学无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就不能分清邪正真伪和是非善恶，因此也就不能“具古今之行事”，不仅承担不了治国的重任，反而会导致“倾巢覆车”、国家败亡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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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葛洪的思想逻辑中，“学”是主体，一个人能不能学，有学还是无学，可以上升到“人禽之别”的高度。因此，“学”是人的能动性的体现，它是主动的。葛洪不赞成“生而知之”，他所谓“何神之有，学而已矣”的命题，以及“人理之旷，道德之远，阴阳之变，鬼神之情，缅邈玄奥，诚难生知”(65)的思想，即是强调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而反对“生而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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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在强调“学”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同时，又提出“教”的问题。葛洪针对汉晋以来的世风和学风之弊，对“师”的行为标准亦提出要求：“朋友师傅，尤亦精简。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见惮者。其经术如仲舒、桓荣者，强直若龚遂、王吉者，能朝夕讲论忠孝之至道，正色证存亡之轨迹，以洗濯垢涅，闲邪矫枉，宜必抑情遵宪法，入德训者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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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桓荣、龚遂、王吉四人，皆汉时名师大儒，葛洪标举此四人，实为标举此四人的学问、人品及其儒学风范和为师楷模之意。其提倡为人师表者，必须有德行、节操、经术等方面的修养，方能培养出廉洁之士和合格的治国人才。相比之下，葛洪对汉晋之世教育师资的腐败风气亦作了尖锐的长篇批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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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之末世，吴之晚年，则不然焉。望冠盖以选用，任朋党之华誉，有师友之名，无拾遗之实。匪唯无益，乃反为损。故其所讲说，非道德也；其所贡进，非忠益也。唯在于新声艳色，轻体妙手，评歌讴之清浊，理管弦之长短，相狗马之勦驽，议遨遊之处所，比错途之好恶，方雕琢之精粗，校弹棋樗蒲之巧拙，计渔猎相掊之胜负，品藻妓妾之妍媸，指摘衣服之鄙野，争骑乘之善否，论弓剑之疏密。招奇合异，至于无限。盈溢之过，日增月甚。……是以雅正稍远，遨逸渐笃。其去儒学，缅乎邈矣。能独见崇替之理，自拔沦溺之中，舍败德之崄途，履长世之大道者，良甚鲜矣。嗟乎！此所以保国安家者至稀，而倾挠泣血者无筭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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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教”是一体之两面，有学即有教，有教即有学，教学相须，教学相长，这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主要原则和理念。葛洪著书，先立《勖学》，紧接着即是《崇教》。这两篇可称为《抱朴子外篇》的姊妹篇。在葛洪看来，无论教，还是学，其最终目的都是“保国安家”。而保国安家的重要手段即是教育，而教育的内容即是儒学。尤其在汉晋之际，儒学教育遭到破坏，“雅正稍远，遨逸渐笃”。在葛洪看来，风气大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背离了儒家精神，丢弃了思想学术、乃至日常生活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原则，以致堕落到“唯在于新声艳色”、“相狗马之勦驽”、“品藻妓妾之妍媸”，以至于“招奇合异，至于无限”。“其去儒学，缅乎邈矣”，即远离了儒学的道义精神和长世之道。由此，葛洪提出“竞尚儒术”、“撙节艺文”、“精六经之正道”等主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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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圣明在上，稽古济物，坚隄防以杜决溢，明褒贬以彰劝沮。想宗室公族，及贵门富年，必当竞尚儒术，撙节艺文，释老、庄之不急，精六经之正道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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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点最值得注意：其一，葛洪以“儒术”、“艺文”为防止决溢之“堤防”，清晰地表明了葛洪以儒家经术为治世之具和价值标准的重儒思想；其二，“释《老》、《庄》之不急，精六经之正道”，表明葛洪在儒道关系和经子关系上，选择了以“六经”为“正道”，以老庄为不急的重经思想。这里的“释老庄之不急”，虽暗指何晏、王弼的玄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老庄的批评。特别是对庄子，葛洪在《应嘲》篇中，有严厉的批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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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恨庄生言行自伐，桎梏世业。身居漆园，而多诞谈。好画鬼魅，憎图狗马。狭细忠贞，贬毁仁义。可谓彫虎画龙，难以徵风云；空板亿万，不能救无钱；孺子之竹马，不免于脚剥；土柈之盈案，无益于腹虚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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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葛洪不满庄子“狭细忠贞，贬毁仁义”，“言行自伐，桎梏事业”。这里当然也暗含着对玄学的批评。但在葛洪看来，玄学也正是依傍着老、庄而流于虚诞。因此要正本清源，还是要回到儒家“六经”、“正道”的立场。同时，也不排斥诸子百家。既要“变化旁通”，又不沦于“违正之邪径”，即主张以正经为“原本”，“精六经之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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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对诸子，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认为子学有助于正经。但也有“非圣过正”的不足，这些都可能助长虚无之风，他说：“浅近之徒则不然焉：辩虚无之不急，急细事以费言；论广修、坚白无用之说，诵诸子非圣过正之书；损教益惑，谓之深远；委弃正经，竞治邪学。”(70)这即是说，浅近之徒，正是利用了诸子“非圣过正”之言，“示巧表奇以诳俗”。这里的“非圣过正”，即是指诸子中的非儒倾向及对儒家仁义道德的否定。这里，葛洪以“正经”与“邪学”对举，标示了他对子学中的非儒成分持一种批评态度。由此，他论述了经子关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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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则林薄之裨嵩岳也。虽津塗殊，而进德同归；虽离于举趾，而合于兴化。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焉。(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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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备研，八索必该，斯则富矣；振翰摛藻，德音无穷，斯则贵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士以三坟为金玉，五典为琴筝，讲肆为钟鼓，百家为笙簧，使味道者以辞饱，酣德者以义醒。(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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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段材料，可看出葛洪对经子关系的基本态度。“正经”，泛指儒家经典，其中包括所谓五经、六经、七经、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在葛洪看来，经与子的关系，犹大海与川流、景星与三辰、林木与高山峻岭、金玉琴筝与钟鼓笙簧的关系。此说与刘歆《诸子略》、扬雄《法言》及杨泉《物理论》等观点正合。即以诸子为六经之流裔，经与子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它们虽“津塗殊”、“离于举趾”，但其作用皆“进德同归”、“合于兴化”。其稍有不同者，葛洪似乎注意到汉晋之世风颓教沮之流弊，更有针对性的强调“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即强调了儒家经典的“原本”和“纲领”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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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材授官，贵贤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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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抱朴子外篇》中，专有《贵贤》、《任能》两篇。从其篇名看，应该是直接讨论“贵贤任能”的，但两篇文字加在一起，不足千字，与其他篇的文字数量不相值衡。因此两篇文字可能有所亡佚。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葛洪贵贤思想的研究，因为在《外篇》中，尚有《君道》、《臣节》、《钦士》、《审举》、《擢才》、《名实》、《清鉴》、《百里》、《接疏》、《汉过》、《吴失》等篇讨论到贵贤问题。甚至可以说，葛洪的“贵贤”、“任能”思想，贯穿于整个《外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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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葛洪的儒家思想中，贵礼、崇教的目的在于正本清源、匡正时弊，以免造成人伦、社会的进一步沉沦。那么，量材授官、贵贤任能，则是其贵礼、崇教思想在社会实践层面上的具体应用和落实。它集中代表或反映了葛洪的经世思想和对社会政治清明、官民和洽的向往。在葛洪看来，只有“贤无括囊之屈”、“才无失授之用”，社会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然而，汉晋之世，官场实在是太污浊、太昏暗了。葛洪首先对此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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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失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盖疾之甚也。(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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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贡举”、“选用”，皆汉晋以来的选官制度。魏晋时期虽施行九品中正制，但“察举”仍为选官的辅助，甚至两者结合起来，产生比汉末更大的流弊。葛洪虽标举灵、献之世，实则皆为讽晋之作。在葛洪看来，从中央（台阁）到地方（州郡），由于选用失人，导致贤愚颠倒，名实乖离，不正之风遍及朝野。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