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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有直者无分而径进，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故东园积卖官之钱，崔烈有铜臭之嗤。上为下效，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独谈亲容；桑梓议主，中正吏部，并为魁侩，各责其估。清贫之士，何理有望哉？……俗之随风而动，逐波而流者，安能复身于德行，苦思于学问哉！是莫不弃检括之劳，而赴用赂之速矣。斯诚有汉之所以倾，来代之所宜深鉴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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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官卖官，按职论价；上行下效，积习成风。官场变成市场，高官并为魁侩。上下勾结，操纵贡举。有钱者，虽无贤、无能，却粉墨登场；无钱者，即使有贤有能，亦只能望而却步。无怪乎与葛洪同时代的鲁褒著《钱神论》云：“官尊名显，皆钱所致”，“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居前者为君长，居后者为臣仆”。葛洪与鲁褒所见略同也。在葛洪看来，此岂仅有汉一代之所以哉！天下汹汹，盖皆如此。他说：“吴之晚世，尤剧之病：贤者不用，滓秽充序，纪纲弛紊，吞舟多漏。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匪富匪势，穷年无冀。德清行高者，怀英逸而抑沦；有才（当做财）有力者，躡云物以官跻。主昏于上，臣欺于下。不党不得，不竞不进。背公之俗弥剧，正直之道遂坏。”(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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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不能用贤，遂使纪纲弛紊，政风大坏。贡举选官，贿赂成风。上有昏主，下有欺臣；厚货在前，党强为右。权钱勾结，上下交征。遂使贤德之士沉沦下潦，有钱有势者青云直上。“秉维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亲，则阿谄之人也。进无补过拾遗之忠，退无听讼之干，虚谈则口吐冰霜，行己则浊于泥潦。”(76)在葛洪看来，这种腐败的选官制度，必然造成官场上的贤愚颠倒和是非错乱。为此，葛洪列出了官场上的十大怪现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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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不开律令之篇卷，而窃大理之位；不识几案之所置，而处机要之职；不知五经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禄；不闲尺纸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笔不狂简，而受驳议之荣；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选；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军势，而轩昂节盖之下；屡为奔北之辱将，而不失前锋之显号；不别菽麦之同异，而忝叨顾问之近任。(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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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指晋时廷尉之官，主刑法狱讼；机要，指接近皇室的秘书郎之属，主掌机密文书之类；儒官，指国子祭酒、五经博士及助教等官；著作，指魏晋时期专掌史任的著作郎；驳议，指专门负责向皇帝进言之官，会公卿百官议事，而独执异议者；奏劾，指御史、中丞之官，主司按劾、绳愆纠谬之责；品藻，指魏九品之制所置中正之官，掌以论人才优劣，品评高下之责；轩昂节盖之下，指持节将军一类的军事高官；前锋，指大军作战时的先锋官，由高级将领充任；顾问，指在皇帝身边，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之官，即魏晋时期的侍中、常伯之类。以上十类官职，都是魏晋时期国家的中枢要职，然而其任职者，均不忝其位，不胜其任，用非其人，“此破国亡家之先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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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把能不能贵贤、擢才、任能，提高到关涉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凶家害国，得罪竹帛”，“吴土之化为晋域”，“南民之变成北隶”，“良史无褒言，金石无德音”，总之，汉之所以亡，吴之所以灭，以及他所预见到的永嘉之乱，晋室南迁等等变故，“夫何哉？失人故也”。在葛洪看来，贵贤任能，乃是国家的长远之策，应见微知著，防范于未然：“夫百寻之室，焚于分寸之飙；千丈之陂，溃于一蚁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张乎！而秉斤两者，或舍铨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绳墨于附己。选之者，既不为官择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谓不任。于是莅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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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斤两者”，指掌典选之官；“掌柯斧者”，指掌刑法之官。在葛洪看来，这些掌管国家神器的高官大吏，徇私舞弊，枉法。他们可以丢弃原则而任私情，歪曲或篡改规章制度以合己意。为人择官，为官贪赃立庙，遂使庸材、小人充塞官府。这样一来，就必然出现“奸伪荣显，则英杰潜逝；……举任并谬，则群贤括囊；群贤括囊，则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则小人道长；小人道长，则梼杌比肩”。(79)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张乎！这种政治生态环境若不改变，岂止“政荒民散”？它将导致国家覆亡！葛洪看到了这一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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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玉为石者，亦将以石为玉矣；以贤为愚者，亦将以愚为贤者矣。以石为玉，未有伤也；以愚为贤者，亡之诊也。盖诊亡者，虽存而必亡；犹脉死者，虽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戏，悲夫！莫之思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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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者，验也，断也，即今所谓诊断也。可以说，这是葛洪为晋世的贤愚颠倒、政治腐败所开出的诊断书。同时，也可看做是他对未来社会所做出的预言书。其“以愚为贤者，亡之诊也”，可以构成政治学上的一个命题。这里的“诊”字，可由验、断引申为征兆。死亡的征兆出现了，虽当时还可苟延残喘，但将来则必死无疑。这如同医生把脉一样，“脉死者，虽生而必死也”。在葛洪看来，以愚为贤，贤愚颠倒，是国家政治走向死亡的绝路，本应引起警惕，认真思考。然而当权者却“莫之思也”。他以吴亡为例：“吴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谄凡庸，委以重任。危机急于彍弩，亡征著于日月，而自谓安于峙岳，唐、虞可仰也。目力疲于绮粲，而不以览庶事之得失；耳聪尽于淫音，而不以证献言之邪正；谷帛靡于不急，而不以赈战士之冻馁；心神悦于爱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盖轻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庙之重者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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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在前，亡征昭著，却自以为安如四岳，自比于唐、虞。这是历史上所有亡国之君的致命之病。因此，要真正避免亡国破家，就要重视人才的选用，贵贤任能，量才授官，这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责任。即“招贤用才者，人主之要务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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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圣君莫不根心招贤，以举才为首务，施玉帛于丘园，驰翘车于严薮，劳于求人，逸于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皂隶，论道经国，莫不任职。恭己无为，而治平刑措；而化洽无外，万邦咸宁。设官分职，其犹构室，一物不堪，则崩桡之由也。(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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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把招贤、举才，作为君主之“要务”、“首务”，并以此作为圣君、明君的标准。由此亦可看出葛洪对军国人事、国家政治的关心和重视，认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论道经国，莫不任职，方能官秩有序，政通人和，万邦皆安，以为至治。在葛洪看来，人才的选用，是一个系统工程，制度的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就像盖房子一样，只图表面亮丽，而不注重选材，低劣的材质或任何偷工减料，都会造成大厦的倾塌。因此，葛洪提出贵贤、任能、擢才的基本原则和综合性标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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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名责实，屡省勤恤，树训典以示民极，审褒贬以彰劝沮，明检齐以杜僭滥，详直枉以违晦吝。……匠之以六艺，轨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齐之以礼刑。扬仄陋以伸沉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无诡道，事无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即戎者，莫敢惮危顾命。悦近以怀远，修文以招携。阜百姓之财粟，阐进德之广途，杜机伪之繁务，则明罚勑法，哀敬折狱；淳化洽，则匿瑕藏疾，五教在宽。(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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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的上述原则和标准，多源自儒家的经世之道和举贤之法。其基本内容，仍是以儒家六艺、忠信、慈和、礼法为核心。因为在葛洪看来，自汉末乃至魏晋以来，由于“天下贡举不精久矣”，尤其举才不以试经，使贡士失去标准，举贤不以其道，枉直混杂，贤愚颠倒。于是葛洪呼吁改革贡举之法，恢复已被废除的考试制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此乃见同于左衽之类，非所以别之也。……今贡士无复试者，则必皆修饰驰逐，以竞虚名，谁肯复开卷受书哉？”(84)“古者犹以射择人，况经术乎？如其舍旃（焉），则未见余法之贤乎此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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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葛洪看来，恢复试经答策的考试制度，既可以防止修饰驰逐，以竞虚名，又可以鼓励有志于为官者修德进学，改造社会风气。在他看来，“但此一条，其为长益风教，亦不细矣。若使海内畏妄举之失，凡人息侥倖之求，背竞逐之末，归学问之本，儒道将大兴，而私货必渐绝，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旷矣。”(86)可见，葛洪的贵贤任能主张，最终又回到了复兴儒学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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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诘鲍论君，辨证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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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抱朴子外篇》的儒学思想，除上述几项主要内容外，还表现在他的历史观中。其中，以《诘鲍》篇为代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葛洪颇具儒家特征的秩序主义的思想传统和古今之辨：即强调君臣之道和统治秩序的合理性、现实性及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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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诘鲍》篇是以对话、辩论的形式，对鲍敬言“无君论”展开的批评。关于鲍敬言其人其文，除葛洪《诘鲍》提及外，当时的其他史料均无记载，也未见称引，故其来历有些不明。但从《诘鲍》篇的行文看，葛、鲍的辩论非止一次，而是往复论难，故在葛洪的批评文章中，有“难曰”、“又难曰”、“余既驳之矣，后所答余文，多不能尽载”云云。足见这场辩论还是很激烈的。同时也说明鲍敬言的“无君论”，只是葛洪在与之辩论中所摘录的片断，远非“无君论”的全文或全貌。甚至其篇名，也值得商榷。葛洪在称引鲍敬言的观点时，只称其“贵上古无君之论”、“以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而鲍敬言在文中也只称“曩古之世，无君无臣”。故鲍敬言“无君论”的篇名，准确地说，应称《上古无君论》，而不应简化为《无君论》。总之，这场辩论，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概括起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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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二者的辩论涉及君主或君臣之道乃至国家的起源问题。鲍敬言认为，君主及政府、国家的产生，是由强者、智者通过暴力手段强加给人民的。他说：“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则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87)这就是说，君臣之道的起源，乃是由于社会上出现了智愚的差别和强弱的对立，于是产生了君主及“隶属役御”的国家政权。此为君主起源于暴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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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认为，君主及国家的起源，并非由“诈愚凌弱”或“以强暴寡”的暴力而起，恰恰相反，君主的产生正是为了避免诈愚凌弱，制止私斗公战而产生的。即是说，暴力、剥削的根本原因，不是君主制度；而君主制度却是暴力剥削的结果。换句话说，凌弱暴寡的社会矛盾在前，君主制度产在后。二者在时序上是有先后的。他说：“贵贱有章，则慕赏畏罚；势齐力均，则争夺靡惮。是以有圣人作，……备物致用，去害兴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于是乎生，安有诈愚凌弱之理？”(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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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在社会已有等级差别之后，为使社会不致造成混乱，才有圣人出，一方面创造器物，去害兴利；一方面制定礼乐，以避免争夺。葛洪的这种说法，多是依据《易》、《诗》、《书》、《礼》及《孟子》、《荀子》等儒家文献和思想，如《荀子·礼论》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89)可见，葛洪的君主起源论，基本上源于荀子，即力图从社会物质生活方面说明君主及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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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君主或君臣之道乃至国家的作用问题。鲍敬言认为，既然君主及政府、国家的产生，是由强者、智者通过暴力手段强加给人民的，因此它的作用只能是“肆酷恣欲”、“凌弱暴寡”、“宰割群生”、“荼毒天下”。在他看来，上古社会，“本无尊卑”，然而，“君臣既立，众慝日滋”。君主变本加厉地盘剥压迫，使人民“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塗炭之中”，“聚敛以夺民财”、“严刑以为坑穽”。由于君主及其政权对人民的压榨，使人民陷于贫困，由此会产生更大的祸乱：“民乏衣食，自给已剧，况加赋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冻且饥，冒法斯滥，于是乎在。”“劳之不休，夺之无已，田芜仓虚，杼柚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乱，其可得乎！”(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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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君主及其政权的作用，不仅不能给人民带来福祉，反而却给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因此，君主、政府，乃至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有如獭和鱼、鹰和鸟的关系：“夫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91)可见，在鲍敬言看来，君主与民众的关系可谓势不两立，对君主制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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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君主制度不能全盘否定，社会如果无君，会造成更大的混乱：“若人与人争草莱之利，家与家讼巢窟之地，上无治枉之官，下有重类之党，则私斗过于公战，木石锐于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绛路。久而无君，噍类尽矣。”(92)这里，葛洪虽然夸大了君主的作用，但其所关注的焦点，乃在于强调社会无君的危害。在他看来，社会如果无君，一切矛盾无法解决，社会秩序便无从谈起，人民的生活也就无法得到保障。故曰“久而无君，噍类尽矣”，即人类如果没有君主，就不能组织成社会，“是以礼制则君安，乐作则刑厝也”。这里的“礼”、“乐”，皆指封建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即荀子所谓的“人道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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