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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之末世，吴之晚年，则不然焉。望冠盖以选用，任朋党之华誉，有师友之名，无拾遗之实。匪唯无益，乃反为损。故其所讲说，非道德也；其所贡进，非忠益也。唯在于新声艳色，轻体妙手，评歌讴之清浊，理管弦之长短，相狗马之勦驽，议遨遊之处所，比错途之好恶，方雕琢之精粗，校弹棋樗蒲之巧拙，计渔猎相掊之胜负，品藻妓妾之妍媸，指摘衣服之鄙野，争骑乘之善否，论弓剑之疏密。招奇合异，至于无限。盈溢之过，日增月甚。……是以雅正稍远，遨逸渐笃。其去儒学，缅乎邈矣。能独见崇替之理，自拔沦溺之中，舍败德之崄途，履长世之大道者，良甚鲜矣。嗟乎！此所以保国安家者至稀，而倾挠泣血者无筭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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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教”是一体之两面，有学即有教，有教即有学，教学相须，教学相长，这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主要原则和理念。葛洪著书，先立《勖学》，紧接着即是《崇教》。这两篇可称为《抱朴子外篇》的姊妹篇。在葛洪看来，无论教，还是学，其最终目的都是“保国安家”。而保国安家的重要手段即是教育，而教育的内容即是儒学。尤其在汉晋之际，儒学教育遭到破坏，“雅正稍远，遨逸渐笃”。在葛洪看来，风气大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背离了儒家精神，丢弃了思想学术、乃至日常生活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原则，以致堕落到“唯在于新声艳色”、“相狗马之勦驽”、“品藻妓妾之妍媸”，以至于“招奇合异，至于无限”。“其去儒学，缅乎邈矣”，即远离了儒学的道义精神和长世之道。由此，葛洪提出“竞尚儒术”、“撙节艺文”、“精六经之正道”等主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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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圣明在上，稽古济物，坚隄防以杜决溢，明褒贬以彰劝沮。想宗室公族，及贵门富年，必当竞尚儒术，撙节艺文，释老、庄之不急，精六经之正道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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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点最值得注意：其一，葛洪以“儒术”、“艺文”为防止决溢之“堤防”，清晰地表明了葛洪以儒家经术为治世之具和价值标准的重儒思想；其二，“释《老》、《庄》之不急，精六经之正道”，表明葛洪在儒道关系和经子关系上，选择了以“六经”为“正道”，以老庄为不急的重经思想。这里的“释老庄之不急”，虽暗指何晏、王弼的玄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老庄的批评。特别是对庄子，葛洪在《应嘲》篇中，有严厉的批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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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恨庄生言行自伐，桎梏世业。身居漆园，而多诞谈。好画鬼魅，憎图狗马。狭细忠贞，贬毁仁义。可谓彫虎画龙，难以徵风云；空板亿万，不能救无钱；孺子之竹马，不免于脚剥；土柈之盈案，无益于腹虚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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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葛洪不满庄子“狭细忠贞，贬毁仁义”，“言行自伐，桎梏事业”。这里当然也暗含着对玄学的批评。但在葛洪看来，玄学也正是依傍着老、庄而流于虚诞。因此要正本清源，还是要回到儒家“六经”、“正道”的立场。同时，也不排斥诸子百家。既要“变化旁通”，又不沦于“违正之邪径”，即主张以正经为“原本”，“精六经之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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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对诸子，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认为子学有助于正经。但也有“非圣过正”的不足，这些都可能助长虚无之风，他说：“浅近之徒则不然焉：辩虚无之不急，急细事以费言；论广修、坚白无用之说，诵诸子非圣过正之书；损教益惑，谓之深远；委弃正经，竞治邪学。”(70)这即是说，浅近之徒，正是利用了诸子“非圣过正”之言，“示巧表奇以诳俗”。这里的“非圣过正”，即是指诸子中的非儒倾向及对儒家仁义道德的否定。这里，葛洪以“正经”与“邪学”对举，标示了他对子学中的非儒成分持一种批评态度。由此，他论述了经子关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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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则林薄之裨嵩岳也。虽津塗殊，而进德同归；虽离于举趾，而合于兴化。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焉。(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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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备研，八索必该，斯则富矣；振翰摛藻，德音无穷，斯则贵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士以三坟为金玉，五典为琴筝，讲肆为钟鼓，百家为笙簧，使味道者以辞饱，酣德者以义醒。(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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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段材料，可看出葛洪对经子关系的基本态度。“正经”，泛指儒家经典，其中包括所谓五经、六经、七经、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在葛洪看来，经与子的关系，犹大海与川流、景星与三辰、林木与高山峻岭、金玉琴筝与钟鼓笙簧的关系。此说与刘歆《诸子略》、扬雄《法言》及杨泉《物理论》等观点正合。即以诸子为六经之流裔，经与子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它们虽“津塗殊”、“离于举趾”，但其作用皆“进德同归”、“合于兴化”。其稍有不同者，葛洪似乎注意到汉晋之世风颓教沮之流弊，更有针对性的强调“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即强调了儒家经典的“原本”和“纲领”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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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材授官，贵贤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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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抱朴子外篇》中，专有《贵贤》、《任能》两篇。从其篇名看，应该是直接讨论“贵贤任能”的，但两篇文字加在一起，不足千字，与其他篇的文字数量不相值衡。因此两篇文字可能有所亡佚。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葛洪贵贤思想的研究，因为在《外篇》中，尚有《君道》、《臣节》、《钦士》、《审举》、《擢才》、《名实》、《清鉴》、《百里》、《接疏》、《汉过》、《吴失》等篇讨论到贵贤问题。甚至可以说，葛洪的“贵贤”、“任能”思想，贯穿于整个《外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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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葛洪的儒家思想中，贵礼、崇教的目的在于正本清源、匡正时弊，以免造成人伦、社会的进一步沉沦。那么，量材授官、贵贤任能，则是其贵礼、崇教思想在社会实践层面上的具体应用和落实。它集中代表或反映了葛洪的经世思想和对社会政治清明、官民和洽的向往。在葛洪看来，只有“贤无括囊之屈”、“才无失授之用”，社会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然而，汉晋之世，官场实在是太污浊、太昏暗了。葛洪首先对此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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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失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盖疾之甚也。(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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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贡举”、“选用”，皆汉晋以来的选官制度。魏晋时期虽施行九品中正制，但“察举”仍为选官的辅助，甚至两者结合起来，产生比汉末更大的流弊。葛洪虽标举灵、献之世，实则皆为讽晋之作。在葛洪看来，从中央（台阁）到地方（州郡），由于选用失人，导致贤愚颠倒，名实乖离，不正之风遍及朝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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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有直者无分而径进，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故东园积卖官之钱，崔烈有铜臭之嗤。上为下效，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独谈亲容；桑梓议主，中正吏部，并为魁侩，各责其估。清贫之士，何理有望哉？……俗之随风而动，逐波而流者，安能复身于德行，苦思于学问哉！是莫不弃检括之劳，而赴用赂之速矣。斯诚有汉之所以倾，来代之所宜深鉴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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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官卖官，按职论价；上行下效，积习成风。官场变成市场，高官并为魁侩。上下勾结，操纵贡举。有钱者，虽无贤、无能，却粉墨登场；无钱者，即使有贤有能，亦只能望而却步。无怪乎与葛洪同时代的鲁褒著《钱神论》云：“官尊名显，皆钱所致”，“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居前者为君长，居后者为臣仆”。葛洪与鲁褒所见略同也。在葛洪看来，此岂仅有汉一代之所以哉！天下汹汹，盖皆如此。他说：“吴之晚世，尤剧之病：贤者不用，滓秽充序，纪纲弛紊，吞舟多漏。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匪富匪势，穷年无冀。德清行高者，怀英逸而抑沦；有才（当做财）有力者，躡云物以官跻。主昏于上，臣欺于下。不党不得，不竞不进。背公之俗弥剧，正直之道遂坏。”(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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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不能用贤，遂使纪纲弛紊，政风大坏。贡举选官，贿赂成风。上有昏主，下有欺臣；厚货在前，党强为右。权钱勾结，上下交征。遂使贤德之士沉沦下潦，有钱有势者青云直上。“秉维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亲，则阿谄之人也。进无补过拾遗之忠，退无听讼之干，虚谈则口吐冰霜，行己则浊于泥潦。”(76)在葛洪看来，这种腐败的选官制度，必然造成官场上的贤愚颠倒和是非错乱。为此，葛洪列出了官场上的十大怪现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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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不开律令之篇卷，而窃大理之位；不识几案之所置，而处机要之职；不知五经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禄；不闲尺纸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笔不狂简，而受驳议之荣；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选；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军势，而轩昂节盖之下；屡为奔北之辱将，而不失前锋之显号；不别菽麦之同异，而忝叨顾问之近任。(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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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指晋时廷尉之官，主刑法狱讼；机要，指接近皇室的秘书郎之属，主掌机密文书之类；儒官，指国子祭酒、五经博士及助教等官；著作，指魏晋时期专掌史任的著作郎；驳议，指专门负责向皇帝进言之官，会公卿百官议事，而独执异议者；奏劾，指御史、中丞之官，主司按劾、绳愆纠谬之责；品藻，指魏九品之制所置中正之官，掌以论人才优劣，品评高下之责；轩昂节盖之下，指持节将军一类的军事高官；前锋，指大军作战时的先锋官，由高级将领充任；顾问，指在皇帝身边，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之官，即魏晋时期的侍中、常伯之类。以上十类官职，都是魏晋时期国家的中枢要职，然而其任职者，均不忝其位，不胜其任，用非其人，“此破国亡家之先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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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把能不能贵贤、擢才、任能，提高到关涉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凶家害国，得罪竹帛”，“吴土之化为晋域”，“南民之变成北隶”，“良史无褒言，金石无德音”，总之，汉之所以亡，吴之所以灭，以及他所预见到的永嘉之乱，晋室南迁等等变故，“夫何哉？失人故也”。在葛洪看来，贵贤任能，乃是国家的长远之策，应见微知著，防范于未然：“夫百寻之室，焚于分寸之飙；千丈之陂，溃于一蚁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张乎！而秉斤两者，或舍铨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绳墨于附己。选之者，既不为官择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谓不任。于是莅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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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斤两者”，指掌典选之官；“掌柯斧者”，指掌刑法之官。在葛洪看来，这些掌管国家神器的高官大吏，徇私舞弊，枉法。他们可以丢弃原则而任私情，歪曲或篡改规章制度以合己意。为人择官，为官贪赃立庙，遂使庸材、小人充塞官府。这样一来，就必然出现“奸伪荣显，则英杰潜逝；……举任并谬，则群贤括囊；群贤括囊，则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则小人道长；小人道长，则梼杌比肩”。(79)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张乎！这种政治生态环境若不改变，岂止“政荒民散”？它将导致国家覆亡！葛洪看到了这一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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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玉为石者，亦将以石为玉矣；以贤为愚者，亦将以愚为贤者矣。以石为玉，未有伤也；以愚为贤者，亡之诊也。盖诊亡者，虽存而必亡；犹脉死者，虽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戏，悲夫！莫之思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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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者，验也，断也，即今所谓诊断也。可以说，这是葛洪为晋世的贤愚颠倒、政治腐败所开出的诊断书。同时，也可看做是他对未来社会所做出的预言书。其“以愚为贤者，亡之诊也”，可以构成政治学上的一个命题。这里的“诊”字，可由验、断引申为征兆。死亡的征兆出现了，虽当时还可苟延残喘，但将来则必死无疑。这如同医生把脉一样，“脉死者，虽生而必死也”。在葛洪看来，以愚为贤，贤愚颠倒，是国家政治走向死亡的绝路，本应引起警惕，认真思考。然而当权者却“莫之思也”。他以吴亡为例：“吴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谄凡庸，委以重任。危机急于彍弩，亡征著于日月，而自谓安于峙岳，唐、虞可仰也。目力疲于绮粲，而不以览庶事之得失；耳聪尽于淫音，而不以证献言之邪正；谷帛靡于不急，而不以赈战士之冻馁；心神悦于爱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盖轻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庙之重者也。”(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