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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891 以上均是葛洪在针对汉晋之际世风日下、沦溺败德之行所展开的批判中所表达的贵礼重德思想。同时,他也有贵礼思想的正面论述,提出“夫唯无礼,不厕贵性”、“礼者,人理之所急也”等命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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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893 澄浊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应对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玃识往,归终知来,玄禽解阴阳,虵螘远泉流,蓍龟无以过焉,甘、石不能胜焉。夫唯无礼,不厕贵性。(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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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895 这段话简短精赅,处处有典,持之有故。在葛洪看来,自宇宙开辟以来,万物生生化化,产生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生命体。生物的多样性使宇宙大化千姿百态,功能各异:鹦鹉或能学语以应对,猩猩或似人而能言,于玃顾盼或识过去,归终聪颖或能预知未来,玄鸟云燕冬去春归知解阴阳之变,蛇、蚁穴居故能远避泉流,……。自然界的生物林林总总,千奇百怪,卜筮无能占其缘委,甘德、石申亦难测其奥玄。尽管如此,但它们与人类比较起来,最本质的差别乃在礼义道德。人类知礼而禽兽不能,此即:“夫唯无礼,不厕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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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897 我们可以把“夫唯无礼,不厕贵性”,看做是葛洪贵礼的重要命题。无礼,指禽兽;贵性,谓人。《抱朴子内篇·论仙》:“有生最灵,莫过乎人,贵性之物,”又《内篇·黄白》:“人之为物,贵性最灵”。这些说法,均指人为贵性之物。在葛洪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点,即在礼义,它是人的自觉的道德行为。他说:“天秩有不迁之常尊,无礼犯遄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兽,虽能言而不得厕贵牲(牲当做性);蛩蛩之负蹷,虽寄命而不得为仁义。”(55)葛洪认为,天道秩次有恒常的高低,人道亦效法天道,也有恒常的秩次和尊卑,这就是礼。因此,无礼之人还不如“遄死”。因为人如果失去了礼的道德自觉,就如同能言的禽兽,“不得厕贵性”,即不得列入人类的范畴。他用“蛩蛩负蹷”的典故,说明禽兽之间虽也有相互恃仰、相互寄命的关系,但皆出于生存本能,而非出于仁义这一人类所特有的道德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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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899 其实,葛洪的上述说法,对儒学并没有太多的发明和创见。他所提出的“夫唯无礼,不厕贵性”的命题,只是对自孔、孟以来,儒家所确立的礼义规范和基本价值理念所作的简要概括而已,其源头皆在儒家经典。《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以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56)由此可见,葛洪的礼论并未超出前人的水平。但在魏晋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葛洪的礼论思想对于匡正时弊,即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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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01 厥初邃古,民无阶级,上圣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可鄙,故构栋宇以去鸟兽之群,制礼数以异等威之品:教以盘旋,训以揖让,立则罄折,拱则抱鼓,趋步升降之节,瞻视接对之容,至于三千。盖检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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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03 这里,葛洪阐释了礼的起源及其作用,特别提出“礼数”是用来“异等威之品”和“检溢之隄防”。前者是肯定社会的等级尊卑及社会秩序;后者则强调如何保证社会等级尊卑的秩序不至于紊乱。针对魏晋之世由礼数的混乱所造成的社会失序,葛洪提出:“检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我们可以把这两句话概括为一个重要命题,即:“礼者,人理之所急也。”一个“急”字,反映了葛洪对魏晋之世礼教败坏的不安和焦虑。如何“坚隄防以杜决溢”?在葛洪看来,惟有守礼一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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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05 故俨若冠于《曲礼》,望貌首于五事,出门有见宾之肃,闲居有敬独之戒。颜生整仪于宵浴,仲由临命而结缨。恭容暂废,惰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盖人之有礼,犹鱼之有水矣。鱼之失水,虽暂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弃礼,虽犹靦然,而祸败之阶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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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07 有见于“恭容暂废,惰慢已及”的礼教的废弃,葛洪提出“鱼水之喻”来强调“安上治民,非此莫以”的贵礼思想。人者鱼也,礼者水也。鱼失水,虽可苟延残喘而暂活,但其枯干腐烂则为必然。同样,人弃礼,虽可表面尊荣于一时,但其横遭祸败却是早晚会发生的。因此,鱼失水则糜,人弃礼则败。这是葛洪“鱼水之喻”所给出的必然结论。这里的人,既包括个体的人,也指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尤其对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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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09 总之,贵礼思想是葛洪《抱朴子外篇》儒家立场或儒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它构成《外篇》儒学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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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11 (二)崇教勖学,精六经之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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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13 东晋政权建立后,一大批才学之士,有鉴于汉晋以来的丧乱,在检讨得失,批评玄论的同时,都大力提倡敦崇儒教,明经兴学。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之《百里》、《安贫》、《博喻》、《广譬》、《应嘲》、《百家》、《重言》、《崇教》、《勖学》等篇中,也大力鼓吹崇教、兴学,充分反映了他的儒学立场。他在《勖学》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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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15 陶冶庶类,匠成翘秀,荡汰积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橐弓矢,兴辟雍之庠序,集国子,修文德,发金声,振玉音。降风云于潜初,旅束帛乎丘园,令抱翼之凤,奋翮于清虚;项领之骏,骋迹于千里。使夫含章抑郁,穷览洽闻者,申公、伏生之徒,发玄纁,登蒲轮,吐结气,陈立素,显其身,行其道,俾圣世迪唐、虞之高轨,驰升平之广途,玄流沾于九垓,惠风被乎无外,五刑厝而颂声作,和气洽而嘉穟生,不亦休哉!(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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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17 这里,葛洪用铿锵壮丽的词汇,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和谐社会的美丽图景。一方面反映出他对汉末以来,风教凌迟、人伦伤破的忧心;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他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在他看来,走向“七耀遵度”、“旧邦惟新”的“升平之广途”,惟有崇教兴学之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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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20 葛洪相信“教”与“学”的作用,可以改变人的性情和气质:“庶类”通过陶冶,可以成为“楚秀”;“积埃”通过荡汰,可以变得清明;邪曲通过革新,可以变为纯正。“虽云色白,匪染弗丽;虽云味甘,匪和弗美”;“火则不钻不生,不扇不炽”;“水则不决不流,不积不深”。由此得出结论:“质虽在我,而成之由彼也。”葛洪认为,人的气质、性情、善恶等,都可以通过教育和自身的学习而得到改变。因此,崇教兴学是国家走上正途的必要条件。他在《勖学》篇中说:“夫学者所以清澄性理,扬埃秽,雕锻矿璞,砻炼屯钝,启导聪明,饰染质素,察往知来,博涉劝戒,仰观俯察,于是乎在,人事王道,于是乎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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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22 在葛洪看来,学习如此重要,即在于它可以使人反情治性,尽才成德,滌除尘垢,雕琢矿璞,磨去愚昧,开启聪明,提高素质,察往知来,博涉教训等等,从而为立功建业,实现王道准备充分的人才条件。这种尽人事、备王道的思想,完全是儒家的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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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24 既然明确了“学”的重要性及其目的,接下来便是如何学习。对此,葛洪也有一番宏大的议论。他说:“贤人悲寓世之倐忽,疾泯没之无称;感朝闻之弘训,悟通微之无类;惧将落之明戒,觉罔念之作狂。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于寸阴;鉴逝川之勉志,悼过隟之电速;割游情之不急,损人间之末务;洗忧贫之心,遣广愿之秽,息畋猎博弈之游戏,矫昼寝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无益,遂振策于圣途。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进德修业,温故知新。”(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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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26 葛洪在这段几乎句句有典的议论中仍是以儒家的价值理念为核心,强调“疾泯没之无称”、“遂策第于圣途”。在他看来,人的一生是短促的,因此,如何在短促的一生中,爱惜光阴,割弃优游,以孔子川游之喻勉励自己,以坚毅之志,读书为学,从而“进德修业,温故知新”,以达“圣途”。这里的“圣途”,决不是道家的“圣途”。因为葛洪对“学”的态度,与庄子之“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的态度,正是相反。在葛洪看来,正因“过隟之电速”、“寓世之倐忽”,所以才要“不弃功于寸阴”、“矫昼寝坐睡之懈怠”。他说:“饰治之术,莫良乎学。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62)这里所谓“固志”,即孔子所谓“十有五而志于学”之志。有志于学,方能“洗忧贫之心,遣广愿之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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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28 汉晋之世,世风所以日下,即在于不学,即在于不能固志。葛洪对此进行了批判:“若夫王孙公子,优游贵乐,婆娑绮纨之间,不知稼穡之艰难,目倦于玄黄,耳疲乎郑、卫,鼻饜乎兰麝,口爽于膏粱;冬沓貂狐之缊丽,夏缜纱縠之翩飘;出驱庆封之轻轩,入宴华房之粲蔚;饰朱翠于楹棁,积无已于箧匮,陈妖冶以娱心,湎醽醁以沈醉;行为会饮之魁,坐为博弈之帅。省文章既不晓,睹学士如草芥;口笔乏乎典据,牵引错于事类。剧谈则方战而已屈,临疑则未老而憔悴。虽叔麦之能辨,亦奚别乎瞽瞆哉!”(63)葛洪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对社会的了解可谓深透,因此对它的批判,也可谓针针见血,鞭辟入里。也正是因为王孙公子,优游贵胄的侈靡腐败导致了教育的沦丧和社会的堕落,致使“世道多艰,儒教沦丧,文武之轨,遂将凋坠”。由此,他又批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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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30 盖闻帝之元储,必入太学,承师问道。齿于国子者,以知为臣,然后可以为君;知为子,然后可以为父也。故学立而仕,不以政学,操刀伤割,郑乔所叹。触情纵欲,谓之非人。而贵游子弟,生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忧惧之劳,未常经心。或未免于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才胜衣冠,而居清显之位。操杀生之威,提黜陟之柄,荣辱决于与夺,利病感于脣吻;爱恶无时暂乏,毁誉括厉于耳。嫌疑象类,似是而非,因机会以生无端,藉素信以设巧言,交构之变,千端万绪,巧筭所不能详,毫墨所不能究也。无术学,则安能见邪正之真伪,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无所感假,能无倾巢覆车之祸乎!(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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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32 葛洪的上述批判,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为避免“文武之轨,遂将凋坠”,葛洪强调国家政权的接班者,一定要接受儒学的教育。即“必入太学,承师问道”。也就是在太学中,首先学会按年龄大小互相礼让,这才能“知为臣”、“知为子”,然后才可以“知为君”、“知为父”。葛洪此议,依据《礼记·文王世子》:“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即是此意。第二,“学立而仕,不以政学”,意谓必先学而后为政,不能先入政而后再学。此亦儒家的原则主张。依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第三,“触情纵欲,谓之非人”,典出《说苑·修文》:“触情从欲,谓之禽兽。”又《孟子·滕文公》“周霄”章赵岐注:“言人不可触情从欲,须礼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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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34 以上三点,是葛洪批判“不学”之害的经典依据。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无术学,则安能见邪正之真伪,具古今之行事?”这就是说,不读书,不学习,即为不学无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就不能分清邪正真伪和是非善恶,因此也就不能“具古今之行事”,不仅承担不了治国的重任,反而会导致“倾巢覆车”、国家败亡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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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36 在葛洪的思想逻辑中,“学”是主体,一个人能不能学,有学还是无学,可以上升到“人禽之别”的高度。因此,“学”是人的能动性的体现,它是主动的。葛洪不赞成“生而知之”,他所谓“何神之有,学而已矣”的命题,以及“人理之旷,道德之远,阴阳之变,鬼神之情,缅邈玄奥,诚难生知”(65)的思想,即是强调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而反对“生而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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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38 葛洪在强调“学”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同时,又提出“教”的问题。葛洪针对汉晋以来的世风和学风之弊,对“师”的行为标准亦提出要求:“朋友师傅,尤亦精简。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见惮者。其经术如仲舒、桓荣者,强直若龚遂、王吉者,能朝夕讲论忠孝之至道,正色证存亡之轨迹,以洗濯垢涅,闲邪矫枉,宜必抑情遵宪法,入德训者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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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9940 董仲舒、桓荣、龚遂、王吉四人,皆汉时名师大儒,葛洪标举此四人,实为标举此四人的学问、人品及其儒学风范和为师楷模之意。其提倡为人师表者,必须有德行、节操、经术等方面的修养,方能培养出廉洁之士和合格的治国人才。相比之下,葛洪对汉晋之世教育师资的腐败风气亦作了尖锐的长篇批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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