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39891
以上均是葛洪在针对汉晋之际世风日下、沦溺败德之行所展开的批判中所表达的贵礼重德思想。同时，他也有贵礼思想的正面论述，提出“夫唯无礼，不厕贵性”、“礼者，人理之所急也”等命题。他说：
1702039892
1702039893
澄浊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应对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玃识往，归终知来，玄禽解阴阳，虵螘远泉流，蓍龟无以过焉，甘、石不能胜焉。夫唯无礼，不厕贵性。(54)
1702039894
1702039895
这段话简短精赅，处处有典，持之有故。在葛洪看来，自宇宙开辟以来，万物生生化化，产生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生命体。生物的多样性使宇宙大化千姿百态，功能各异：鹦鹉或能学语以应对，猩猩或似人而能言，于玃顾盼或识过去，归终聪颖或能预知未来，玄鸟云燕冬去春归知解阴阳之变，蛇、蚁穴居故能远避泉流，……。自然界的生物林林总总，千奇百怪，卜筮无能占其缘委，甘德、石申亦难测其奥玄。尽管如此，但它们与人类比较起来，最本质的差别乃在礼义道德。人类知礼而禽兽不能，此即：“夫唯无礼，不厕贵性。”
1702039896
1702039897
我们可以把“夫唯无礼，不厕贵性”，看做是葛洪贵礼的重要命题。无礼，指禽兽；贵性，谓人。《抱朴子内篇·论仙》：“有生最灵，莫过乎人，贵性之物，”又《内篇·黄白》：“人之为物，贵性最灵”。这些说法，均指人为贵性之物。在葛洪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点，即在礼义，它是人的自觉的道德行为。他说：“天秩有不迁之常尊，无礼犯遄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兽，虽能言而不得厕贵牲（牲当做性）；蛩蛩之负蹷，虽寄命而不得为仁义。”(55)葛洪认为，天道秩次有恒常的高低，人道亦效法天道，也有恒常的秩次和尊卑，这就是礼。因此，无礼之人还不如“遄死”。因为人如果失去了礼的道德自觉，就如同能言的禽兽，“不得厕贵性”，即不得列入人类的范畴。他用“蛩蛩负蹷”的典故，说明禽兽之间虽也有相互恃仰、相互寄命的关系，但皆出于生存本能，而非出于仁义这一人类所特有的道德自觉。
1702039898
1702039899
其实，葛洪的上述说法，对儒学并没有太多的发明和创见。他所提出的“夫唯无礼，不厕贵性”的命题，只是对自孔、孟以来，儒家所确立的礼义规范和基本价值理念所作的简要概括而已，其源头皆在儒家经典。《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以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56)由此可见，葛洪的礼论并未超出前人的水平。但在魏晋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葛洪的礼论思想对于匡正时弊，即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他说：
1702039900
1702039901
厥初邃古，民无阶级，上圣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可鄙，故构栋宇以去鸟兽之群，制礼数以异等威之品：教以盘旋，训以揖让，立则罄折，拱则抱鼓，趋步升降之节，瞻视接对之容，至于三千。盖检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57)
1702039902
1702039903
这里，葛洪阐释了礼的起源及其作用，特别提出“礼数”是用来“异等威之品”和“检溢之隄防”。前者是肯定社会的等级尊卑及社会秩序；后者则强调如何保证社会等级尊卑的秩序不至于紊乱。针对魏晋之世由礼数的混乱所造成的社会失序，葛洪提出：“检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我们可以把这两句话概括为一个重要命题，即：“礼者，人理之所急也。”一个“急”字，反映了葛洪对魏晋之世礼教败坏的不安和焦虑。如何“坚隄防以杜决溢”？在葛洪看来，惟有守礼一途。他说：
1702039904
1702039905
故俨若冠于《曲礼》，望貌首于五事，出门有见宾之肃，闲居有敬独之戒。颜生整仪于宵浴，仲由临命而结缨。恭容暂废，惰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盖人之有礼，犹鱼之有水矣。鱼之失水，虽暂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弃礼，虽犹靦然，而祸败之阶也。(58)
1702039906
1702039907
有见于“恭容暂废，惰慢已及”的礼教的废弃，葛洪提出“鱼水之喻”来强调“安上治民，非此莫以”的贵礼思想。人者鱼也，礼者水也。鱼失水，虽可苟延残喘而暂活，但其枯干腐烂则为必然。同样，人弃礼，虽可表面尊荣于一时，但其横遭祸败却是早晚会发生的。因此，鱼失水则糜，人弃礼则败。这是葛洪“鱼水之喻”所给出的必然结论。这里的人，既包括个体的人，也指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尤其对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1702039908
1702039909
总之，贵礼思想是葛洪《抱朴子外篇》儒家立场或儒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它构成《外篇》儒学思想的核心。
1702039910
1702039911
（二）崇教勖学，精六经之正道
1702039912
1702039913
东晋政权建立后，一大批才学之士，有鉴于汉晋以来的丧乱，在检讨得失，批评玄论的同时，都大力提倡敦崇儒教，明经兴学。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之《百里》、《安贫》、《博喻》、《广譬》、《应嘲》、《百家》、《重言》、《崇教》、《勖学》等篇中，也大力鼓吹崇教、兴学，充分反映了他的儒学立场。他在《勖学》篇中说：
1702039914
1702039915
陶冶庶类，匠成翘秀，荡汰积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橐弓矢，兴辟雍之庠序，集国子，修文德，发金声，振玉音。降风云于潜初，旅束帛乎丘园，令抱翼之凤，奋翮于清虚；项领之骏，骋迹于千里。使夫含章抑郁，穷览洽闻者，申公、伏生之徒，发玄纁，登蒲轮，吐结气，陈立素，显其身，行其道，俾圣世迪唐、虞之高轨，驰升平之广途，玄流沾于九垓，惠风被乎无外，五刑厝而颂声作，和气洽而嘉穟生，不亦休哉！(59)
1702039916
1702039917
这里，葛洪用铿锵壮丽的词汇，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和谐社会的美丽图景。一方面反映出他对汉末以来，风教凌迟、人伦伤破的忧心；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他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在他看来，走向“七耀遵度”、“旧邦惟新”的“升平之广途”，惟有崇教兴学之一途。
1702039918
1702039919
1702039920
葛洪相信“教”与“学”的作用，可以改变人的性情和气质：“庶类”通过陶冶，可以成为“楚秀”；“积埃”通过荡汰，可以变得清明；邪曲通过革新，可以变为纯正。“虽云色白，匪染弗丽；虽云味甘，匪和弗美”；“火则不钻不生，不扇不炽”；“水则不决不流，不积不深”。由此得出结论：“质虽在我，而成之由彼也。”葛洪认为，人的气质、性情、善恶等，都可以通过教育和自身的学习而得到改变。因此，崇教兴学是国家走上正途的必要条件。他在《勖学》篇中说：“夫学者所以清澄性理，扬埃秽，雕锻矿璞，砻炼屯钝，启导聪明，饰染质素，察往知来，博涉劝戒，仰观俯察，于是乎在，人事王道，于是乎备。”(60)
1702039921
1702039922
在葛洪看来，学习如此重要，即在于它可以使人反情治性，尽才成德，滌除尘垢，雕琢矿璞，磨去愚昧，开启聪明，提高素质，察往知来，博涉教训等等，从而为立功建业，实现王道准备充分的人才条件。这种尽人事、备王道的思想，完全是儒家的思想传统。
1702039923
1702039924
既然明确了“学”的重要性及其目的，接下来便是如何学习。对此，葛洪也有一番宏大的议论。他说：“贤人悲寓世之倐忽，疾泯没之无称；感朝闻之弘训，悟通微之无类；惧将落之明戒，觉罔念之作狂。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于寸阴；鉴逝川之勉志，悼过隟之电速；割游情之不急，损人间之末务；洗忧贫之心，遣广愿之秽，息畋猎博弈之游戏，矫昼寝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无益，遂振策于圣途。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进德修业，温故知新。”(61)
1702039925
1702039926
葛洪在这段几乎句句有典的议论中仍是以儒家的价值理念为核心，强调“疾泯没之无称”、“遂策第于圣途”。在他看来，人的一生是短促的，因此，如何在短促的一生中，爱惜光阴，割弃优游，以孔子川游之喻勉励自己，以坚毅之志，读书为学，从而“进德修业，温故知新”，以达“圣途”。这里的“圣途”，决不是道家的“圣途”。因为葛洪对“学”的态度，与庄子之“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的态度，正是相反。在葛洪看来，正因“过隟之电速”、“寓世之倐忽”，所以才要“不弃功于寸阴”、“矫昼寝坐睡之懈怠”。他说：“饰治之术，莫良乎学。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62)这里所谓“固志”，即孔子所谓“十有五而志于学”之志。有志于学，方能“洗忧贫之心，遣广愿之秽”。
1702039927
1702039928
汉晋之世，世风所以日下，即在于不学，即在于不能固志。葛洪对此进行了批判：“若夫王孙公子，优游贵乐，婆娑绮纨之间，不知稼穡之艰难，目倦于玄黄，耳疲乎郑、卫，鼻饜乎兰麝，口爽于膏粱；冬沓貂狐之缊丽，夏缜纱縠之翩飘；出驱庆封之轻轩，入宴华房之粲蔚；饰朱翠于楹棁，积无已于箧匮，陈妖冶以娱心，湎醽醁以沈醉；行为会饮之魁，坐为博弈之帅。省文章既不晓，睹学士如草芥；口笔乏乎典据，牵引错于事类。剧谈则方战而已屈，临疑则未老而憔悴。虽叔麦之能辨，亦奚别乎瞽瞆哉！”(63)葛洪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对社会的了解可谓深透，因此对它的批判，也可谓针针见血，鞭辟入里。也正是因为王孙公子，优游贵胄的侈靡腐败导致了教育的沦丧和社会的堕落，致使“世道多艰，儒教沦丧，文武之轨，遂将凋坠”。由此，他又批判说：
1702039929
1702039930
盖闻帝之元储，必入太学，承师问道。齿于国子者，以知为臣，然后可以为君；知为子，然后可以为父也。故学立而仕，不以政学，操刀伤割，郑乔所叹。触情纵欲，谓之非人。而贵游子弟，生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忧惧之劳，未常经心。或未免于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才胜衣冠，而居清显之位。操杀生之威，提黜陟之柄，荣辱决于与夺，利病感于脣吻；爱恶无时暂乏，毁誉括厉于耳。嫌疑象类，似是而非，因机会以生无端，藉素信以设巧言，交构之变，千端万绪，巧筭所不能详，毫墨所不能究也。无术学，则安能见邪正之真伪，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无所感假，能无倾巢覆车之祸乎！(64)
1702039931
1702039932
葛洪的上述批判，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为避免“文武之轨，遂将凋坠”，葛洪强调国家政权的接班者，一定要接受儒学的教育。即“必入太学，承师问道”。也就是在太学中，首先学会按年龄大小互相礼让，这才能“知为臣”、“知为子”，然后才可以“知为君”、“知为父”。葛洪此议，依据《礼记·文王世子》：“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即是此意。第二，“学立而仕，不以政学”，意谓必先学而后为政，不能先入政而后再学。此亦儒家的原则主张。依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第三，“触情纵欲，谓之非人”，典出《说苑·修文》：“触情从欲，谓之禽兽。”又《孟子·滕文公》“周霄”章赵岐注：“言人不可触情从欲，须礼而行”。
1702039933
1702039934
以上三点，是葛洪批判“不学”之害的经典依据。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无术学，则安能见邪正之真伪，具古今之行事？”这就是说，不读书，不学习，即为不学无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就不能分清邪正真伪和是非善恶，因此也就不能“具古今之行事”，不仅承担不了治国的重任，反而会导致“倾巢覆车”、国家败亡之祸。
1702039935
1702039936
在葛洪的思想逻辑中，“学”是主体，一个人能不能学，有学还是无学，可以上升到“人禽之别”的高度。因此，“学”是人的能动性的体现，它是主动的。葛洪不赞成“生而知之”，他所谓“何神之有，学而已矣”的命题，以及“人理之旷，道德之远，阴阳之变，鬼神之情，缅邈玄奥，诚难生知”(65)的思想，即是强调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而反对“生而知之”。
1702039937
1702039938
葛洪在强调“学”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同时，又提出“教”的问题。葛洪针对汉晋以来的世风和学风之弊，对“师”的行为标准亦提出要求：“朋友师傅，尤亦精简。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见惮者。其经术如仲舒、桓荣者，强直若龚遂、王吉者，能朝夕讲论忠孝之至道，正色证存亡之轨迹，以洗濯垢涅，闲邪矫枉，宜必抑情遵宪法，入德训者矣。”(66)
1702039939
1702039940
董仲舒、桓荣、龚遂、王吉四人，皆汉时名师大儒，葛洪标举此四人，实为标举此四人的学问、人品及其儒学风范和为师楷模之意。其提倡为人师表者，必须有德行、节操、经术等方面的修养，方能培养出廉洁之士和合格的治国人才。相比之下，葛洪对汉晋之世教育师资的腐败风气亦作了尖锐的长篇批判。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