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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盛作为魏晋南北南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同样继承了上述传统。在他的史学著作中，完全贯穿了儒家精神。他站在儒家立场，以忠、孝、节、义、仁、礼、贤、德等儒家的重要观念为标准，评论古今得失，褒贬人物臧否，由此构成他的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评论“法正说先主宜厚许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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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礼贤崇德，为邦之要道，封墓式闾，先王之令轨，故必以体行英邈，高义盖世，然后可以延视四海，振服群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靖处室则友于不穆，出身则受位非所，语信则夷险易心，论识则殆为衅首，安在其可宠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虚是崇，偷薄斯荣，则秉直仗义之士，将何以礼义？正务眩惑之术，违贵尚之风，譬之郭隗，非其伦矣。(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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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是刘备的谋士，许靖是汉末人物品评家，汝南名士，与其从弟许劭知名海内，曾事刘翊、董卓、刘璋。刘备入蜀，“薄靖不用”，法正说曰：“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132)在孙盛看来，许靖在“出”、“处”、“信”、“识”等方面的表现均有背儒家的典训。在家“友于不穆”；作官“受位非所”；交友“夷险易心”；论识则“殆为衅首”。法正把这种“虚浮是崇，偷薄斯荣”的人作为典型来礼敬，不仅不能“振服群黎”，反而会使那些真正的贤能之人和忠贞诚信仗义之士疏而远之。孙盛批评法正的做法是“务眩惑之术，违贵尚之风”，不符合儒家“礼贤崇德”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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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盛的这段评论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反对法正思想中的权术观念，以为法正明知许靖是“获虚誉而无其实者”，却硬要刘备把他作为贤者加以礼敬，这就违背了儒家“礼贤崇德”的真实意义；二是涉及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在孙盛看来，若用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标准来衡量，许靖还不够贤者的资格。这两点内容，均可反映孙盛的纯儒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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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纯儒的观念，更明显地表现在他对“郤正以姜维为一时仪表”的评论中。据《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载：蜀臣郤正曾著论论姜维为“一时之仪表”。孙盛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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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哉郤氏之论也！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维无一焉。……而云人之仪表，斯亦惑矣。(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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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以儒家的忠、孝、节、义、智、勇等德目，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他在评论“谯周说后主降魏”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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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义，因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指谯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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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孙盛又引《春秋》之义，批评后主刘禅和蜀臣谯周，不能为社稷而死，而“亡礼希利”，“偷生苟免”，实为闇主驽臣。他认为，国家的兴盛与否，主要在于建立稳固的“道德之基”，这比“山水之固”、“合纵连横”都重要得多。在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大因素中，人的因素最为重要，而后主、谯周既放弃地利，又不图人和，“匆匆遽自囚虏”，故导致家亡国破，不亦哀哉？所以他在评论蜀汉政权的联吴政策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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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帝王之保，唯道与义。道义既建，虽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诈力，虽强必败，秦、项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连横万里，永相资赖哉？昔九国建合纵之计，……夫以九国之强，陇汉之大，莫能相救，坐观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强弱之心难一故也。而云“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岂不谄哉！(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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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盛对上述史实及人物的评价，无论从古代还是从现代的角度看，都未必恰当，但他所持的儒家立场和儒学观点则表现得十分鲜明。他的史学著作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从当时及以后史学家对他的征引来看，他的儒家正统史学观对东晋南北朝以后的史学发展，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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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戴逵的儒学思想及其对玄、佛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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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逵是东晋中后期著名学者、经学家、雕塑家、画家、无神论者。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工书能琴，兼治各种巧艺，是一位博学多通的艺术家兼思想家。他所生活的东晋中后期，玄学思潮已趋沉寂，而佛教思想崛起。佛道本有相通之处，故此时的玄学余波渐与佛教合流，儒、释、道之间开始了漫长的互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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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戴逵的思想学术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继续总结西晋灭亡的思想教训，从儒家立场批判元康之际的虚无放达之风；二是开始针对佛教的基本教义，展开对佛教轮回、报应等思想的批判。戴逵的儒学思想，正是在这两方面的批判中表现出来的。他虽然没有专门的儒学著作，但其批判玄学放达之风和佛教的因果报应，都是比较自觉地站在儒家立场而立论，对当时及此后的儒学思想发展及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互动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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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逵的著作主要有《竹林七贤论》二卷、《集》十卷，但均散佚不存。其佚文有《放达为非道论》、《释疑论》、《答周居士难释疑论》、《与远法师书》、《重与远法师书》等，保存在《广弘明集》、《艺文类聚》等辑佚书中。本节所纪戴逵文字，以严可均《全晋文》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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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戴逵事迹与生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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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逵（约336—395）字安道，谯国（今安徽亳县）人。其生平入《晋书·隐逸传》，记载简略。《世说新语·棲逸》注引《续晋阳秋》说：“逵不乐当世，以琴书自娱，隐会稽剡山，国子博士徵，辞父疾不就。”(136)孝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徵，皆不就。“后王珣为尚书仆射，上疏复请徵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徵之，复不至。”(137)朝廷以其人品学识屡徵，但都遭到戴逵的拒绝，故《世说·雅量》注引《晋安帝纪》说：“逵……少有清操，恬和通任，为刘真长（刘惔）所知。性甚快畅，泰于娱生。好鼓琴，善属文，尤乐游燕，多与高门风流者游，谈者许其通隐。屡辞徵命，遂箸高尚之称。”时有太宰、武陵王晞，闻戴逵善鼓琴，即使人召之。逵破琴而对使者说：“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又有太傅谢安，尝与戴逵论琴书。谢乃名门世族，又居台辅，颇轻戴，“戴既无吝色，而谈琴书愈妙”。这都反映了戴逵不事王侯、不畏权贵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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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逵不仅是东晋中后朝的著名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他曾用鸡卵汁调和白瓦屑，塑东汉大儒郑玄的雕像，并为文而自镌之，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叹。他的绘画技巧至中年甚精妙，尤工人物、山水，其所画《南都赋图》，深得他的儒学老师范宣欣赏。范本来以绘画为无用，但看了戴逵的作品后，咨嗟不已，“甚以为有益，始重画”。(138)关于戴逵的思想及其人品，其弟戴逯曾以颜回喻之。戴逯（《晋书·谢玄传》逯作遂）曾从谢玄参加淝水之战，为龙骧将军，骁果多权略，以军功封广信侯，位至大司农。逵历操东山，而逯以武勇显，谢安尝谓逯曰：“卿兄弟志业何殊？”逯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指载逵）不改其乐。”(139)可见，戴逵的隐逸多带有儒家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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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的儒学思想亦受其老师范宣的影响。范宣是东晋中期大儒，一生闲居屡空，“以清洁自立”。《世说新语·棲逸》说他：“未尝入公门，韩康伯与同载，遂诱俱入郡，范便于车后趋下。”其尚隐遁之情可知。范宣一生隐遁不仕，“加以好学，手不释卷，夜以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140)著述有《周易论》、《周易说》、《礼论难》、《礼记音》等。范宣家至贫俭，茅茨不完。庾爰之以宣素贫，厚饷给之，宣拒不受。爰问曰：“君博学通综，何以太儒？”宣答曰：“汉兴，贵经术，至于石渠之论，实以儒为弊。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競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丘不与易’。”(141)可见，范宣虽隐居不仕，但却以儒学自尊，对魏晋以来所流行的老庄玄学及裸裎放达之风持否定态度。范宣家于豫章，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142)《世说新语·巧艺》注引《中兴书》亦说：“逵不远千里，往豫章诣范宣，宣见逵，异之，以兄女妻焉。”清代万斯同在其《儒林宗派》中亦列戴逵于范宣门下，表明戴逵的师授系统及其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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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逵一生不仕，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5）病卒。但关于其生年，史籍无确载。据《世说新语·识鉴》：“戴安道年十余岁，在瓦官寺画，王长史（王濛）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143)又据《晋书·王濛传》：“濛性和畅，能言理，辞简而有会。及简文帝辅政，益贵幸之，与刘惔号为入室之宾。转司徒左长史。”(144)这就是说，王濛在简文帝辅政时，转司徒左长史。又据《晋书·简文帝纪》，“永和二年，骠骑何充卒，崇德太后诏帝专总万机”。即简文帝辅政在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又据《法书要录》卷九载张怀瓘《书断》称：“濛以永和三年卒。”可见，王濛在瓦官寺见戴作画时，必在永和二年或永和三年。而此时戴逵“十余岁”。由此推算，戴逵生年，当在东晋咸康二年或三年（336或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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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晋书·戴逵传》：“太元二十年（395），皇太子始出东宫，太子太傅会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执操贞历，含味独游，年在耆老，清风弥劭。东宫虚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参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难进为美，宜下所在备礼发遣。’会病卒。”(145)古代以六十岁为耆，如《礼记·曲礼上》：“六十日耆。”由此亦可知，戴逵卒时恰适六十岁（年在耆老）。由此上推，戴逵当生于东晋咸康二年（336）而非咸康三年。此与《王濛传》、《世说新语·识鉴篇》及《书断》等书所记均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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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戴逵对玄学放达派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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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逵虽隐居不仕，并多与高门风流者游，但却始终保持着儒学的传统，“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他严守师门之教，继承了他的老师范宣的反玄学精神，深患时俗放荡，乃著《放达为非道论》，以抨击玄学放达之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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