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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膠庠之典，彝伦攸先，所以昭振才端，启发性绪，弘字黎氓，纳之轨仪。是故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朕自膺历受图，志阐经训，……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尊前准，修建斅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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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以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获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12)正月下诏，三月会帝崩，此计划虽未得实行，但可见齐高帝对复兴儒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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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高帝萧道成在位仅四年，死后，太子萧赜继位，改元永明，是为齐武帝。武帝在位十一年，遵守父训，崇奖儒学，“留心政事，总务大体，严明有断，郡县久于其职，长吏犯法，封刃行诛。故永明之世，百姓丰乐，盗贼屏息”。(13)史称“永明之治”。齐武帝临政，颇重儒臣，如王俭、陆澄、何胤、张绪之徒，皆当时名儒。王俭位至侍中、中书令、太子少傅领国子祭酒、卫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昌公。据《南史·王俭传》称，俭精通儒术，朝仪礼则、晋宋以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于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证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令史谘事，宾客满席，俭应接铨序，傍无留滞。……朝野慕之，相与放效”。(14)齐主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寡嗜欲，唯以经国为务，车服尘素，家无遗财。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15)其著述甚丰，有《尚书音义》、《丧服古今集记》、《丧服图》、《礼论要钞》、《礼答问》、《仪礼答问》、《吊答议》、《春秋公羊音》、《吉书仪》、《四部书目录》等十余种。(16)齐武帝继位后，即依靠王俭等推行儒学。永明二年（484）又有伏曼容表定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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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礼。(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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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三年，武帝下诏立国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陆澄、王俭又议国学置经。澄领国子博士，时于国学中置郑玄、王弼《易》，杜预、服虔《春秋》，何休《公羊》，麋信《穀梁》及郑玄《孝经》。陆澄在解释为何如此置经时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今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众经皆儒，惟《易》独玄，玄不可弃，儒不可缺。谓宜并存，所以合无体之义。”(18)其欲弘扬儒教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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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既立，太子长懋于崇政殿讲《孝经》，王俭以擿句令太子仆周颙撰为义疏。是年冬，太子又与竟陵王子良、临川王暎等，亲临国学，与王俭、张绪诸儒讨论经义。永明五年，太子临国学策试诸生。太子以年长临学，亦前代未有。此外，沈约《宋书》、竟陵王萧子良的《四部要略》、王俭、贾渊的《百家谱》、晋安王萧子懋的《春秋例苑》，裴子野的《宋略》、王智深的《宋纪》等，皆在有齐一代完成。由于齐主深委重臣名儒，再加之王俭、陆澄等人的躬身提倡，于时南齐儒学大兴。《南史·王俭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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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以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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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武帝死后，萧齐政权陷入混乱与杀夺之中，儒学又随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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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萧梁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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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02年，南齐和帝下诏禅位于梁王萧衍。衍受禅后，改齐中兴二年为天监元年（502），国号梁，都建业，是为梁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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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博学能文的皇帝之一，他对于儒、释、道三家学说均有较深造诣，诗文书法亦颇精通。少时尝从南齐大儒刘及其弟子游，服膺刘经术。做过梁朝大儒、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深受王俭器重。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衍又与沈约、谢脁、王融、肖琛、范云、任昉、陆倕等文学之士并游，时人号称“八友”。《梁书·武帝纪》称衍少而笃学，洞达儒玄，尤爱读书，“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又说他“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千古”。(20)此中虽有史家的溢美之辞，但却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位帝王的文儒风采。据《梁书》本纪载，梁武帝营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群经讲疏凡二百余卷，又造《通史》六百卷，这在中国帝王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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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不仅崇尚儒学，也信道教，至其晚年又专心事佛。他曾四次捨身佛寺，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21)，集儒、释、道于一身，并大倡三教同流之说，对后世儒佛道三教融合产生深远影响。尽管梁武帝笃信道教，晚年又沉湎于佛，但从梁朝政治来说，由于他的博学好文及早年积累的比较浓厚的儒学造诣，使有梁一朝的政治带有极浓厚的儒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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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祚共五十五年，武帝一人便历政四十八年。在其政权的前期，务在“拨乱反正”、“励精惟始”、“勤政恤民”，故开国后便大兴文教，选任人才，崇儒兴学，努力推行儒家的仁政，遂使梁朝政权较快地走上正轨，并出现政治清明、国内安定的局面，一度成为南朝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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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监元年，即梁开国的头一年，梁武帝便注意宽缓政刑和律令的统一，诏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纠正宋齐以来的律令不一和刑政混乱的现象。于此同时，又下诏收集图书典籍，定礼访乐，崇儒兴学，以维护刚刚得到的政权。他在《访百寮古乐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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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历年永久，将堕于地。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旧事匪存，未获厘正，寤寐有怀，所为叹息。卿等学术通明，可陈其所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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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深知礼乐典章对社会和人心的影响，故欲厘清雅郑之音，兴礼作乐以移风易俗，以明贵贱伦常。他认为礼乐乃“经国所先”，是任何政权都离不开的，因此修定礼乐，“不能以情取人”，亦不能强调总一而忽略“稽古”。他在《答何佟之等请修五礼诏》中说：“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定，以为永准。但顷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学进。其掌知者，以贵总一，不以稽古，所以历年不就，有名无实。此既经国所先，外可议其人，人定，即便撰次。”(23)天监四年，又下《定选格诏》，以为官吏的擢拔，必须通过儒学经术的训练，“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24)主张对人才的任用，年轻者须通一经以上，有德才者，亦可不限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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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泛地求取人才，培养后进，天监四年，梁武帝又下诏开设五馆，置五经博士。以儒家五经、六艺教授生员，以备国家任用。他在《置五经博士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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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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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开设五馆，每馆置五经博士一人主持教务，授生徒以五经之术。每馆学生数百人，均由政府提供膳宿。学生入学不限资格，有才艺者，寒门子弟亦可入馆。考试成绩若佳，即派充官职。武帝常亲临学馆，仿三代视学之礼，与之祭奠先师孔子并奖励勤学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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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经学教授质量，武帝又广求饱学硕儒以供学馆师资。本来，齐梁间名师硕儒多与武帝有旧，故其践阼后，屡次下诏征致。如大儒何胤，曾师事宋齐间名儒刘，受《易》及《礼记》、《毛诗》，入梁后隐居云门山不出。武帝亲敕手书，招以从政，以为“世道浇暮，改俗迁风”，有待儒者。屡诏不至，武帝乃遣生徒入山受业，并手敕胤曰：“顷者学业沦废，儒术将尽，闾阎搢绅，尠闻好事。吾每思弘奖，其风未移，当扆兴言为叹。……卿居儒宗，加以德素，当敕后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想深思诲诱，使斯文载兴。”(26)于是，遣何子朗、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又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同年六月立孔子庙。从上述材料中，可知梁政权对儒学经术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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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政治渐趋稳定和儒学教育的推广不足，天监七年，武帝又诏广开庠序，博延胄子，其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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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以镕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庠，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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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武帝明确道出了儒学教育的目的，即在于对社会广大人群“砥身砺行”，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以使人际和谐，国家安定。特别是对那些贵游子弟，更要以儒学“鎔范”，使之“纳诸轨度”，以“式敦让齿”，有君子之德，以保持既得政权。从文化的角度而言，耕耘雅业，敦明经术，亦可使儒家的微言大义，“陶钧远被”，流传不废。由此可知，梁武帝对继承和传播儒家文化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