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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弘扬儒家经术作为“建国君民”的首务,其中尤重通经取仕,不拘年限与资历,实际开始突破魏晋以来以世族阀阅取仕的框子,继南朝刘宋政权重视寒门的传统,开启隋唐庶族参政的先河。梁武帝自身即是如此,他为人恭俭近礼,“虽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他所信任的大臣,亦多太学博士起家,有儒者之风,且俭朴守法,家无蓄积,如周舍、徐勉等皆如是。这种亲事、勤俭、好学的政风,亦多与推行儒家经术教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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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监八年,武帝又下《叙录寒儒诏》,进一步强调以经术取士的政策。他在诏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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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馆,造次以之。故负袟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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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开馆兴学,在敦儒术;学以从政,在明治纲。只要能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并通一经,经过考核便可叙录登用,而不必追求门望出身,“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都可“随才试吏”。这很有曹操“唯才是举”的味道,但所不同的是,梁武帝录用官吏的条件,恰恰强调“式敦让齿”、“砥身励行”等儒家的道德修养,把敦明儒术提到“建国君民”之“治纲”的高度。一直到他崇奉佛法,亲注《大品经》的时候,甚至一面宣称“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唯佛一道,是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29)一面又命太子及王侯子弟从师学儒,并幸国子学,亲临讲肆。说明萧梁政权对儒学的需要。这一点在尚书仆射徐勉的《上修五礼表》中体现得尤其清楚。徐勉在表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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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故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夫礼,所以安上治民,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故祠祭不以礼,则不齐不庄;丧纪不以礼,则背死忘生者众;宾客不以礼,则朝觐失其仪;军旅不以礼,则致乱于师律;冠婚不以礼,则男女失其时。为国修身,於斯攸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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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其所修“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又副五经典书各一通,以梁武帝普通六年(525)修齐上闻。梁武帝亲为称制断疑,并下诏曰:“勉表如此。因革允厘,宪章孔备,功成业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诸百代,俾万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坠。”(31)“于是穆穆恂恂,家知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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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梁武帝尊儒并极力推行儒家礼乐制度,并未受其崇奉佛法的影响,相反却认为佛法内典有助于教化,因此佛儒可并行不悖。直到他临死的前几年,还把他所著《孝经义疏》、《孔子正言章句》等儒家典籍列于学官,各置助教及生员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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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梁武帝的提倡,有梁一朝儒学特盛。从京师到地方,讲学之风不堕。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地方州郡亦延聘学者讲学,邵陵王纶于南徐州聘请马枢讲学,听者多至二千人。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同时,梁朝亦出现一大批文士名儒,除上面所提到的徐勉、周舍、朱异、贺琛、孔子祛等人外,还有何佟之、贺玚、严植之、明山宾、沈峻、伏曼容、何胤、皇侃、范缜等。他们多撰有儒学及经学著述。仅武帝、简文帝、元帝三人所撰儒学书目即达六百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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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批史学家或经史兼通的学者如沈约、阮孝绪、萧子显、裴子野;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钟嵘、刘孝标、萧统(昭明太子)、刘勰等。这些学者当中,有的本身就服膺儒学,有的则儒释兼通。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学的熏陶和影响。梁朝文化在这些人物的推动下,可谓“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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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陈朝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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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56年,梁将陈霸先迫梁敬帝逊位,仍以禅让的形式获得萧梁政权,改元永定,国号陈,是为陈武帝,都建康。梁历四主,凡五十五年,至是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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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武帝建国于丧乱之余,疆土、户口锐减,再加之梁武帝太清二年(548)的侯景之乱(又称太清之乱)及梁末诸王的相互攻伐,使陈初经济,陷于瘫痪,文化亦遭破坏。东晋以来由于南方开发所带来的小康局面,至此遭到空前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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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武帝建国之初,便遇到地方豪绅的割据和王琳之乱,在位不到三年便死去。此后陈政权又历经四帝,在南北战争不息,内部矛盾重重的形势下,延续近三十年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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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朝政权的三十余年里,儒学又处于低潮。虽然在陈朝的五代皇帝中,不乏提倡儒学者,但由于治世的环境及条件已不复存在,故儒学亦难得立足。惟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嘉德殿学士沈不害上书请立国学。他在疏奏中强调儒学的重要,以为“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只有以儒学设训垂范,才能“人伦以睦,卑高有序,忠孝理明,君臣之道攸固”。(32)陈文帝在诏书中亦加肯定,其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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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表闻之。自旧章弛废,微言将绝,朕嗣膺宝业,念在缉熙,而兵革未息,军国草创,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灭。卿才思优洽,文理可求,弘惜大体,殷勤名教。付外详议,依事施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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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儒臣沈文阿兼国子博士,于东宫讲《孝经》、《论语》。陈宣帝太建五年(573),以儒臣周弘正领国子祭酒,亦于东宫讲疏《论语》、《孝经》,太子降情应礼,甚有师资之敬。天嘉中,国子助教王元规在东宫,为陈后主亲授《礼记》、《左传》、《丧服》等义,每国家议吉凶大礼,亦常参预。可知,陈政权同样以儒学中的礼乐仪则为其政教朝仪,并仍重视以儒家经传教育弟子。同样,地方亦有儒学教授,王元规后为南平王府限内参军。王为江州,元规随府之镇,“四方学徒不远千里来请道者,常数十百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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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建中,太子陈叔宝(陈后主)征四方名儒讲于承光殿,陆德明始弱冠,往预,后迁国子助教,作《经典释文》,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凡三十卷,“古今并录,括其枢要,经注毕详,训义兼辩,质而不野,繁而非芜,示传一家之学,用贻后嗣”。(35)此为陈代儒学建设的一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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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唱者疏而合者寡,陈代儒学随着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衰退而呈现衰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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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何承天的儒学思想及其对佛教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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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370—447),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南朝刘宋时期重要儒家学者和著名的天文历算学家、经学家、史学家。从祖伦,晋右卫将军。承天五岁丧父,由母亲徐氏抚养。徐氏是东晋礼学专家兼史学家徐广的姐姐,家世好学,有丰富的儒学传统。何承天受徐广及其母亲的影响,“幼渐训义,儒史百家,莫不该览”。(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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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仕历晋宋两朝,东晋隆安四年(400),任南蛮校尉桓伟参军。后又任长沙公陶延寿辅国府参军。刘裕平桓玄,何承天出为抚军刘毅的行军参军。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刘宋王朝建立。何承天被刘裕召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共撰朝仪。宋武帝永初末(422),补南台治书侍御史。谢晦镇江陵,请为南蛮长史,后又为刘彦之右军录事等官。元嘉十六年(439),除著作佐郎,撰国史。又三年,宋立国子学,何承天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何承天与颜延之同为执经。后又迁御史中丞。元嘉二十四年病卒,年七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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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是刘宋时期著名大儒。《隋书·经籍志》著录何承天撰《礼论》三百卷、《春秋前传》十卷、《春秋前杂传》九卷、集二十卷,均佚。关于何承天的儒学思想,就目前保留下来的材料看,主要体现在他的反佛言论中。著有《达性论》、《报应问》及《与宗居士书》、《答宗居士书》、《重答颜光禄》等。此外尚有《安边论》、《新历叙》、《浑天象论》、《上元嘉历表》及—些有关礼论的佚文。保存在《全宋文》、《弘明集》等辑佚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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