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0982
1702040983
曹丕作为一国之主，已据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但他仍孜孜以求文章垂世之不朽，可见此一时期著文以求不朽之风盛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三不朽”之说，首要的在于立德，其次在立功，再其次才为立言。而立言亦多指那些能够“拯风俗之流遁”、“救世途之凌夷”的子学著作。显然，中国文化中的“不朽”观念，是属儒家入世有为的思想传统。但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不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说法，似乎更加注重形式，即“著篇籍”遗后，而不必过多地拘泥于“篇籍”的内容或体裁。这样就为后来蓬勃发展起来的其中包括诗、赋在内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争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提高了诗赋等文学作品在文章创作中的地位。
1702040984
1702040985
建安时代所出现的这种新现象，表明当时人对文学功能的理解，已经逐渐从传统的经学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开始摆脱两汉时期狭隘的正统观念。使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繁荣自觉的时代。钱穆认为，“集部大兴自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而极盛”。据《隋志》，共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计亡佚，有一千一百四十六部，一万三千三百九十卷。张鹏一《隋志补》，又增出专集七十二家。“卷帙之多，堪与史部相埒。以四百年计，每年平均当出一部到三部集，亦可谓每年出一位乃至三位专集作家。此即长治久安之世，前如汉，后如唐，亦难有此盛。”(90)
1702040986
1702040987
就文学体裁说，南朝尤以五言诗最为兴盛。当是之时，“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91)连一般的儿童都为写作诗歌而奔走，何况那些富家子弟，更耻于自己的诗歌达不到水准而整天雕琢粉饰，整夜唱和苦吟。它几乎成为社会的普遍爱好，竞相吟咏，以至谢灵运在会稽，“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92)
1702040988
1702040989
除五言诗之外，南朝的辞赋、骈文也非常发达。这几乎成为这一时代文章和文学的象征。曹丕称“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汉代人言赋的文体特点，或重在铺陈，或云不歌而诵谓之赋。而刘勰认为，赋乃是由《诗经》而来，是《诗经》的“六义”之一。“赋”的语源即是“铺”，“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93)从先秦赋体开始形成，至魏晋南北朝之滥觞，赋与诗一样，成为文人士子“终朝点缀”的对象。它已深入到自然社会、人生名物的各个方面。以诗赋为主体的文学作品日益重视语言形式，讲求词藻、声韵、对偶、用典等。文体的增加和扩大，促进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发展，从而逐渐冷淡了文学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不大关心政治与道德教化，明显表现出文学力图摆脱政治说教与传统儒学束缚的独立倾向。
1702040990
1702040991
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从思想内容看，一是山水写景文学的兴盛，二是艳情诗的发达。山水写景文学取代了枯燥的玄言诗，影响既深且钜。这使得诗人能够“通神会性”，借写景来寄托玄远的情趣和个人的胸怀，遂求融个体于作品中，从而达到情与景的合一，为后世的意境说提供了前提，同时也造成中国文化热爱自然、回归自然的一脉传统。艳情诗的发达，是建立在歌咏男女思恋之情的六朝乐府诗的基础之上的。因乐中的清商曲辞婉转哀切，最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受到南朝贵族文人的喜好。由艳情诗发展到宫体诗，反映了六朝文学的贵族化过程。
1702040992
1702040993
同文学的发展相适应，可以说，在建安以前，没有文学批评。儒家对于文学，往往是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如《论语·泰伯》所谓“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儒家的诗教往往侧重于应用。至魏晋，始有曹丕的《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评论了孔融、王粲、徐幹等人的得失，具有初步的文学批评的性质。同时还探讨了文体的分类，把文体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类。这也是初步的文体论的雏形。继曹丕的《典论·论文》，晋初陆机写《文赋》，把文体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类，比曹丕的分类明显地扩大了。此后又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王微的《鸿宝》及颜延之的《论文》等。虽然多数已经佚失，但从遗文看，都具有文学批评的性质。
1702040994
1702040995
齐梁时期，不但是文学独立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批评著作，阐述了不同的批评见解。如沈约与陆厥等人关于音韵的辩论，钟嵘《诗品》的创作，以及萧统的《文选》、徐陵的《玉台新咏》等，都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探讨了文学的体裁、声律的形成以及作家的得失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刘勰《文心雕龙》产生的时代酵母，它孕育着划时代的文学批评巨著的诞生。
1702040996
1702040997
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独立，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种种文弊的产生。这是任何时代的文化发展所共同具有的规律性问题。摆脱了儒学的控制，从一方面说，为此时期的文学创作带来了生机；但“为理事久则渎”，若一味地任其发展、追求新奇，则又出现弊病，因此又要纠偏。纠偏如果过了头，则又带来了反效果。事物的发展即是这样一正一反地交替进行，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南朝文学也是如此。内容无关政治教化，却一头钻进“惟务吟咏”的狭小天地，则必然出现“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94)至于艳情诗、宫体诗在齐梁之滥觞至陈乃发展到极端。梁简文帝萧纲有《美女篇》、《咏内人昼眠》，陈后主叔宝有《三妇艳词十一首》、《玉树后庭花》等，可谓宫体艳情诗之代表。《隋书·文学传》序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道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95)这种批评固然有其褊狭和片面之处，但可反映南朝文学独立后，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即产生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之风。这种文弊的产生及其表现，《南齐书·文学传论》概括为三种：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96)。这是说，有的人则尽力地铺张推衍，堆砌华丽辉宏的辞藻，这样虽然用样巧妙盛美，但意思表达得毕竟曲迷迂回。因此，它用在一般的宴游场合还可以，但用在正规的场合则不够准确。其含义的阐述又往往轻忽迟缓，无可救药。这种文章在形式上典雅可取，但在内容上却过分地脱离实际。
1702040998
1702040999
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97)这是说，有的文章一写起来便广泛地收罗事物排比分类，不对仗则不落笔。这种广博的知识令人赞许，但以此为主成为惯例，便使文章受到限制。还有的一概借用古语，以表达现在的情况，东拉西扯，穿凿附会，强为对说。这种情况，一碰到具体事例，便立即失去它的风采。如沈括《梦溪笔谈》中有一生动的例子：“庆历中，河北大水。有公事使臣到阙。仁宗召问：‘水灾如何？’对曰：‘怀山襄陵’。又问：‘百姓如何？’对曰：‘如丧考妣。’上嘿然。既退，诏阁门今后武臣奏事，并须直说。”此即“全借古语，用申今情”，一旦面对现实，则“顿失清采”。
1702041000
1702041001
再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98)《传论》认为，第三种弊病是文章写起来，一味标新立异，下笔求险拔，韵律求奇特，辞藻雕琢得淫靡艳丽，这就好像五色中的红色和紫色，八音中的郑、卫靡靡之音一样，使人为之心魂颠倒。
1702041002
1702041003
面对南朝文风的演化，文学批评家多数给以赞许。如萧统的《文选》序指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这是说，各种文体的好文章，虽然各有不同，但正如不同的乐器一样，给人以美的享受。这里强调文学的美感享受，而不再像汉儒那样强调教化和美刺讽谕。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也都是绮靡文学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主艳诗，境内化之。萧梁之代，君臣赠答，亦工艳情。在他们“不废郑声”、“为文须放荡”的言论倡导下，天下靡然向风。南朝文学所出现的这些新潮流、新学派，引起当时文学批评家及学者们的不同看法。如史学家裴子野站在儒家的立场作《雕虫论》，强烈反对绮靡文风。他说：
1702041004
1702041005
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赋诗歌颂，百帙五车，蔡邕等之俳优，扬雄悔为童子，圣人不作，雅郑谁分？其五言为诗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室，必有不敦。荀卿有言：“乱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99)
1702041006
1702041007
裴子野与刘勰是同时代人，出身于史学世家，其曾祖裴松之、祖父裴骃都是著名史学家。裴子野站在儒家立场，反对文学脱离政治教化、脱离修齐治平的倾向，尤其反对最高统治者因个人爱好而造成朝野上下竞趋于诗文写作的社会风气，主张文学创作要“形四方之风”，“彰君子之志”，“劝善惩恶”，“止乎礼义”等等。即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这些议论，代表了南朝时期文学批评史中的传统儒学观念。
1702041008
1702041009
裴氏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曾引起一些人的批评，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即其中的代表。萧氏认为：“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100)这些观点，与裴子野完全相反，主张文学创作不应以经典为楷模。
1702041010
1702041011
三、《文心雕龙》的儒学立场及其道论
1702041012
1702041013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朝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着不同思想的矛盾，争论的焦点在于：文学创作要不要以儒家经典为楷模。刘勰不仅参与了这场争论，而且对这场争论作了总结。
1702041014
1702041015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态度，阐述了撰写此书的动机、目的以及文学创作所依据的原则等一系列问题。《序志》是《文心雕龙》的序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刘勰的整体文学观点及其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
1702041016
1702041017
他在《序言》中盛称孔子，认为孔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圣人。他说：
1702041018
1702041019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101)
1702041020
1702041021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家互争长短，形成了孔、老（老子）、佛（释迦）谁是圣人的辩论。刘劭《人物志》在圣人问题上首倡儒道融合论，一方面推崇尧舜为圣人，另一方面又认为圣人无质无名，中和平淡，表现了从两汉正统向魏晋以后调和儒道的过渡性。王弼则有“老不及圣”论，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102)把孔子看做是高于老子的圣人。至东晋，有孙盛《老聃非大贤论》、王坦之《废庄论》等，均站在儒家立场上发表议论，肯定孔子为圣人。南朝时期，这一辩论并未结束，沈约著有《辩圣论》、《均圣论》、《形神论》、《究竟慈悲论》等文章，认为“内圣外圣，义均理一”，孔子、释迦均为圣人。但实际上，沈约是站在佛教立场上，把周公、孔子释迦化，或赋予“外圣”以“内圣”的内容。梁武帝萧衍“周公孔子乃释迦弟子”之说，则更加明确地肯定“孔不及佛”。
1702041022
1702041023
从上述材料可知，六朝时期的圣人之辩，至齐梁之际，已由魏晋时期的“孔老孰圣”转变为“孔释孰圣”。老子、庄子等道家的圣人已无力与孔子和释迦争辩抗衡，而在儒家的孔子与佛教的释迦之间展开孰长孰短的争论，反映了这一时期佛教地位的提高。在贬儒崇佛的思想潮流中，上有皇帝如萧衍扬其波，下有重臣名流如沈约逐其流，遂使圣人之辩成为当时文化领域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刘勰是一位文学批评家，论地位和影响都远不如沈约这样的名流学者，但他却没有随波逐流。在当时，由于佛教地位的提高，主张“孔不及佛”并不成问题。相反，如果盛称孔子，反倒容易被视为保守与迂阔。如前引裴子野的《雕虫论》，即多被非难和嘲讽。
1702041024
1702041025
在以往对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中，许多人认为刘勰的“徵圣”、“宗经”思想，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或一种招牌，实际上刘勰并不是真心崇孔尊经。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援引古说，以刘勰对儒家经学造诣不深为理由，证明其宗经、徵圣思想的不足究。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未必贴切。因为在当时，儒家思想的地位并不如两汉那样崇高，文人著书立说也不必像贴标签那样为自己装潢门面。同时，对儒家经学的造诣深浅，也并不是衡量是否尊孔的标准。实际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都离不开传统文化带给它的影响，也离不开一定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支配。当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控制放松或逐渐失去权威时，在它指导下的文化各部类就会出现一个空前活跃和发展的相对自由时期，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并非在真空中进行，它失去或摆脱了一种思想的支配，同时也就会接受另一种思想的支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即是在儒、玄、佛、道四种思想交相支配或相互融汇的发展过程中。玄言诗之兴衰，即是其中一例。因此，任何一种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某种思想的轨迹。文学发展的前提乃是指导其发展的思想意识形态是否健康。处于病态思想和意识形态支配指导下的文学艺术，必然也带有某种病态。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一直延续至近代，若从历史文化的发展角度看，无论今文经还是古文经，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一面，但如果一味地推衍和夸大这种合理性，就必然走向它自己的反面。今文经学的神学化，古文经学的烦琐考证都同样给自己带来不可避免的厄运。南朝文学的发展亦显示了这样的过程，此即上文所述及的文弊的产生。
1702041026
1702041027
为了纠正当时“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的文风，刘勰重新搬出儒家经典就不足为奇了。这就如同汉末经学走上教条虚伪，魏晋玄学家重新搬出老庄自然主义一样，都具有补偏救弊、正本清源之义。这一点，刘勰在《序志》中说得十分清楚。他说：
1702041028
1702041029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原，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103)
1702041030
1702041031
这段话有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说，《文心雕龙》为什么不是以注经的形式敷赞圣旨，是因为过去有马融、郑玄这些学者，已经把圣人的思想阐发得很精到了。但敷赞圣人的思想并非注经一途，其中文章亦可起到经世致用的作用。因为文章无非是经典的“枝叶”，是由经典派生出来的。其次，既然文章都根源于经典，起到与经典相同的经世作用，因此就必须端正文风，不能本末倒置，为文章而文章，否则就会产生“辞爱人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的弊病。不纠正这种毛病，就将“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使文章失去经世的作用。第三，儒家经典已为后世文章立下了规矩，如《周书》谈到运用言辞时，强调言辞要充分表达思想；孔子谈到思想时，也表示厌恶那些异端邪说。由此可见，无论言辞还是思想，都有正道与邪端之分，正确地了解文章的功能，正在于语言文学不能无的放矢。
[
上一页 ]
[ :1.70204098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