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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刘勰反复强调的一个中心问题即是：语言、文学不能脱离思想内容。它的功能正是要充分地表达思想，以起到经世作用。这一思想，与道家、玄学所提倡的远离事务大异其趣，应属儒家的思想范畴。也正是为了这一点，刘勰才“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在刘勰看来，“注经”与“论文”虽然体例不同，但其目的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弘扬儒家传统。但因“注经”与“论文”各有分工，其所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一是经学的，一是文学的，因此二者又不能互相代替，正如今天政治、哲学的研究不能代替文学创作一样，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与分际。刘勰自觉地把“注经”与“文学”区别开来，并不意味反对注经。相反，他所强调的仍是文章不能离经叛道。他在评论汉魏以降的文学问题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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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观近代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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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对曹丕、曹植、应玚、陆机、挚虞、李充、桓谭、刘桢、应贞、陆云等人的批评，虽然有些苛求，但其所表现的思想却很鲜明。除了对他们的文章所存在的不同缺点进行批评外，指出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他把文学与儒学经典的关系比作枝叶与根干、波流与源头的关系。枝叶离开根干就会枯死；波流离开源头则会枯竭。在他看来，儒学经典固然不能代替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但反过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不能离开儒学经典的指导，这即是他所谓的“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意思是说，文章若不遵守过去圣贤的遗训教诲，那么这些文章对于后人的思想行为便不会有任何补益。他在谈《文心》的写作原则时，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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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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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枢纽”，即关键之意，可引申为中心、原则、纲要等。刘勰认为《文心》写作的原则，是以“道”为本，以“圣人”为师，以儒家的经典为体制，在辞藻上斟酌纬书，在变化上参考《楚辞》。这样，文学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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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为本”，是指文学创作的指导原则。那么，刘勰所说的“道”是什么呢？从《文心雕龙·原道》篇所述的道之内容看，他所谓的道，有自然界、社会两个部分。其自然界的道包括天道与地道，它们是通过文采表现出来的，此即“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06)天道、地道表现的文采，即天文、地文。这种天文、地文的特点是自然的，即“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恣；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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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既生，再加上后来出现的人类，三者合起来，即所谓“三才”。三才之中，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也”。人是万物的精英，天地的核心，人类不仅创造了文字语言（“心生而言立”），而且可以参天地之化育（“惟人参之”）。宇宙间有了人，宇宙便大为改观。其表现是“言立而文明”。即有了语言文字，天、地、人的“文”便可进一步得到彰明。从《易》的出现，到《河图》、《洛书》的酝酿，再到《诗经》的产生，真是“雅颂所被，英华日新”，这些都是人文彰明的表现。及至孔子的出现，更使人文放出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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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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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继承往圣的事业，创造了比他的前辈更突出的业绩，其集中表现是对六经的整理。正如孟子所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109)孔子不仅提炼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组织了美丽动人的辞令，这种情性与文章的结合使他成为道德教化的楷模，天下莫不风随影从。这种儒家的道德学问，流响万代而不衰。可谓体现了天地之间的精华，开启了人类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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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大力赞扬儒家的圣人，认为从伏羲到孔子都是根据天文而成人文，“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由此可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它们依靠圣人而留存在文章中，圣人又通过文章不断地揭示它们的奥秘，此即《论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意。由此亦可知“道心惟微，神理设教”的意义之所在，即圣人根据“道”的微妙之理来进行教育。“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圣人阐明忠孝仁义，仰观天文，写成文章，让人民都按着它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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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原道》篇的基本思想。这里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刘勰所谓的“道”是指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它是通过“文”表现出来的，即“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道与文是一物之两名。因此，刘勰所称的“道”，并非道家老子所谓的“道”。它没有老子那种神秘的色彩，也没有玄学本体论的抽象意义。它取法于《周易》而裁定于裴。因此刘勰的道论，比较接近于裴“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的含义。同时它也具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样式及其发展法则的含义。第二，“道”是客观的，但也是微妙的，因此圣人通过文章揭示或摹拟它们的本来面目，这就涉及对“文辞”使用的要求。“道”是客观存在的“质”，言辞是描述“道”的“文”，二者是统一的，即“形立则章成矣，声发而文生矣”。形与声皆道之自然，因此章与文亦应自然，二者不能偏胜。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刘勰整个文论的哲学基础，也是心与物、文与质、情与气、内容与形式、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哲学基础，与儒家“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的思想相通。第三，充分肯定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两仪既生，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这一思想与道家、佛教大相径庭，实乃儒家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第四，强调“人文”的重要，乃至强调文章的重要。把文章作为沟通“道”与“圣人”之间的桥梁，并认为圣人“因文而明道”。“明道”这一概念被后来的儒家大加阐发，成为儒学思想中一个重要范畴。认为“道”需要“明”，这本身即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认识意义，这与老子“绝圣弃智”、“不窥牖见天道”的无为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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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可以得出结论：作为《文心雕龙》一书序言的《序志》篇和作为全书首篇的《原道》篇，表明了刘勰的基本立场。这两篇的思想基本上应属儒家范畴，其观点与其说是取自《老子》，不如说是取自儒家，尤其是取自《易传》。其中，“道心惟微”、“神理设教”、“炳耀仁孝”、“经纬区宇”、“弥纶彝宪”等思想均为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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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心雕龙》的徵圣宗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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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站在儒家立场立论的具体标志，是其徵圣、宗经思想。继《原道》篇之后，刘勰又专门写了《徵圣》、《宗经》两篇。在刘勰看来，由于圣人的文章、作品能够“明道”，所以文学创作就应以圣人为法，以圣人的著作为学习的榜样。这即是“徵圣”的具体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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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圣》篇开宗明义，首先提出文学的功能和作用在于“陶冶性情”。他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110)刘勰认为，能创作的人叫“圣”，能阐述发挥的人叫“明”。古代圣贤的伟大功绩，在于能够用其创作和阐述的文章陶冶人的性情。孔子对《易》、《诗》、《书》、《礼》、《春秋》的阐述，历历在目，因此，圣人之情亦洋溢于文辞之间，可以作为后人效法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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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性情与文辞的关系。刘勰虽然不是哲学家，但他吸收当时哲学研究的成果，运用到文学批评中。首先他认为，“陶冶性情，功在上哲”。即认为性情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也是需要陶冶的。这一观点本身即与道家不同。老庄道家认为性情是自然的，不能人为地加以陶冶，否则便是“矫情伤性”，违背自然。第二，“圣人之情，见乎文辞”。不仅认为圣人有情，而且认为此情可以用文辞表达出来，这一观点亦异于道家。第三，他引用《礼记·表记》的话说：“情欲信，辞欲巧”，即认为文学应当情文并茂，特别是思想感情要真实，同时语言要有文采。这涉及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信”是对儒学的继承，“辞欲巧”则是对儒学的发挥，其思想实质都异于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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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的功能和作用方面，刘勰《徵圣》篇认为圣人已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他指出，孔子对于远古，祖述唐尧，认为“大哉，尧之为君也！……焕乎，其有文章”；对于近世，则盛称周代，以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反映了他对文章的重视。因此，刘勰十分肯定文学对政治教化、事物业绩、道德修养的作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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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徵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徵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此修身贵文之徵也。(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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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化、事迹、修身，都是儒家历来强调的内圣外王的内容，正因为文学能对这些内容起到“文”的作用，所以文学也就具有了它自己的作用和功能，但它又不能脱离它所辅助的对象，因此提出思想要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这是刘勰《徵圣》、《宗经》的主旨所在。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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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断决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徵之周、孔，则文有师矣。(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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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圣人的文章著作虽然表现手法不同，或简或博，或隐或显，但按照不同条件变通融会，使思想符合实际却是共同的，也是最重要的。因此，只要把周公、孔子的著作作为检验的标准，从事文学创作就算找到老师了。在刘勰看来，《春秋》用一个字即可蕴含褒贬，《丧服》用轻丧概括重丧，《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文辞繁富却包涵丰富情感，文字写得利落，就像用《夬》卦表示决断，文章写得鲜明，就像《离》卦洞若观火，……等等，都是运用语言文字的典范。由此得出结论：“是以子政论文，必徵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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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原道、徵圣之后，还要宗经呢？这除了刘勰为反对当时浮诡绮丽文风寻找理论根据外，主要在于建立其思想体系的需要。一般《文心雕龙》的研究者，多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探讨刘勰的思想，并把徵圣、宗经作为刘勰保守的一面加以批评。实际上《文心雕龙》之所以有重要价值，其自身的系统性与严密性起了巨大作用。它是把文学批评的视角牢固地建立在具有深厚传统的儒家思想之上，从而使自己的文学主张获得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统一。这在儒、佛、道、玄四种思想体系交相角逐、交相辉映的时代，是较难做到的。因为在当时，多数人则举棋不定，或犹豫于儒佛之间，或游走于道玄之内，结果是或半斤八两，或头重脚轻，缺乏理论的一贯性和逻辑的严密性，影响了文学批评理论的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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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所以主张宗经，是其原道、徵圣思想的必然逻辑。因为既然“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那么圣人之文也就必然是所谓“五经”了。又因为“五经”（圣人之文）表现了最高的道，因此它也就自然成为天下文章的典范，作文也就必须取法于经书了。《宗经》篇开头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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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崚，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