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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变”思想相关联的是“日新”说。《系辞上》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大畜》彖传有：“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礼记·大学》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日新”说是儒家刚健有为思想的传统表述，意谓奋发有为，不断创新，永不间断，有如天光山色，相映成辉，日日有新气象；亦有如君子洗面，日日洗涤，时时更新。《文心雕龙》强调宗经徵圣，并不是要人们“回到五经去”，而是针对当时“理不胜辞”、“绮丽浮诡”的文弊而提出来的。实际上，刘勰十分重视辞采的雕琢，此即“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文心雕龙》一书，亦自成一家风格，与经典之辞迥异。他反对互相因袭，而主张文章要不断创新。“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辙焉”（《封禅》）。只有不断地创新，文章才能超过前人，而不停止在同一个水平上。《杂文》篇有“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哀吊》篇有“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趋新”。《练字》篇有“该旧而知新，亦可以属文”。《物色》篇有“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原道》篇有“雅颂所被，英华日新”等等。显然，《文心雕龙》的“日新”说亦来自儒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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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佛家基本上不讲“情”。《老子》五千言，虽有“情”字，但非情感之情。《庄子》言情，有“致命尽情”，“万物复情”。其所谓“情”，乃“无情之情”，亦非儒家所谓情。佛家以情为迷，凡夫妄计一切之境界谓之“情有”。以“情”为“我法二执”之偏见和痴迷。儒家则大讲“情”。《周易·文言》有：“利贞者，性情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系辞上》有：“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下》有：“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礼记》有：“君子礼以饰情”（《曾子问》），“是故情见而义立”（《乐记》），“称情而立文”（《三年问》），“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学》），“是故情深而文明”（《乐记》）等等。儒家讲“情”，亦有多义，但以情义、情怀、情性、思想情感等含义居多。因为“情”字本身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故《文心雕龙》讲“情”处甚多。其含义亦与儒家相同。如《定势》篇有：“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变而雅俗异势”，“夫情固先辞，势实须泽”，“因利骋节，情采自凝”。《知音》篇有：“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诠赋》篇有：“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观情，故词必巧丽”。《情采》篇有“依情待实”，“为情造文”，“文质附乎性情”。《物色》篇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等等。《文心雕龙》五十篇，只有很少几篇未言“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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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文心雕龙》中还有许多直接引证“五经”及其他儒家典籍的话。如“修辞立其诚”、“至德以凝其化”、“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等等，不一而足。因为刘勰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其作品自然以文学批评为主，这正如一位以史学为主的史学家一样，他们不是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接阐述儒学思想，但这并不影响他运用儒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问题。任何时代的文学家，特别是文学批评家都不能超越他那个时代所存在的某种思想意识形态的指导。从这一意义上说，刘勰《文心雕龙》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属于儒家的范畴。当然，这也是就其主要倾向而言，也就是说，并不排斥在刘勰的文论中杂有诸如道家、玄学及佛教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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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心雕龙》中的正统儒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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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不仅明标宗经徵圣，提倡文章要效法经典，而且在详论历代的文学作品及阐述各种文体的内容要求时，也自觉地站在儒家立场上，运用了儒学的观点和方法。有些则完全是传统儒学的正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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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诗》至《书记》共二十一篇，是《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在这二十一篇里，刘勰的主旨在于阐明各种体裁的源流、特征、写作方法及各种文体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列举有代表性的作品和作家，进行扼要的评价。这些都表现了刘勰在《序志》、《原道》、《宗经》、《徵圣》等篇中所提出的根本原则。如果我们注意到刘勰对文体论的内容要求，便会发现，其中贯穿的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传统观念。如诗教观念，史学直笔观念，孝义观念，诚信观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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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诗教观念由来已久，它几乎成为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传统。自孔子提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以后，儒家的诗教便以此为中心形成一套思想观念。其中包括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四种功能。在儒家看来，诗本性情，发为吟咏，最易感人，故能兴起人之好恶是非之心，所以称“可以兴”。诗为王官所采，贡于天子，列于乐官，故可通过世俗之美恶，而观察思考政治得失，所以称“可以观”。人不能离群索居，必辅仁会友，移风易俗，常赖于诗，所以称“可以群”。以风刺上，规讽时政，谲谏君主，故称“可以怨”。“思无邪”是儒家诗教的宗旨，其要求为“用意纯正，修辞诚恳”，兴、观、群、怨是其宗旨的具体应用，也是儒家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最重要的体现。于是儒家的诗教观念便逐渐演变为文学对政治、道德、修身、治国等内圣外王的辅助工具，构成儒家的文学观。《文心雕龙·明诗》篇开头便强调这一点，“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116)“舒文载实”，“义归无邪”，均指上述儒家诗教的基本精神。刘勰认为不仅诗如此，赋、乐府、颂、赞等其他文体亦均如此，在思想内容上必须体现儒家的诗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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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篇说：“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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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赋》篇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这是说，赋的思想内容，必须光明正大。它不管有什么漂亮的形式，却必须有纯正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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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盟》篇说：“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忠信可矣，无恃神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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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吊》篇说：“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割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这是说，对哀吊这种文体的内容要求，应该是思想纯正，表扬美德，杜塞违逆，对表扬什么，批评什么都应该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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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说》篇说：“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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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启》篇说：“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这是说，奏启这种文体，本来就以坦白忠诚为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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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对》篇说：“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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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文所包含的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刘勰对儒家诗教精神所推衍出来的文学功能论的服膺与推行，其中包括以“思无邪”为中心，以兴、观、群、怨为具体内容的忠、孝、贞、正、诚、信等儒家的正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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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儒家的正统观念还体现在刘勰对历代文史作家及作品的评论中。他对屈原《离骚》的评论即是典型一例。他认为，如果用儒家经典或儒家诗教的标准衡量屈原的《离骚》，则有四点相合，四点不合。合于经典的四个方面是：其一：“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即是说，《离骚》陈述唐尧虞舜的光明伟大，称赞成汤周武的虔诚敬肃，这就属于经典的体制。其二：“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这是说，《离骚》讥刺夏桀、殷纣的狂暴淫乱，伤感羿、浇的颠覆毁亡，这正符合《诗经》劝诫讽喻的宗旨。其三：“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用虬、龙比喻贤人君子，用云霓比喻奸邪的小人，这正是发挥了《诗经》比、兴的作用。其四：“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每一回望都门，便幽思而落泪，慨叹宫门紧闭而不得面君，表现了诗人的忠贞怨恨的文辞。不合经典的四个方面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是指屈原作品中的“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康回倾地，夷羿骅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依彭咸之遣则，从子胥以自适”及“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棠；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等。其标准，亦是儒学的正统观念，如“子不语怪、力、乱、神”及“男女授受不亲”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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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对诸子的评价，也是依据上述标准。认为诸子之书因“述道言治”，都像枝条对干茎一样，是“五经”的附庸。其中思想纯正者，符合经典的规范；思想驳杂者则违反经书的法度。如：“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踳驳之类也。”(117)他认为商鞅、韩非所以遭祸，也与他们的思想不合经典有关，“至如商、韩，六虱五蠹，弃孝废仁；药之祸，非虚至也”。(118)他对魏牟批评公孙龙持肯定态度，认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孤犊未尝有母”等逻辑命题都是诡辩，“辞巧理拙”，故魏牟把公孙龙比作昼伏夜出的猫头鹰，“非妄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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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史传的评论，刘勰认为也必须以经典为标准。他称赞孔子修《春秋》的目的乃在于“举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标劝戒”。因此史传最忌“违经失实”的过失。他严厉批评司马迁和班固在《史记》与《汉书》中为吕后写本纪。认为这是违背经典，不合史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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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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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评论，最能反映刘勰的正统儒学观念。他所谓“失实”是不正确的。其所谓“违经”，倒是符合儒学本义。因为自汉代以来，儒家学者中包括董仲舒、班固等人一直主张阳尊阴卑，对妇女持一种歧视态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企图从理论上论证这一问题，班固主持编纂的《白虎通义》则进一步肯定了妇女的从属地位。班固的儒学立场已经很褊狭，但尚且在《汉书》中为吕后立传，而刘勰对此又持批评态度。由此可知，在某些问题上，刘勰的儒学立场要比班固更褊狭。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不得参与政事的原则，确实是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传统。“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是无经籍可考，但在武王伐纣时的誓词中确有“牝鸡无晨”之语。《尚书·牧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武王也是引用“古人有言”。可见，这一思想的产生盖由来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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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不仅批评司马迁与班固，也批评张衡。认为“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帝王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120)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到刘勰的正统儒学观念是很强烈的，这导致了他在文学批评中的一些思想局限性。当然，刘勰也不单是为“牝鸡无晨”而发，他所强调的仍是史传或文章要为经国体制服务，即“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徵盛衰，殷鉴兴废”。(121)因此，“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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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的创作论强调“积学”。而“积学”的主要内容，仍是向传统学习。他在《风骨》中要求“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在《通变》中指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在整个《文心雕龙》中，他即是以“矫讹翻浅，还宗经诰”的思想为指导，对历代文章进行评论，其中亦反映出许多正统儒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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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曹植、左思、潘岳等人的文章中有违背传统儒家礼仪之处，如《指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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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馀不足观矣。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弱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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