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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武帝的这一诏书，无疑是一篇剿佛檄文。其所以不惜用暴力灭佛，主要出于其巩固政权的需要。从他所宣布的佛教罪状来看，其一：“事胡妖鬼以乱天常”；其二：“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其三：“视王者之法蔑如也”；其四：“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其五：“附而益之，皆非其实”。而导致太武帝灭佛的直接导火线是盖吴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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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北地泸水人盖吴于杏城天台举兵反魏。魏主西伐至长安，牧马于沙门寺内麦中，其侍从发现寺内有许多弓矢矛楯，出以奏闻，魏主便疑佛徒与盖吴通谋反叛。在查抄这所佛寺时，又“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即忿沙门非法”。(12)时又有崔浩等崇儒排佛，遂导致太武帝的毁佛事件。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亦是儒佛之争的结果。说明此时北魏政权倾向于儒学。在魏主毁佛的第二年，又颁崔浩所注《诗》、《论语》、《尚书》、《周易》等儒家经典，命天下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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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魏第一代皇帝道武帝拓跋珪起，中经明元帝拓跋嗣，至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共历五十余年。这是北魏政权吸收儒学，努力汉化的第一个阶段。在时间上它占据了北魏整个统治时期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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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文成（高宗拓跋濬）、献文（显祖拓跋弘）两帝，又恢复佛教，崇尚释典，遂使儒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挫折。但也并非停顿，因为帝王之对佛教，多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出发，以为对其政权及民风教化有利者，方奖崇施化，因此往往与儒学并行不悖。其所不同之处，除思想上的一些观念外，主要还是宗教与人文之别。佛教有完整的宗教组织，有固定的传道场所，有一定的寺庙土地财产。因此它比世俗儒家或世俗化之儒学，更易于组织。因此在它的传播过程中，也易于被政治异见者或奸邪迷信之徒所利用和假托，历史上的毁佛事件，往往多出于这种原因。因此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曲折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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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则不然，它既无组织保证，又无经济背景，往往散在四方，即使在比较集中的太学，因其内容多属人文、德道，一般不易被假托，故其对于封建政权利多弊少，能比较稳定地保持自己的存在。况且它一经制度化，便与封建政权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因此即使在佛教盛行的文成之世，其也必以儒学治国。如文成帝在其《曲赦京师诏》中说：“夫圣人之教，自近及远。是以周文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化苟从近，恩亦宜然。”(13)又如其在《贵族不婚卑姓诏》中，也一再引用儒家以说明他所要采取的政策之合理性，其诏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妇之义，三纲之首，礼之重者，莫过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区别。”(14)无论是赦免囚徒，还是婚姻政策，都离不开制度化的儒学为其论证，故献文帝登基始毕（466），文明太后，便引儒臣高允参决大政，并下诏命其置学官于郡国。其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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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顷以来，庠序不建，为日久矣。道肆凌迟，学业遂废，子衿之叹，复见于今。朕既篡统大业，八表晏宁，稽之旧典，欲置学官于郡国，使进修之业，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旧德，宜与中、秘二省参议以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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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高允上表，进一步陈述兴儒崇教的重要性，以为“经纶大业，必以教养为先，咸秩九畴，亦由文德成务”。在高允的主持下，拟定了庞大的儒学教育计划，“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16)这一计划立即得到朝廷的支持，“显祖从之，君国立学，自此始也”。同时显祖又下诏隐括沙门，令民间不得容止无籍之僧，游化之僧必有印牒，断禁民间竭财事佛，断禁女巫妖觋，淫祀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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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献文二帝在位约二十年，其对佛教重新礼敬，但鉴于世祖时期僧尼杂乱，混迹假托，寺庙不整等现象，对佛教进行了整顿，其对儒学采取了大量吸收的政策，并于北魏各郡建立郡学。在北魏政权的第二阶段，佛教的传播大于儒学，但崇佛并不排儒。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可说是儒佛相安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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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文帝在位六年，于公元471年传位于太子拓跋宏，是为高祖孝文帝。时宏仅五岁，五年后，由文明太后临朝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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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太后，是北魏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高宗文成帝死后，因献文帝年少，她曾临朝听政，擢拔高允，推行汉化。献文帝退位，孝文帝年幼，因此从公元471年至公元490年，她又再度临朝专政达十七年之久。她原是汉人，颇有才智，孝文帝初期定班禄、立户籍及推行均田制等重大政治经济政策，都是在她的策划下施行的。孝文帝后期掀起的尊孔崇儒的汉化高潮，亦与她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文明太后称制及孝文帝亲政共二十八年，这是北魏政权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北魏的兴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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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对汉文化推崇备至，常雅好读书，手不释卷，遍览五经、史传、百家之言。他亲政后，修律令、正典礼、革鲜卑旧俗，悉力推行汉化，以期与南朝抗衡并向南进取。为此，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于太和十七年（493）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迁都洛阳。其次，力改鲜卑旧俗。如禁止同姓为婚、断绝死囚裸形、礼化男女杂处、减省淫祀群神等等。第三，广泛推行汉语。太和十九年（495）六月，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鲜卑人三十岁以下者，须悉用汉语。第四，禁止归葬。诏令凡“近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第五，改革度量。使鲜卑民间度量皆依《周礼》制度，“改为长尺大斗”。第六，提倡鲜卑人与汉族联姻。孝文帝为此专下诏书，令皇子皇弟聘汉族名门之女为正室，“前者所纳，可为妾媵”。第七，更改鲜卑人的复姓为单姓，以与汉族相同。太和二十年下诏改拓跋氏为元氏，其余功臣旧族亦悉令改姓。第八，禁止胡服。改鲜卑人的短狭之衣为汉人的宽衣长带，令其族人所穿衣服悉依汉制，并为朝廷官吏制定五等公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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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汉化措施，均以儒学为其根据，如其断诸北语、禁止胡服时所说：“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表明了他对文明进化的关心。由于朝廷之提倡在上，故此时期的儒学得到推广，其优势大于佛教。如太和十年（486）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并诏起明堂辟雍。太和十一年，下诏恢复乡饮古礼，以敦民间风俗，其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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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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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文帝初，儒臣高允定北魏学制，只限郡级。至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高祐（高允从祖弟）又于西兖州各县立讲学，各党立小学。到此，北魏的儒学教育，上自太学、国子学，下至郡学、县学与乡党之学，均已充备。故北魏在当时已隐为中国教育中心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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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六年，又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同年四月，“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八月尊立三老五更；十七年七月“幸太学，观石经”；十九年四月，“幸鲁城，亲祠孔子庙”，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诏“兖州为孔子起园栢，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二十年，“命御史中尉李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等妙选英儒，以崇文教，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助教二十人”；二十一年夏四月又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虞舜”，诏修尧、舜、禹庙；同年七月亲为群臣讲《丧服》于清徽堂。(19)这一连串的尊儒祭祀活动，表明北魏政权对汉族文化，特别是对儒学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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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人物，他为中国各民族的融合及中国文化在政治分裂的时代仍能继续保持其连续性和统一性，做出了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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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死后，北魏政权又经历了宣武、孝明、孝庄、节闵、孝武五帝，历时三十余年。虽然也不断地兴学崇儒，但由于佛教兴盛，诸帝皆笃信佛教，不遗余力地穷土木之力，开凿石窟、营造佛刹寺塔，诸如洛阳龙门、大同云冈皆其属。据史籍所载，从景明元年（500）至正光四年（523）六月，“凡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人”，“其诸费用不可胜计”。(20)再加之倖臣、外戚、后宫的干政，使北魏政权日趋腐化，终于在梁中大通六年（534）分裂为东、西魏，北魏遂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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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魏北齐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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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后，大抵以今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为界，西魏占有黄河以西关陇之地，都长安；东魏则占黄河以东及淮北以北之地，都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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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仅历孝静帝一帝即亡，有国十七年。故其政权与儒学的关系不甚明显。从总体上说因东魏所占之地多属中原地区，上承北魏孝文帝汉化的成果，其文明程度及儒学的影响应高出关陇地区。但由于国祚有限，再加之高欢父子的专权，鲜卑勋贵的贪淫，遂使东魏国事日非，儒学停滞。公元550年，高欢子高洋迫孝静帝禅位，改国号为齐（为与南朝萧齐区别，史家称高洋所建之齐为北齐），是为北齐文宣帝，于是东魏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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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历六主，凡二十八年。其文化上的表现亦显不振，对于儒学虽也曾提倡，但较北魏大所不及。北齐开国伊始，文宣帝即下诏修立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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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儁，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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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东魏高欢曾命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但在搬运途中，至河阳岸崩，石经多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仅五十二枚，此后又移置学馆，以鼓励学子敦述儒风。因为政治久不上轨道，朝廷欲整顿风俗，建立制度，故能稍重儒学。文宣帝天保七年（556），下诏有司校定群书，以供朝廷览读，樊逊等十一人共同刊定，“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22)孝昭帝皇建元年（560），又下诏于国子寺备置生员，讲习经典，岁时考课，并命外州郡学，亦仰典司勤加督课。此后，齐主又命儒臣魏收、杨休之、颜之推等二十余人选录诸书，集论经传，撰成《修文殿御览》，供皇帝专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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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政权虽然尊尚儒学，建立学官，但由于当时兵戈未息，当权者无心于学术，故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当时佛教亦非常流行，皇帝、后妃多皈依佛教，崇佛多于崇儒。据《续高僧传》载，时“昭玄一曹，纯掌僧録，以沙门法上为大统。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23)又据《佛祖经纪》载，“所部僧尼四百余万，四百余寺，咸禀风教。齐主筑坛具礼，尊为国师。布法于地，令上统践之升座，后妃重臣皆受菩提戒”。(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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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流行，引起儒家学者的反对，北齐章子仇、李公绪、樊逊、邢劭等人站在儒家立场排佛，即反映了这一时期儒学所关心的问题。然而，佛教也并非完全为了出世，佛教的流行，虽由各种因素促成，但它往往多与社会混乱、政治黑暗以及人生困苦有关。北朝后期，佛教尤盛，盖可反映在这一时期社会的混乱和残酷的杀夺。从这一意义上说，佛教本有劝善之用，但与儒学不同，佛教作为宗教，常“藉象以表真”，然其“象”无止，甚至导致“倾竭府藏”，“造制穷极”，引起很多经济问题，往往成为社会混乱的一大原因，与其劝善初衷相违。尤其在乱世，佛教更无助于治，北齐之末即如此，终于在577年被北周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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