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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魏、北周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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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武帝因高欢叛乱,逃赴长安,以宇文泰为大丞相辅政,是为西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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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时期,实权都掌握在宇文泰手中。宇文泰明达政治,且崇儒好古,不尚虚饰,“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但认为中国文化昌盛于周代,而周又发源关中,故中国文化正统即在关中,欲借此提高西魏在当时诸国中的地位。所以西魏与北周政权多重用儒臣,标榜儒学即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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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宇文泰崇儒好古,故能礼贤儒士,留心治术,企图从儒学中寻找治国办法,厘定治国方略。如时有大儒苏绰,少好学,博览群籍,宇文泰召为行台郎中。初,泰未深识之,有一次宇文泰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向左右,无有知者。召绰,具以状对,泰大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对答如流。“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宇文泰)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25)于是任之以政,宠遇日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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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宇文泰正欲革易时政,故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省官员,并置屯田,提出六条治国方案,宇文泰以此定为“六条诏书”,置诸座右,命百官司习诵并施行之。其六事为:第一曰清心;第二敦教化;第三尽地利;第四擢贤良;第五卹狱讼;第六均赋役。这六条诏书,完全是以儒家《大学》修齐治平的原则为指导制定出来的。如第一条的内容是,“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心治然后身治,身治先从君始,只有君主首先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八者,才能作臣民的楷模,国家才能兴旺。其后,字文泰又任用苏绰及大儒卢辩依《周礼》建立官制,于朝廷置六卿之官,以革汉魏官繁,此亦苏绰所谓“清浊之由,在于官司之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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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条诏书,及其依《周礼》所建立的官制,成为西魏及以后北周治国的基本方略。它基本上是在儒家的伦理、政治、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宇文泰诏定百官“非通此六事及计账者,不得居官”。故其时民间风俗趋于敦实,吏治亦颇可观,在当时诸国中,可算是国富兵强,齐、梁皆不敢犯。这些制度在以后的隋唐两朝,亦常有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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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泰死后,其子宇文觉嗣位,公元557年迫恭帝禅位,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或后周)。西魏历文、废、恭三帝,凡二十三年,至此西魏亡。北周于公元577年灭北齐,重新统一北方,但四年后旋灭于隋。由于西魏自始至终由宇文泰秉政,故西魏、北周,虽国号不同,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为一体,前后共四十七年都是在宇文氏的统治之下,故颇有政治、文化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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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世历五主,凡二十四年。但前后四主加起来执政不到六年。故二十四年中,北周武帝高祖宇文邕享国十八年。周武帝继位后,承继了宇文泰所创立的一系列基本国策,在思想文化上则更重儒学。在他执政的十八年中,多次幸太学,并为群臣亲讲《礼经》,礼贤儒士。如保定五年(565),他听说南朝大儒沈重,明经行修,尤精《诗》、《礼》及《左氏春秋》,特遣使至后梁征之,并致书恳求。他在书中说:“有周开基,爰踪圣哲,……常思复礼殷周之年,迁化唐虞之世。惧三千尚乖于治俗,九变未叶于移风。欲定画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说。知卿学冠儒宗,行标士则。……爰致束帛之聘,命翘车之招。”(26)周武帝的这封信,基本上表明了他招纳儒士、奖崇儒学的目的。即欲以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学中关于“礼”的思想来移风治俗,统一北周及中原的思想、文化(“欲定画一之文”),以杜绝佛、道二教的流行(“思杜二家之说”),从而达到重新统一北方的目的。此后,北周灭佛罢道崇儒的文教政策,在此已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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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重至周后,诏令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中于紫极殿讲三教之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册府元龟》卷九八“二”作“三”)。又于露门馆为皇太子讲《论语》。武帝授沈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沈重在北周滞留十余年,其所撰《周礼义》、《礼记义》、《仪礼义》、《丧服经义》等儒家经典凡一百三十余卷,对北周政权儒学的推广及排佛黜道政策均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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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大儒熊安生,是当时北方著名经学大师,博通五经,尤善“三礼”。及北周灭北齐,安生命僮仆洒扫户庭,家人怪之,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没过多久,武帝果然亲幸其第,诏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遂拜露门博士,其尊儒如此。(27)北周一朝,经师多兼达政术。以此进位大将军、露门博士、开府仪同者,为数不少,由此亦可知北周政权与儒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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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政权崇儒的再一重要表现,即排佛罢道。自天和元年(566)武帝集群臣亲讲《礼记》后,便进一步加速其政权儒学化的步伐,遂引起民间佛徒道士的不安。因此发生一连串的关于三教关系的辩论。每次辩论,武帝都亲临讲说。建德元年(572)十二月,集群臣、沙门、道士,升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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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佛、道二教俱废,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于是国内僧尼反服者二百余万。当时北齐的佛教比北周兴盛,仅寺庙就达四万余所。及北周灭北齐,周主没收寺庙财产,四万余所佛寺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刮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録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29)这是中国历史上继魏太武帝灭佛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至此佛教在北方的势力遭受重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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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灭佛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但亦如周武帝征聘沈重时所说,乃“欲定画一之文”,即企图定儒学为一尊,以服务于政权统一的需要。周武帝在平齐灭佛时说:“朕受天命,宁一区宇,世弘三教,其风愈远,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并废之。然其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30)当时北方佛教大盛,北周国内“反服者二百余万”,灭齐后,又“五众释门灭三百万”,加起来就达五百余万。这对当时社会不仅造成经济负担,同时在政治上也是对王朝政权的极大威胁,这些都是促使北周统治者选定儒学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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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苏绰《六条诏书》的儒学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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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起自漠北的鲜卑族拓跋珪在牛川(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即代王位,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或后魏、元魏)。继而长驱直入中原,乃于晋隆安二年(398)称帝,历史上称之为北魏道武帝。其帝位传至其孙拓跋焘,遂尽灭北方诸国,于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统一了中国北方,史称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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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政权的统一,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再加之北魏历代皇帝大量采用汉人制度,极力推行汉化,遂使北朝文化亦有相当规模的发展,出现了儒、释、道并兴的局面,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三教学者,尤其突出的是儒家学者如徐遵明、崔浩、刘献之、卢辩、熊安生、颜之推等。苏绰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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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绰其人及其所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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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497—546)字令绰,武功(今陕西武功西)人。他是西魏少数民族政权革易时政、推行汉化,并根据《周礼》建制立官的枢要之臣,是一位对北朝后期的思想、政治、文化颇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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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书》、《北史》记载,绰为魏侍中则九世孙,累世二千石。父协,武功郡守,从兄让为汾州刺史。其弟春、其从兄亮、湛皆通显当世,名著西土。其子威仕历周、隋两朝,“尊重当时,朝臣莫与为比”。可见,苏绰乃关中极有影响的世族大家。“初为宇文泰行台郎中,寻除著作佐郎。后又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31)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封美阳县伯。十一年,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绰性俭素,不事产业,家无余财。平生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为己任。“博求贤俊,共弘政道,凡所荐达,皆至大官”。“绰常谓为国之道,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每与公卿议论,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思劳倦,遂成气疾”。(32)大统十二年卒于官,时年四十九。绰死后,“周文(宇文泰)痛惜之,哀动左右”。及绰归葬武功,宇文泰与群臣步送出同州郭外,宇文泰亲于车后酹酒而言曰:“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吾去,奈何!”因高声恸哭,酒杯坠于手。其与宇文泰及西魏政权的关系,可见于此。周明帝二年(558),以绰配文帝庙廷。隋开皇初追封邳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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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所处的时代,正是继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对儒学认同的时代。这一趋向至北魏末期并未因政权内部的分裂而减缓。梁中大通三年(531),对于北魏来说正是其政权内讧最严重的时期,两年内换了四个皇帝并五次改元,足见其政治的混乱。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崇儒兴学的呼声仍很高。当时即有侍中羊深请修国学。他上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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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崇礼建学,列代之所修;尊经重道,百王所不易。……且魏武在戎,尚修学校;宣尼确论,造次必儒。臣愚以为宜重修国学,广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闻,释奠之礼不阙。并诏天下郡国,兴立儒教,考课之程,咸依旧典。苟经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进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鸿生,以光顾问;絷维奇异,共精得失。使区寰之内,竞务仁义之风;荒散之余,渐知礼乐之用,岂不美哉!……魏主善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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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深上疏得到魏主的赞许,然而政权内部的斗争却如火如荼,梁大同元年(535)北魏终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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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以后,上述汉化的趋势并未停止。掌握西魏实权的宰相宇文泰,明达政治,崇儒好古。时军国草创,政刑弛纵,坟典散逸。西魏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使政治走上正轨。西魏文帝大统元年(535),宇文泰即起用苏绰为行台郎中,“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以适应西魏初建的需要。大统五年又有儒臣秘书监寇儁,“选置令史,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大统十年,北魏调整权衡制度,宇文泰又用苏绰损益三十六条之制,总为五卷,在全国颁行。为加强国力,宇文泰广招贤才牧守令长,皆按苏绰所损益的三十六条之制执行,“数年之间,百姓便之”。于此同时,为革除官繁之弊,泰又命苏绰与当时大儒卢辩,依《周礼》改创其事。依《周官》建制,“设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未几而绰卒,后由卢辩成之,并于西魏恭帝时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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