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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魏、北周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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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武帝因高欢叛乱，逃赴长安，以宇文泰为大丞相辅政，是为西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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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时期，实权都掌握在宇文泰手中。宇文泰明达政治，且崇儒好古，不尚虚饰，“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但认为中国文化昌盛于周代，而周又发源关中，故中国文化正统即在关中，欲借此提高西魏在当时诸国中的地位。所以西魏与北周政权多重用儒臣，标榜儒学即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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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宇文泰崇儒好古，故能礼贤儒士，留心治术，企图从儒学中寻找治国办法，厘定治国方略。如时有大儒苏绰，少好学，博览群籍，宇文泰召为行台郎中。初，泰未深识之，有一次宇文泰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向左右，无有知者。召绰，具以状对，泰大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对答如流。“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宇文泰）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25)于是任之以政，宠遇日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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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宇文泰正欲革易时政，故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省官员，并置屯田，提出六条治国方案，宇文泰以此定为“六条诏书”，置诸座右，命百官司习诵并施行之。其六事为：第一曰清心；第二敦教化；第三尽地利；第四擢贤良；第五卹狱讼；第六均赋役。这六条诏书，完全是以儒家《大学》修齐治平的原则为指导制定出来的。如第一条的内容是，“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心治然后身治，身治先从君始，只有君主首先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八者，才能作臣民的楷模，国家才能兴旺。其后，字文泰又任用苏绰及大儒卢辩依《周礼》建立官制，于朝廷置六卿之官，以革汉魏官繁，此亦苏绰所谓“清浊之由，在于官司之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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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条诏书，及其依《周礼》所建立的官制，成为西魏及以后北周治国的基本方略。它基本上是在儒家的伦理、政治、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宇文泰诏定百官“非通此六事及计账者，不得居官”。故其时民间风俗趋于敦实，吏治亦颇可观，在当时诸国中，可算是国富兵强，齐、梁皆不敢犯。这些制度在以后的隋唐两朝，亦常有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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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泰死后，其子宇文觉嗣位，公元557年迫恭帝禅位，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或后周）。西魏历文、废、恭三帝，凡二十三年，至此西魏亡。北周于公元577年灭北齐，重新统一北方，但四年后旋灭于隋。由于西魏自始至终由宇文泰秉政，故西魏、北周，虽国号不同，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为一体，前后共四十七年都是在宇文氏的统治之下，故颇有政治、文化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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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世历五主，凡二十四年。但前后四主加起来执政不到六年。故二十四年中，北周武帝高祖宇文邕享国十八年。周武帝继位后，承继了宇文泰所创立的一系列基本国策，在思想文化上则更重儒学。在他执政的十八年中，多次幸太学，并为群臣亲讲《礼经》，礼贤儒士。如保定五年（565），他听说南朝大儒沈重，明经行修，尤精《诗》、《礼》及《左氏春秋》，特遣使至后梁征之，并致书恳求。他在书中说：“有周开基，爰踪圣哲，……常思复礼殷周之年，迁化唐虞之世。惧三千尚乖于治俗，九变未叶于移风。欲定画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说。知卿学冠儒宗，行标士则。……爰致束帛之聘，命翘车之招。”(26)周武帝的这封信，基本上表明了他招纳儒士、奖崇儒学的目的。即欲以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学中关于“礼”的思想来移风治俗，统一北周及中原的思想、文化（“欲定画一之文”），以杜绝佛、道二教的流行（“思杜二家之说”），从而达到重新统一北方的目的。此后，北周灭佛罢道崇儒的文教政策，在此已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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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重至周后，诏令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中于紫极殿讲三教之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册府元龟》卷九八“二”作“三”）。又于露门馆为皇太子讲《论语》。武帝授沈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沈重在北周滞留十余年，其所撰《周礼义》、《礼记义》、《仪礼义》、《丧服经义》等儒家经典凡一百三十余卷，对北周政权儒学的推广及排佛黜道政策均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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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大儒熊安生，是当时北方著名经学大师，博通五经，尤善“三礼”。及北周灭北齐，安生命僮仆洒扫户庭，家人怪之，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没过多久，武帝果然亲幸其第，诏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遂拜露门博士，其尊儒如此。(27)北周一朝，经师多兼达政术。以此进位大将军、露门博士、开府仪同者，为数不少，由此亦可知北周政权与儒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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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政权崇儒的再一重要表现，即排佛罢道。自天和元年（566）武帝集群臣亲讲《礼记》后，便进一步加速其政权儒学化的步伐，遂引起民间佛徒道士的不安。因此发生一连串的关于三教关系的辩论。每次辩论，武帝都亲临讲说。建德元年（572）十二月，集群臣、沙门、道士，升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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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佛、道二教俱废，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于是国内僧尼反服者二百余万。当时北齐的佛教比北周兴盛，仅寺庙就达四万余所。及北周灭北齐，周主没收寺庙财产，四万余所佛寺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刮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録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29)这是中国历史上继魏太武帝灭佛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至此佛教在北方的势力遭受重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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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灭佛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但亦如周武帝征聘沈重时所说，乃“欲定画一之文”，即企图定儒学为一尊，以服务于政权统一的需要。周武帝在平齐灭佛时说：“朕受天命，宁一区宇，世弘三教，其风愈远，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并废之。然其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30)当时北方佛教大盛，北周国内“反服者二百余万”，灭齐后，又“五众释门灭三百万”，加起来就达五百余万。这对当时社会不仅造成经济负担，同时在政治上也是对王朝政权的极大威胁，这些都是促使北周统治者选定儒学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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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苏绰《六条诏书》的儒学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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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起自漠北的鲜卑族拓跋珪在牛川（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即代王位，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或后魏、元魏）。继而长驱直入中原，乃于晋隆安二年（398）称帝，历史上称之为北魏道武帝。其帝位传至其孙拓跋焘，遂尽灭北方诸国，于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统一了中国北方，史称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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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政权的统一，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再加之北魏历代皇帝大量采用汉人制度，极力推行汉化，遂使北朝文化亦有相当规模的发展，出现了儒、释、道并兴的局面，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三教学者，尤其突出的是儒家学者如徐遵明、崔浩、刘献之、卢辩、熊安生、颜之推等。苏绰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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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绰其人及其所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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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497—546）字令绰，武功（今陕西武功西）人。他是西魏少数民族政权革易时政、推行汉化，并根据《周礼》建制立官的枢要之臣，是一位对北朝后期的思想、政治、文化颇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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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书》、《北史》记载，绰为魏侍中则九世孙，累世二千石。父协，武功郡守，从兄让为汾州刺史。其弟春、其从兄亮、湛皆通显当世，名著西土。其子威仕历周、隋两朝，“尊重当时，朝臣莫与为比”。可见，苏绰乃关中极有影响的世族大家。“初为宇文泰行台郎中，寻除著作佐郎。后又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31)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封美阳县伯。十一年，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绰性俭素，不事产业，家无余财。平生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为己任。“博求贤俊，共弘政道，凡所荐达，皆至大官”。“绰常谓为国之道，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每与公卿议论，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思劳倦，遂成气疾”。(32)大统十二年卒于官，时年四十九。绰死后，“周文（宇文泰）痛惜之，哀动左右”。及绰归葬武功，宇文泰与群臣步送出同州郭外，宇文泰亲于车后酹酒而言曰：“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吾去，奈何！”因高声恸哭，酒杯坠于手。其与宇文泰及西魏政权的关系，可见于此。周明帝二年（558），以绰配文帝庙廷。隋开皇初追封邳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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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所处的时代，正是继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对儒学认同的时代。这一趋向至北魏末期并未因政权内部的分裂而减缓。梁中大通三年（531），对于北魏来说正是其政权内讧最严重的时期，两年内换了四个皇帝并五次改元，足见其政治的混乱。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崇儒兴学的呼声仍很高。当时即有侍中羊深请修国学。他上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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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崇礼建学，列代之所修；尊经重道，百王所不易。……且魏武在戎，尚修学校；宣尼确论，造次必儒。臣愚以为宜重修国学，广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闻，释奠之礼不阙。并诏天下郡国，兴立儒教，考课之程，咸依旧典。苟经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进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鸿生，以光顾问；絷维奇异，共精得失。使区寰之内，竞务仁义之风；荒散之余，渐知礼乐之用，岂不美哉！……魏主善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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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深上疏得到魏主的赞许，然而政权内部的斗争却如火如荼，梁大同元年（535）北魏终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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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以后，上述汉化的趋势并未停止。掌握西魏实权的宰相宇文泰，明达政治，崇儒好古。时军国草创，政刑弛纵，坟典散逸。西魏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使政治走上正轨。西魏文帝大统元年（535），宇文泰即起用苏绰为行台郎中，“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以适应西魏初建的需要。大统五年又有儒臣秘书监寇儁，“选置令史，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大统十年，北魏调整权衡制度，宇文泰又用苏绰损益三十六条之制，总为五卷，在全国颁行。为加强国力，宇文泰广招贤才牧守令长，皆按苏绰所损益的三十六条之制执行，“数年之间，百姓便之”。于此同时，为革除官繁之弊，泰又命苏绰与当时大儒卢辩，依《周礼》改创其事。依《周官》建制，“设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未几而绰卒，后由卢辩成之，并于西魏恭帝时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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