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1571
1702041572
教育者自身先受教育,这是敦厚道德、移风易俗的必要前提。苏绰认为,要使国家走上正轨,“诸牧守令长,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所谓“洗心”,如前所述,即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地排除“邪僻之虑”。所谓“革意”,是指改变观念,不能因循旧轨,便从权宜,无所作为。因为西魏立国之后,大难未弭,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凡百草创,率多权宜。致使礼让不兴,风俗未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地因循权宜,就只能是“唯兵革是闻”,“唯刑罚是用”,社会就不能得到更好的治理。用惯了“兵革”、“刑罚”,牧守令长等高官显贵便会头脑简单,只知对百姓实行“专政”,而不知以德柔化,使人心归从。此即孔子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1702041573
1702041574
苏绰十分重视教化作用,在《六条诏书》中,他把“修心”放在首位,居于第二位的便是“敦教化”。他说:
1702041575
1702041576
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自古安危兴亡,无不皆由所化也。(37)
1702041577
1702041578
重“教化”是儒家的传统。它不仅表现了儒家的入世观念、人文精神,而且表现了儒家思想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政治一直是靠儒家的名教来维系的,因此苏绰也强调“安危兴亡,皆由所化”。那么,何谓“教”?何谓“化”?苏绰作了自己的解释:
1702041579
1702041580
夫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化也。(38)
1702041581
1702041582
把“教”与“化”分而析之,这是对儒学的发展。“化”的观念虽来源于《易》,但这里显然是吸收了道家的说法。特别是“朴素”、“不知其所以然”都是道家常用的概念。但苏绰却赋以儒家的内容,如“使百姓亹亹,日迁于善”,而非道家“使百姓闷闷而混其心”。这里的“化”,是潜移默化。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在于此。何谓“教”?苏绰作了传统的解释:
1702041583
1702041584
教之以孝悌,使人慈爱;教之以仁顺,使人和睦;教之以礼义,使人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此之谓教也。(39)
1702041585
1702041586
儒家强调王道政治,其内容之一便是“教”,这是与霸道政治的重要区别。孔子把“屏四恶”作为从政的条件。其中“不教而杀谓之虐”,为“四恶”之首,就是强调教育的重要。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儒家把“教”提到政治成败、国家兴亡的高度上,并且把“不教”作为暴政与殃民的根源,正是看到国家政治的好坏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即孟子所谓“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苏绰所以把“敦教化”放在《六条诏书》的第二条,亦是其推行王道政治的需要。这完全是儒家的一贯传统。
1702041587
1702041588
(三)衣食足则知礼让
1702041589
1702041590
苏绰认为,要推行儒家的仁义教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便是衣食充足,此即孔子“先富后教”之义。苏绰说:
1702041591
1702041592
人生天地之间,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人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是以古之圣王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40)
1702041593
1702041594
由此可见,苏绰并不是一位空头政治家或道德说教者,他力图把道德教化放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认为没有经济发展,而要提高人们的思想、品德,这就如同企图让球滚到坡上去一样,“势不可得也”。这即是说,人们思想、品德的提高,并不依统治者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它并不是建立在空话连篇的政治宣传上,而是建立在生产发展与衣食财富的充足上。
1702041595
1702041596
衣食怎样才能充足?苏绰认为,“夫衣食所以足者,由于地利尽。地利所以尽者,由于劝课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长而已”。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维持人们生存的生活物质资料主要来自农、桑。“麦秋在野,蚕停于室”,“男耕女织,不夺其时”,这便是对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苏绰所以强调地利尽在于“劝课有方”,主要指不夺农时,这就与牧、守、令、长等各级官吏有密切关系。即“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长而已”。按着这一逻辑发展下来,苏绰又提出“擢贤良”的问题。
1702041597
1702041598
(四)选举之本,不限资阴,唯在得人
1702041599
1702041600
举贤任能,为政在人,这是儒家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又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庸》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提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十六字方针,由此奠定了儒学政治思想的基础。苏绰所以把“擢贤良”作为《六条诏书》中的一条,也是看到社会政治的好坏,与执政者有密切关系。特别是魏晋以来,按“九品中正制”擢拔官吏,致使上层政治,门户森严,不以才能志行进选,而以门第高低为限,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政治垄断局面。苏绰虽出身世族,但其主张,显然不满意政治垄断。他说:
1702041601
1702041602
自昔以来,州郡大夫,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废性行之浇伪。若门资之中而得贤良,是则策骐骥,而取千里也;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是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41)
1702041603
1702041604
这里,苏绰提出“门资”与“材艺”两个问题。“门资”是相对于上层官吏的擢拔而言。苏绰认为,“门资”只能说明被擢拔者的家庭资望及先世爵禄,却不能说明被选用的人有才能。出身高门者,有贤良,但也有不肖,甚至有弱智低能者。因此选拔官吏,不能以“门资”为标准。若凭借“门资”,可能选出千里马似的人才;但也可能选出白痴与智商低下者。这种人,身居要职,或揆部掌府,或出将入相,但只是一个招牌,实则与“土牛木马”无异。土牛木马者“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总之,苏绰反对唯以“门第”授官而重“贤良”。他说:
1702041605
1702041606
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阴,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则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见矣。(42)
1702041607
1702041608
除“门资”之外,还有“材艺”,这是相对于下层官吏的擢拔而言。苏绰认为,对下层官吏的擢拔,不应以文章(“刀笔”)材艺为标准。因为文章材艺与品德(“志行”)并非完全一致。有的人能写一手好文章,或有某种材艺,但品行可能很差,甚至可能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流氓。这种人,不过是“饰画朽木”,有如在一块腐烂的木头上涂上油彩,画上花卉,表面很漂亮,却不能“充榱椽之用”。因此苏绰也反对唯以“材艺”授官而主张重“志行”。他说:
1702041609
1702041610
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必以材而为理也;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将因其官而乱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将求材艺,必先择志行,善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则去之。(43)
1702041611
1702041612
由此可知,苏绰在举贤择官问题上,完全是按着儒家的传统思想进行思考的。同时也是针对魏晋以降“九品官人法”及曹操“举才不拘品行”所带来的弊病而发的。
1702041613
1702041614
此外,对官吏的选拔和任用,苏绰还提出“任之以事业,责之以成务”、“去虚取实”的考绩办法。批评了“邦国无贤、莫之所举”的妒贤嫉能思想。认为,“万家之都而云无士”,这只是对人才“求之不勤,择之不审,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材”造成的。只要在上位者“求而审之”,贤良之才不难找到。他说:
1702041615
1702041616
彼贤士之未用也,混于凡品,竟何以异?要任之以事业,责之以成务,方与彼庸流较然不同。……若必待太公而后用,是千载无太公;必待夷吾而后任,是百世无夷吾。所以然者,士必从微而至著,功必积小以至大,岂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达也?若识此理,则贤可求,士可择。(44)
1702041617
1702041618
苏绰主张在使用中考察人才,而不要坐等贤才自然出现。他举历史上的大才吕望、百里奚、宁生、管夷吾为例,说明人才之得,“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甚至“起于居家,至于乡党,访其所以,观其所由”。这样,“贤与不肖别矣”。对于裁冗省官,苏绰亦有见地。他主张因事立官,而反对因人设庙。认为“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如果官员人数太多,则必人浮于事,混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因此,政事清浊与否,主要“在于官之烦省”。苏绰的这些思想,均有合理因素,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1702041619
1702041620
(五)明慎庶狱,赏罚得中
[
上一页 ]
[ :1.70204157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