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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认为，一个社会能否健全运行，君主所推行的政治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除上述诸项措施外，“明慎庶狱，赏罚得中”是为政清浊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有善恶之分，因此，“赏罚得中”就能起到“止恶劝善”的作用。反之，“则人无所措手足”，从而产生“怨叛之心”。而社会上赏罚最明显莫过狱讼。冤枉善人，姑息或纵容恶人，都是不得人心的。因此察狱之官就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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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把统治者对狱讼的处理分为三等。最好的一条是，对狱讼能够调查研究并重证据，即“参之以证验，妙睹情状，穷鉴伏隐”，以便“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然后“随事加刑，轻重皆当”，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礼律”，这样便可使狱讼“无不曲尽人心，而远明大教，使获罪者如归”，“此则善之上者也”。苏绰最反对滥用刑罚，谬害无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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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残暴，同人木石，专用捶楚。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有如此者，斯则下矣，非共理所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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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绰看来，要想使狱讼平正，必须深思远虑，“念存德教”，以仁爱为本。他引先王之制曰：“与杀无辜，宁赦有罪；与其害善，宁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也。”这一思想正是儒家仁政学说在狱讼问题上的体现，也是王道政治与残暴政治的根本区别之一。苏绰认为，有些从政者，缺乏人性之爱，他们做起事来，宁酷勿宽，宁左勿右，致使善人受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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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从政者则不然，深文巧劾，宁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于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杀人也，但云为吏宁酷，可免后患。此则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奸人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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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酷吏所以凶残，并非嗜杀成性，而是在他们的思想中总是错误地认为，做官必须残酷，才能免除后患，因此宁可错杀好人，也不能让坏人漏网。苏绰认为，这种宁酷勿宽的作法，完全是个人的主观随意性，根本不考虑社会公理，违背大众的意愿。这些酷吏，都是些残忍奸邪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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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刑狱为什么要如此戒慎？一方面从“止恶劝善”的功能论出发，论证刑罚不中必然引起人们的“怨叛”；同时，他又从儒家的人性论出发，论证刑罚不中有违人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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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者，天地之贵物，一死不可复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诬，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将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来，设五听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狱之典，此皆爱人甚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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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听三宥”，出自《周礼》。“五听”，谓以五声听狱讼，即：“辞听”，听其言；“色听”，观其色；“气听”，观其气；“耳听”，观其所聆；“目听”，观其眸子视。“三宥”，谓可宽恕之事有三：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另一解谓宽恕之至三次。苏绰引征古礼，说明谨刑慎罚乃在于对人的生命的重视。他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死不可复生，如果错杀了无辜，将是无可挽回的。这只能是“伤天心，善和气”。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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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损而欲阴阳调适，四时顺序，万物阜安，蒼生悦乐者，不可得也。故语曰，一夫吁嗟，王道为之倾覆，正谓此也。凡百宰守，可无慎乎！(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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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绰看来，“一夫吁嗟”，便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因此，错杀无辜，则有损“和气”，这就如同阴阳失调，四时失序，苍天为之伤心（“伤天心”），百姓为之悲哭，王道为之倾覆，社会求治不可得也。强烈反对错杀无辜这一思想直接来于儒家。同时也借鉴于道教（如“伤天心”一词即源于《太平经》）。如：“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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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仁守位，以财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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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六条诏书》的第六条为“均赋役”。此条与第三条“尽地利”相一致，构成苏绰的经济思想。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是重农抑商，轻赋役而均贫富。苏绰在《六条诏书》中一再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他把尽地利、衣食足、聚财货作为王道政治的基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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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明先王必以财聚人，以仁守位。国而无财，位不可守。(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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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强调的是经济对政权的基础作用。“国而无财，位不可守”，即是指出，国家如果不搞好经济，人民就会生活无着，贫困如洗，轻则远涉他乡，重则怒怨交至，起来造反，中国历史朝代屡迁，政权迭变，究其本因，即是经济匮乏造成的。此即孟子“无恒产则无恒心”之谓。但还有另一方面，儒家强调聚财有道。此即苏绰所谓“以仁守位”。亦即以仁爱之心取财，反对横征暴敛。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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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人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姦而人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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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财于民“斟酌贫富”，这样才能“政和而人悦”。而奸吏之徒，往往“检理无方”，横夺暴取，“捶扑交至”，使人民怨声载道，这便不是“以仁守位”，而是以暴力维持政权。此即儒家的仁政与暴政之别。在苏绰看来，“用怀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那么，如何“以仁守位”？如何“存恤人之心”？苏绰认为，莫过均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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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三五以来，皆有征税之法。虽轻重不同，而济用一也。今寇逆未平，军国费广，虽未遑减省，以恤人瘼，然亦令平均，使下无怨。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徵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故圣人曰：“盖均无贫。”(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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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平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大特征，儒、释、道三家均讲均平。历代的农民起义也常以均平为号召。但几千年来，“均平”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在中国历史上，此一理想还从未实现过。其所以不能实现，即在于平均主义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尤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尽管如此，对这一传统思想也不能全盘否定。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抑制豪强、奸巧的作用。苏绰的平均主义思想即是在这一意义上被强调的。他对平均的解释亦有异于传统的说法，即强调在税收方面不能“舍豪强”、“纵奸巧”，而并非指分配上的平均，也不是指税收数量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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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苏绰儒学思想的评价及其在儒学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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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的儒学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因此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这主要是他的王道仁政学说和人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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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王道仁政学说的基本内容，即上文所阐述的“以仁守位”思想。这其中包括忠、孝、仁、爱、礼、义、敬、让、和、顺、廉、平、约、俭等一系列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和仁政思想。他在谈到道德修养时，提出了八条原则，作为人君推行仁政的思想理论基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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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为人君者……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训其人。是以其人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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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八条，除“无倦”外，皆为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条目。苏绰认为，人君只有认真躬行这些道德规范，仁政才能自然兴行。人君自身的道德修养好了，才能做百姓的表率，然后“教之以孝悌，使人慈爱；教之以仁顺，使人和睦；教之以礼义，使人敬让”。在苏绰看来，慈爱、和睦、敬让这三者所起的作用，是使社会中的人群“不遗其亲”，“无怨于人”，“不竞于物”，这是王道政治的基本目标，这三者做到了，“则王道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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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苏绰的理想政治蓝图，以其《六条诏书》的内容为基础，强调“德治”，主张谨刑慎罚，反对滥杀无辜；强调“教化”，主张以道德仁义移风易俗，反对“不教而用”、“不教而杀”；强调“以仁守位”，主张“和气”、“爱人”，反对“为吏宁酷”的残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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