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1621
1702041622
苏绰认为,一个社会能否健全运行,君主所推行的政治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除上述诸项措施外,“明慎庶狱,赏罚得中”是为政清浊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有善恶之分,因此,“赏罚得中”就能起到“止恶劝善”的作用。反之,“则人无所措手足”,从而产生“怨叛之心”。而社会上赏罚最明显莫过狱讼。冤枉善人,姑息或纵容恶人,都是不得人心的。因此察狱之官就很重要。
1702041623
1702041624
苏绰把统治者对狱讼的处理分为三等。最好的一条是,对狱讼能够调查研究并重证据,即“参之以证验,妙睹情状,穷鉴伏隐”,以便“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然后“随事加刑,轻重皆当”,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礼律”,这样便可使狱讼“无不曲尽人心,而远明大教,使获罪者如归”,“此则善之上者也”。苏绰最反对滥用刑罚,谬害无辜。他说:
1702041625
1702041626
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残暴,同人木石,专用捶楚。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有如此者,斯则下矣,非共理所寄。(45)
1702041627
1702041628
在苏绰看来,要想使狱讼平正,必须深思远虑,“念存德教”,以仁爱为本。他引先王之制曰:“与杀无辜,宁赦有罪;与其害善,宁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也。”这一思想正是儒家仁政学说在狱讼问题上的体现,也是王道政治与残暴政治的根本区别之一。苏绰认为,有些从政者,缺乏人性之爱,他们做起事来,宁酷勿宽,宁左勿右,致使善人受害。他说:
1702041629
1702041630
今之从政者则不然,深文巧劾,宁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于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杀人也,但云为吏宁酷,可免后患。此则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奸人也。(46)
1702041631
1702041632
这是说,酷吏所以凶残,并非嗜杀成性,而是在他们的思想中总是错误地认为,做官必须残酷,才能免除后患,因此宁可错杀好人,也不能让坏人漏网。苏绰认为,这种宁酷勿宽的作法,完全是个人的主观随意性,根本不考虑社会公理,违背大众的意愿。这些酷吏,都是些残忍奸邪之徒。
1702041633
1702041634
对于刑狱为什么要如此戒慎?一方面从“止恶劝善”的功能论出发,论证刑罚不中必然引起人们的“怨叛”;同时,他又从儒家的人性论出发,论证刑罚不中有违人道。他说:
1702041635
1702041636
夫人者,天地之贵物,一死不可复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诬,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将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来,设五听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狱之典,此皆爱人甚也。(47)
1702041637
1702041638
“五听三宥”,出自《周礼》。“五听”,谓以五声听狱讼,即:“辞听”,听其言;“色听”,观其色;“气听”,观其气;“耳听”,观其所聆;“目听”,观其眸子视。“三宥”,谓可宽恕之事有三: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另一解谓宽恕之至三次。苏绰引征古礼,说明谨刑慎罚乃在于对人的生命的重视。他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死不可复生,如果错杀了无辜,将是无可挽回的。这只能是“伤天心,善和气”。他认为:
1702041639
1702041640
和气损而欲阴阳调适,四时顺序,万物阜安,蒼生悦乐者,不可得也。故语曰,一夫吁嗟,王道为之倾覆,正谓此也。凡百宰守,可无慎乎!(48)
1702041641
1702041642
在苏绰看来,“一夫吁嗟”,便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因此,错杀无辜,则有损“和气”,这就如同阴阳失调,四时失序,苍天为之伤心(“伤天心”),百姓为之悲哭,王道为之倾覆,社会求治不可得也。强烈反对错杀无辜这一思想直接来于儒家。同时也借鉴于道教(如“伤天心”一词即源于《太平经》)。如:“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49)
1702041643
1702041644
(六)以仁守位,以财聚人
1702041645
1702041646
苏绰《六条诏书》的第六条为“均赋役”。此条与第三条“尽地利”相一致,构成苏绰的经济思想。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是重农抑商,轻赋役而均贫富。苏绰在《六条诏书》中一再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他把尽地利、衣食足、聚财货作为王道政治的基础。他说:
1702041647
1702041648
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明先王必以财聚人,以仁守位。国而无财,位不可守。(50)
1702041649
1702041650
这里强调的是经济对政权的基础作用。“国而无财,位不可守”,即是指出,国家如果不搞好经济,人民就会生活无着,贫困如洗,轻则远涉他乡,重则怒怨交至,起来造反,中国历史朝代屡迁,政权迭变,究其本因,即是经济匮乏造成的。此即孟子“无恒产则无恒心”之谓。但还有另一方面,儒家强调聚财有道。此即苏绰所谓“以仁守位”。亦即以仁爱之心取财,反对横征暴敛。他说:
1702041651
1702041652
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人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姦而人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51)
1702041653
1702041654
取财于民“斟酌贫富”,这样才能“政和而人悦”。而奸吏之徒,往往“检理无方”,横夺暴取,“捶扑交至”,使人民怨声载道,这便不是“以仁守位”,而是以暴力维持政权。此即儒家的仁政与暴政之别。在苏绰看来,“用怀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那么,如何“以仁守位”?如何“存恤人之心”?苏绰认为,莫过均平。他说:
1702041655
1702041656
是故三五以来,皆有征税之法。虽轻重不同,而济用一也。今寇逆未平,军国费广,虽未遑减省,以恤人瘼,然亦令平均,使下无怨。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徵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故圣人曰:“盖均无贫。”(52)
1702041657
1702041658
均平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大特征,儒、释、道三家均讲均平。历代的农民起义也常以均平为号召。但几千年来,“均平”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在中国历史上,此一理想还从未实现过。其所以不能实现,即在于平均主义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尤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尽管如此,对这一传统思想也不能全盘否定。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抑制豪强、奸巧的作用。苏绰的平均主义思想即是在这一意义上被强调的。他对平均的解释亦有异于传统的说法,即强调在税收方面不能“舍豪强”、“纵奸巧”,而并非指分配上的平均,也不是指税收数量的平均。
1702041659
1702041660
三、对苏绰儒学思想的评价及其在儒学史中的地位
1702041661
1702041662
苏绰的儒学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因此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这主要是他的王道仁政学说和人性理论。
1702041663
1702041664
其王道仁政学说的基本内容,即上文所阐述的“以仁守位”思想。这其中包括忠、孝、仁、爱、礼、义、敬、让、和、顺、廉、平、约、俭等一系列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和仁政思想。他在谈到道德修养时,提出了八条原则,作为人君推行仁政的思想理论基础,他说:
1702041665
1702041666
故为人君者……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训其人。是以其人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53)
1702041667
1702041668
以上八条,除“无倦”外,皆为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条目。苏绰认为,人君只有认真躬行这些道德规范,仁政才能自然兴行。人君自身的道德修养好了,才能做百姓的表率,然后“教之以孝悌,使人慈爱;教之以仁顺,使人和睦;教之以礼义,使人敬让”。在苏绰看来,慈爱、和睦、敬让这三者所起的作用,是使社会中的人群“不遗其亲”,“无怨于人”,“不竞于物”,这是王道政治的基本目标,这三者做到了,“则王道成矣”。
1702041669
1702041670
总之,苏绰的理想政治蓝图,以其《六条诏书》的内容为基础,强调“德治”,主张谨刑慎罚,反对滥杀无辜;强调“教化”,主张以道德仁义移风易俗,反对“不教而用”、“不教而杀”;强调“以仁守位”,主张“和气”、“爱人”,反对“为吏宁酷”的残暴政治。
[
上一页 ]
[ :1.70204162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