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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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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无常守，随化而迁”是苏绰人性论的重要命题，也是对儒家人性学说的重要发展。在苏绰以前的儒家人性理论中，很少有人明确提出人性可变的命题，其原因之一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比较起来，缺乏辩证思维。在儒家典籍中，只有《周易》含有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其“日新”、“变通”、“物极必反”等思想构成《周易》的重要内容。但《周易》并未把辩证法思想运用到人性理论上来。《墨子》有《所染》篇，《吕氏春秋》有《当染》篇，其中都引征墨子的话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这一思想肯定了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已接近了人性可变的后天形成论。但也未提出“人性可变”的命题。道家虽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由于过多地强调自然无为，故对人性理论建树不多。在隋唐以前的中国人性论史上，只有玄学家郭象提出过人性可变的命题。他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也。”(59)苏绰继墨家的“当染”说与郭象的“人性有变”说之后，明确提出“性无常守，随化而迁”的重要命题，这在儒家的人性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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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既然“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善恶可以随环境、条件和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改变，那么如何防止人性向坏的和恶的方向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质直与淳和而“日趋于善”呢？苏绰认为，一方面要进行教化；另一方面则在于个人的修养，即通过“洗心革意”的功夫而达到“心和志静”的境界。亦即“理人之要，在于清心”，“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就像一盆清水或一块洁白无瑕的美玉，（“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这样便可“邪僻之虑无作”，使所思所念皆得至公之理。这一修养方法，成为唐代李翱“复性说”的前躯。李翱在其《复性书》中所提出的“不思不虑”、“不动心”的修养及其所使用的“理心”等概念，虽多来自佛教的影响，但与苏绰亦有一定的关系。尤其他的“水之性清澈，其浑之者沙泥也。方其浑也，性岂遂无有耶？久而不动，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鉴于天地，非自外来也。……”(60)云云，可为苏绰“心如清水”的最好注脚。李翱的复性说也恰恰是建立在“性善情恶”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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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翱的复性说吸收了佛教的理论，而从苏绰的“清心”、“洗心”、“理心”、“修心”及其“清静”、“清和”、“端静”等思想中也可窥见其与佛教关系的信息，只是材料所限，不可详见而已。据《周书》和《北史》本传载，“绰又著有《佛性论》、《七经论》并行于世”。可知其对佛性问题亦有相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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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刘昼及其《刘子》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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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昼（516—567）字孔昭，渤海阜城（今河北景县）人，北齐时期学者、思想家。其生平事迹不详。虽《北齐书》及《北史》皆有其传，但记述简略，且多有贬鄙之辞。对于其著作，更无详细记载，故造成《刘子》一书，犹孤子弱丧而不知归者。甚至直到今天，关于《刘子》一书的作者，尚在争论当中，并无统一认识。因此，要全面了解刘昼思想，必先确定《刘子》一书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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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子》一书的时代及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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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子》一书的作者及时代，自唐宋以来便有不同看法，至今未成定案。究其原委，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书的作者究竟是刘昼还是刘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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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附录中有“《刘子》十卷，亡”。未记《刘子》作者是谁。但至《旧唐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同样著录有“《刘子》十卷”，并增加了作者“刘勰撰”。这就是说，《隋志》著录“《刘子》十卷”为亡书且无作者，而《旧唐志》著录“《刘子》十卷”为“刘勰撰”。这是造成后来《刘子》书作者混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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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代史志对《刘子》一书的著录情况看，自《旧唐志》著录为刘勰撰以后，《新唐书·艺文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诸子类等，均著录为刘勰撰。《新唐志》成书于北宋中后期，而郑樵《通志艺文略》成书于南宋初，二者年代相近。故郑樵可能受《新唐书·艺文志》的影响，其《通志艺文略》著录《刘子》为刘勰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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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郑樵同时代的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卷十二杂家类著录《刘子》二卷，并言“齐刘昼孔昭撰，为唐袁孝政注。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辞多俗薄。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晁氏《郡斋读书志》未照抄新、旧《唐志》“《刘子》为刘勰撰”的结论，在于发现了《刘子》的唐袁孝政注本。因此，南宋以后，直至明、清两朝的一些著名版本目录及训诂考据学家，如陈振孙、黄震、王应麟、孙星衍、严可均等，均对《刘子》的作者进行了考辨。考辨的结果，虽仍不能最后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大部分人倾向于《刘子》一书为北齐刘昼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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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至近世，又有王重民、杨明照、余嘉锡、程天祜、傅亚庶等人，在前人发现、研究的基础上做了新的考证。(61)其中，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中，对《刘子》一书作者的考辨最为精审，也最具代表性。他们都认为《刘子》的作者为北齐刘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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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上述诸贤对《刘子》作者的考辨所使用的方法有二项：一为排除法，一为还原法。所谓排除法，是对历史上认为《刘子》一书的作者的多种说法一一给以排除。据傅亚庶《刘子作者辨证》一文，对《刘子》的作者归纳为七种：① 刘歆撰、② 刘孝标撰、③ 后人伪撰、④ 贞观以后人撰、⑤ 袁孝政伪撰并自注、⑥ 刘勰撰、⑦ 刘昼撰。(62)对这七种说法，从清代纪昀，到近人杨明照、余嘉锡、王叔岷等人，均作了不同程度的考辨和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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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刘子》为刘歆所撰说，与《刘子·激通》篇称“班超愤而习武，卒建西域之绩”相违，因为刘歆死时，班超还未出生。仅此一条，《刘子》为刘歆所撰说，便可不攻自破。此后，杨明照、王叔岷又列举大量例证，否定了《刘子》作者为刘歆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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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提要》认为，《刘子》为刘孝标所撰，亦无根据，《南史》、《梁书》俱无明文。杨明照更以刘孝标《辨命论》与《刘子·命相》、刘孝标《广绝交论》与《刘子·托附》相比较，二者大相径庭，有霄垠之别。因此亦排除了《刘子》为刘孝标所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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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刘子》为“袁孝政伪撰并自注”说，最早是由宋代黄震在其《黄氏日钞》卷五十五《读刘子》一文中提出的。后又有清丁日昌、邵懿辰及《四库简明目录》、《四库提要》等续其说，但皆无具体考辨，只是一种推测而已。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及杨明照《刘子理惑》举三十余例，以证“袁孝政伪撰并自注”说为谬。如《刘子·观量》篇“文公种米，曾子植羊”袁注云：“晋文学外国种米，曾参学外国人剉羊皮，用土种之，虽不生，言其志大。”余嘉锡认为，这是袁注杜撰的故事，“其余大抵穿凿附会，诬妄之处，举之不胜其举，殆是粗识之无、不通文义者之所为，此岂能作此书者乎？”(63)这样，亦排除了《刘子》为袁孝政伪撰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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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刘子》为后人伪撰说、贞观以后人撰说，此两说也仅为推测，未提出任何证据。《刘子》一书，《隋志》作为亡书著录，因此不能称其无著录。且按杨明照、余嘉锡所考，《北堂书钞》、《帝范》、湛然之《辅行记》、武后之《臣轨》等书，皆对《刘子》一书有所征引。其中，《北堂书钞》成于隋季，是先于贞观修史之年。敦煌写本，远在唐前，均早于袁氏加注之日。由此可见，“是书之原出六朝，信有徵也”，“是书之不容矫托，断可识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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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刘子》的作者，除上述傅亚庶归纳的七种外，还有一种。此种亦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清吴骞《尖阳丛笔》卷九云：“芚兮大令有抄本《刘处玄集》，纸墨甚旧，细视其书，即世所传之《刘子》五十五篇，不知何写作《刘处玄集》。按《道藏》目录有《仙乐集》五卷，乃刘处玄造，皆诗词歌颂耳，意者后人又以伪刘昼书托之处玄乎？大令谓刘昼书乃实处玄作，未知然否。”(65)余嘉锡考辨：“刘处玄为金末王嚞弟子，见《元史·释老传》，若《新论》果为处玄所作，何以宋人先为刻版，又有唐人为之作注，其言可发一噱。芚兮为海宁周春字，不识何以发此谬论。”(66)此条亦可看做是对《刘子》为刘处玄所撰之说的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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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家对《刘子》作者的六项排除，皆有实据，难于否定。最后只余《刘子》一书究竟是刘昼所著还是刘勰所撰，至今仍有争论。因为前六者，虽有不同看法，皆为猜测之辞，且不合逻辑，如上述实为《刘子》五十五篇之文，却冠以《刘处玄集》之名，即是逻辑悖谬之例，确实“可发一噱”。但“刘勰撰”则不同，因为新、旧《唐志》及宋明以来的一些私家刻本和藏书，皆有标名“刘勰撰”者，因此，只有明其原委，探其缘由，内证与外证统一，历史与逻辑相侔，方可断定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学术公案。前贤对此已有许多论证和发明，可概括为“还原法”。还《刘子》一书作者的本来面貌，按还原法，盖有两个方面的“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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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称“历史的还原”。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首引袁孝政《刘子注》序文：“昼伤己不迂，天下凌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旧人莫知，谓为刘勰、刘歆、刘孝标作。”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材料。因为袁氏为《刘子》作注，必对所注对象有一番了解，这是一个起码的学术常识。今人尚且如此，何况古人乎！若对此条较原始的材料于不顾，即违背了历史。况且这条材料并非孤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检得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九《诗话续集》引唐张鷟《朝野僉载》云：“《刘子》书咸以为刘勰所撰，乃渤海刘昼所制。昼无位，博学有才，窃取其名，人莫知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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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检得的这条材料，十分宝贵。短短三十余字，却向世人昭示了《刘子》一书作者的真相。这条材料在肯定该书为“渤海刘昼所制”的同时，也揭示了“咸以为刘勰撰”的原因，乃是“昼有才无位，积为时人所轻，故发愤著此，窃用刘彦和之名以行其书，且以避当时之忌讳也。人既莫知，故两《唐志》及诸传本皆题刘勰矣”。(68)据余嘉锡考辨，《朝野僉载》为唐张鷟所著（《旧唐书·张荐传》称鷟“聪警绝伦，书无不览”，“下笔敏速，著述尤多”，“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博学有才，且去北齐不远，其言必有所本，自足聚信。(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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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袁孝政《刘子注》序和张鷟《朝野僉载》所记这两条材料，都还原了《刘子》一书作者的真实情况，他们都揭示了《刘子》一书的真正作者是刘昼而非刘勰。袁孝政的生平史籍失载，但从张鷟的生平及对《刘子》一书作者的关注看，袁氏其人距北齐不会太远，甚至可能略早于张鷟。二人生活的时代盖与《隋书·经籍志》的成书年代相仿，或略晚于《隋书·经籍志》的成书年代。他们的说法当是针对《隋书·经籍志》断《刘子》为亡书及当时《刘子》传本题名刘勰撰这两项内容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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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鷟《野野僉载》的这条记载，可以说还了《刘子》作者的历史真相，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洞察历史。“晁公武未见《僉载》原书，陈振孙亦仅见节略之本，……至明其书遂亡，……为自来考据家所未见，且即令见之，又孰知小说、诗话中有此一事哉”。(70)可见考据之艰辛。连晁、陈这样的版本考据大家都有所疏忽或不见，更何况不及晁、陈者乎！故新旧《唐志》沿袭题名刘勰的传本，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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