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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齐书》刘昼本传，昼于“天统中，卒于家，年五十二”。天统为北齐后主高纬年号，共五年。因此，“天统中”，即天统三年（567）前后。由此可知，刘昼卒年当在公元567年前后（最大误差不会多于一年）。由此上推五十二年，可知其生年当约为北魏熙平元年（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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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少孤贫，爱学，负笈从师，服膺无倦。据《北齐书》、《北史》两书《儒林传》刘昼本传载，昼从同乡儒者李铉（字宝鼎）受《三礼》，又从河间儒者马敬德习《服氏春秋》，俱通大义。（其师承关系，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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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昼经学（儒学）师承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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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刘昼师承李宝鼎、马敬德。而李宝鼎、马敬德与北齐另一大儒熊安生，又都曾受业于北朝大儒徐遵明。李铉居徐遵明门下五年，常称高第，主要受徐遵明《三礼》，后除太学博士，寻正国子博士，曾与邢劭、魏收等参议朝廷礼律，并教授太子高殷，撰定《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三传同异》、《周易义例》等合三十余卷，成为北齐重要经传大儒。刘昼的另外一位老师河间马敬德，其经历与李铉接近。师事徐遵明受《诗》、《礼》、《春秋》等。后投身政治，先擢国子助教，迁太学博士，又除国子博士，入为后主高纬侍讲，遂以师傅之恩，拜国子祭酒，加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显赫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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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昼的师承关系及其早年所受的教育，可知其儒学根基并非浅薄。他在青年时期便师从李铉、马敬德习《三礼》、《服氏春秋》等儒家经典，奠定了儒学基础。此后又展转入都，四处求学，尝在邺令宋世良家教授子弟。宋家有书五千卷，昼“恣意披览，昼夜不息”。昼尝求秀才，十年不得。及得，但考策又不第，乃恨不学嘱文。于是缉缀辞藻，言甚古拙，制《六合赋》一首，自谓绝伦，并叹曰：“我读儒书二十余年，而答策不第，始学作文，便得如是。”但其学文的成绩并不大，当他把自谓绝伦的《六合赋》呈当时大才魏收、邢子才评阅时，得到的却是嗤笑和挖苦。收谓人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见其赋，又愚于名。”(75)邢子才曰：“君此赋，正似疥骆驼，伏而无妩媚。”(76)可能受到这样的刺激，昼“发愤撰《高才不遇传》”，以泄胸臆。孝昭继位，好受直言，昼乃步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故不见收采。于是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以指机政之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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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刘昼一生及其学术活动，大约在四十岁以前，以研习儒家经传为主（“读儒书二十余年”）；四十岁以后，为求取功名，求秀才不得，得而考策又不第；建言上书，言虽直切但因多非世要又不采。故发愤著书，成为其学术活动的惟一指向。故其学术撰著活动，当集中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其主要学术倾向亦在儒家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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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刘子》一书，史籍本传虽未著录，但经前贤诸子的考证，为刘昼所撰盖无大的疑问。其中，《北齐书》、《北史》关于《刘昼传》传主之所以入《儒林传》的理由，除本传所记传主刘昼的儒学师承外，其学术经历及其所隐涵的儒学特征，亦与现存《刘子》一书的基本思想倾向相符合。因此，它为考察《刘子》一书的学派归属，提供了一定的学术背景和文献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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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对《刘子》一书的评价及学派归属，自《旧唐志》著录以来，一直到清代，基本上列于杂家类。其有似于《吕览》、《淮南子》、《抱朴子外篇》之类。盖由历史上儒学正统思想的影响，使其不得预儒者之列。如晁公武轻其“辞颇俗薄”，黄震讥其文类俳，“杂取九流百家之说”，“不能自有所发明”，故“不足预诸子立言之列”。马端临《经籍考》列《刘子》为道家。《四库全书提要》称其书末篇“乃归心道教”，盖源于《刘子》一书为《道藏》所收。受此影响，近代以来亦有归《刘子》为道家类者，如余嘉锡认为，“昼好老、庄之学，故上书诋佛，此书之归心道家以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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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一书的学派归属，也有归于儒家者，郑樵《通志略》即列之儒家。明李维桢《蒋本刘子十卷刘子叙》说：“自宋诸儒以理学自命，直取濂、洛、关、闽，与邹、鲁相承；而孔孟以后千四百年，含经味道之士，诸所论著，率摈之余分闰位，不与正统，甚者比僭王受诛。《刘子》是书，何足辱宋儒唇物哉！……《刘子》咀英吐华，成一家言，其大指不谬于圣人，是所谓千里一贤犹比肩，百世而遇犹旦暮也，而必屏诸门外，无乃已甚乎？”(77)李氏此说，实有见地，《刘子》一书，“大旨不谬于圣人”。因此不必如宋儒限立门户，致使“有一言之几于道者，不得陈于前，何示人不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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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又有《孙鑛评本王道焜北齐刘子序》。王道焜在其序中对刘昼及《刘子》书在历史上的遭遇给予了同情的理解，对书的行文内容作了充分肯定：“甚矣哉！立言之难也。凭意而敷，则率易而乏典雅；借古为镜，则捃摭而鲜空灵。高其旨，多迂而无当；卑其论，恒庸而无奇。质语也，似邻于野；藻语也，屡毗于芜。约言之，每促节而寡致；长言之，患支离而无伦。求其辩不诡于理，文不揜其情，虽一家之言，而擅众之长者，无有也，惟北齐《刘子》者足称焉。……读之，其浅处令人解颐；深处令人起舞。又不沦偏驳，不坠玄虚，求之诸子中，不一二屈指者。……且子书至是日叠若积薪，能以此书居上，是在善读书者。”(78)针对《刘子》一书在历史上的遭遇，序的作者十分感叹立言之难，因此对《刘子》不能求全责备，这才是善于读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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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有严可均《铁桥漫稿》，称《刘子》言治国修身之道，有大醇无小疵，并批评晁公武对《刘子》“词颇俗薄”的评价有失公允。又有周中孚在其《郑堂读书记》中，虽列《刘子》为杂家，但在对《刘子》与《文心雕龙》比较后，亦肯定《刘子》一书的基本思想倾向，乃杂论治国修身之道，“不失为儒者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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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至近世，对《刘子》的学派归属多称道家或道教。归于此类者多引征《四库提要》“刘子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异”之说，而少论证，尤其未顾及刘昼入《北齐书》、《北史》儒林传的事实。其中，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检出《广弘明集》卷六《辨惑篇》所载刘昼诋佛之言，从而证明《刘子》一书“归心道家”。此说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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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惑篇》云：“刘昼……上书言佛法诡诳，避役者以为林薮。又诋诃谣（谣，当为淫之误）荡，有尼有优婆夷，实是僧之妻妾，损胎杀子，其状难言。今僧尼二百许万，并俗女向有四百余万，六月一损胎，如是则年族二百万户矣。验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圣人之言，道士非老庄之本，籍佛邪说，为其配坐而已。”(79)余嘉锡在引此文之后，得出结论说：“是昼之为人，诋佛而不非老庄。盖自昌黎未出以前，凡辟佛者，皆老氏之徒，即傅奕亦然，情有所偏，遂入主出奴耳。昼好老庄之学，故上书诋佛，此书之归心道家以此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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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此说，虽在证明《刘子》非刘勰撰，但其所得《刘子》书“归心道家”之结论却有待商榷。首先，仅从上述所引刘昼反佛言论看，说刘昼“诋佛而不非老庄”是事实，但按着这一逻辑，说他“诋佛而不非孔孟”也可成立。因此，从逻辑上说，“诋佛而不非老庄”，并不能推出“归心道家”的结论。正如由“诋佛而不非孔孟”，亦不能推出“归心儒家”的结论一样。第二，“盖自昌黎未出以前，凡辟佛者，皆老氏之徒”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如东晋以降的戴逵、何承天、范缜、肃摩之、郭祖深等著名的排佛人物，皆非老庄之徒。即使是傅奕，虽然曾注《老子》，但其对儒道取同尊态度，其诋佛疏亦多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为说。其临终戒子，亦以儒家六经名教为言。因此也不能说傅奕为老氏之徒。第三，刘昼诋佛，明言“佛是疫胎之鬼，全非圣人之言”。此处所谓“圣人”，应指儒家圣人。且指“道士非老庄之本，籍佛邪说，为其配坐而已”，明显在批评道教。第四，既然承认《刘子》为刘昼所撰，又说“《刘子》归心道家”，与刘昼入《儒林传》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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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条，可以说以余嘉锡为代表的“《刘子》一书归心道家或道教”说，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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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昼及其《刘子》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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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一书共十卷五十五篇，约三万余言。从其结构说，今本十卷的划分及各篇的排列顺序，基本上体现了作者的两种考虑：一是篇幅及字数的均衡，即每卷平均五篇三千余字；二是大体上按文章的内容进行了划分与编排。但从现代的学术观点看，《刘子》一书各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性情修养类、道德价值类、社会政治类、名实言辨类、际遇命时类、附俗杂感类等六大类。各类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在内容与形式上亦互有交叉，反映了作者在构造理论体系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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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子》一书的思想内容来看，五十五篇之文，大多以儒家思想为依托，杂以诸子百家之言。其对道家、法家、名家等思想均有吸收，表现了《刘子》思想的综合倾向。因此，《刘子》一书，既非“难预诸子立言之列”；又非“没有理论系统的单篇聚合”。其缺点，只是其理论深度不足而已，但不能因此排除其作为一部子书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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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生去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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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一书，很重视对养生与性情的讨论，其书中的《清神》、《防欲》、《去情》、《韬光》四篇，可构成专门讨论养生与性情关系的一组文章。他在《防欲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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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禀气，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欲也。情出于性而情违性，欲由于情而欲害情。情之伤性，欲之妨情，犹烟冰之与水火也。烟生于火而烟郁火，冰出于水而冰遏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贞则情销，情炽则性灭。是以殊莹则尘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欲不能染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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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昼的上述说法，是其性情论的总纲。其涵义有三：首先认为人之性情皆出于气禀；第二，认为“情出于性而情违性”；第三，“欲出于情而欲害情。”这三点构成刘昼性情论的基本内容。在刘昼看来，性、情、欲三者，是构成人生否泰的链条，能否处理好三者的关系，会直接影响人的贤智或庸愚，甚至关涉到人的生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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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林之性静，所以动者，风摇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浊者，土浑之也；人之性贞，所以邪者，欲眩之也。身之有欲，如树之有蝎。树抱蝎则还自凿，身抱欲则还自害。故蝎盛则树折，欲炽则身亡。(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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