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1973
1702041974
人之于事，临危制变，量有轻重，衡之平，亦犹此也。古之权者，审于轻重，必当于理而后行焉。《易》称：“巽以行权。”《论语》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权者，反于经而合于道，反于义而后有善。(131)若棠棣之华，反而更合也。(132)
1702041975
1702041976
按傅亚庶《刘子校释》，“反于经而合于道，反于义而后有善”句，疑“道”、“义”二字误倒，此句当读作“反于经而合于义，反于道而后有善”。因为经权并称，始于《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刘昼师承李宝鼎、马敬德，除受“三礼”外，亦受《春秋》经传。故刘昼“反于经合于义而后有善”，盖直接本于《春秋公羊传》亦有可能。只是刘昼在此处加上了“合于义”三字，是为了突出“义”对“权”的约束，此正与上引《广韵》“权，变也。反常合道，又宜也”相合。由此可以看出，刘昼的权变思想突出了“义”的作用，此为刘昼经权观之新义。即强调“权变”并非主观随意，而必须符合“义”的原则，方为合理。义者，宜也；宜者，合理者也。故刘昼称“古之权者，审于轻重，必当于理而后行焉”。他说：
1702041977
1702041978
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尽孝尽敬。及其溺也，则揽发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已，权之所设也。慈爱者，人之常情，然大义灭亲，灭亲益荣，由于义也。(133)
1702041979
1702041980
《说文·手部》：“捽，持头发也。”祝，指古代宗庙祭祀中所设代鬼神传言之人。这是说，按礼，子之事亲，须尽孝尽敬，不违其心，不辱其体。臣之事君，尊卑有等，不能直衍其事，直呼其名。但也有非常之时、紧急之势，如父亲溺水，情急之下，抓住父亲的头发，把他救起来；宗庙祭祀时，尸祝代鬼神传言而直称君名。此皆属“势不得已，权之所设”，“人之于事，临危制变”者也。而临危制变的条件，则须“权必合义”，此即“反于经合于义而后有善”之谓。在刘昼看来，慈爱与正义比较，“义重则亲可灭”，此谓“以义权亲”或“大义灭亲”。
1702041981
1702041982
除子事亲、臣事君有经权大义外，处理任何事务，都存在经权问题。因此，明权亦包括“顺时合宜”、“顺时制变”等涵义，刘昼在《随时章》中亦多有阐发。总之，刘昼之“明权”论，主张经与权、道与权、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对于匡矫时弊、反对经道绝对论等均有重要理论意义。
1702041983
1702041984
（六）贻爱不朽论
1702041985
1702041986
刘昼在《崇学章》中已有“因学以鉴道”、“假学以光身”之议，认为学习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明道”与“光身”即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其在《履信章》中又强调“立行”、“立信”、“立德”对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性，即“用能德光于宇宙，名流于古今，不朽者也”。
1702041987
1702041988
“名流于古今”，即“立名”者也。《北齐书》刘昼本传亦有“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之语，及《北史》本传称其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初又著《金箱璧言》等，此又为“立言”者也。《本传》又称，孝昭即位，好受直言，刘昼闻之，喜曰：“董仲舒、公孙弘可以出矣，”于是“乃步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虽未被采纳，但其入世之意，求仕之心，溢于言表，此可谓急欲“立功”者也。
1702041989
1702041990
刘昼的上述言行，在《刘子·惜时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此章可当做《刘子》一书的序言亦未尝不可。他说：
1702041991
1702041992
夫停灯于缸，先焰非后焰，而明者不能见；藏山于泽，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则时时灭，山亦时时移。夫天回日转，其谢如矢，騕褭迅足，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犹如石火，炯然以过，唯立德贻爱，为不朽也。(134)
1702041993
1702041994
“缸”，指灯座。“騕褭”，也作“要褭”，古良马名。《说文》：“炯，光也。”在刘昼看来，时间有如疾矢、有如神马、有如石火，在时间面前，人生短促，年岁不能存留，时光不能挽住，宇宙间一切事物，皆随时光流逝而消失殆尽。对此，《庄子》书论之详矣。刘昼所述亦多取自庄子，但其结论却与庄子不同。庄子认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没有限度的知识、智慧，乃至道德，其结果一定是“殆已”。而刘昼却明确提出，“人之短生，犹如石火，炯然以过”，既然如此，如何度过一生？如何才能使生命具有意义？他的回答是，“唯立德遗爱，为不朽也”，这明显是儒家对人生的态度。
1702041995
1702041996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穆叔入晋，曾与晋国执政大夫范宣子讨论“何谓不朽”的问题时，叔孙豹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三不朽”说。又《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这里所谓“爱”，即儒家的仁德。一生行仁德以遗后世，在儒家看来，这是最高的人生标准，此即“太上有立德”之谓。刘昼“立德遗爱为不朽”的论题，盖本于此。他还说：
1702041997
1702041998
昔之君子，欲行仁义于天下，则与时竞驰，不吝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阴。故大禹之趋时，冠挂而不顾；南荣之访道，踵趼而不休；仲尼棲棲，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暖。皆行其德义，拯世救溺，立功垂模，延芳百世。(135)
1702041999
1702042000
这里，刘昼列举大禹、南荣(136)、孔子、墨子四位历史人物，表其“立德”、“立功”之迹，以明垂世不朽之义。以上四人，为行仁义于天下，不惜宝璧而贵光阴，可谓“争分夺秒”。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帽子挂在树枝上，都顾不得再戴上，鞋子脱落于地，也顾不得再穿上，一心为治水忙碌。南荣为了追求真理，步陟山川，展转道路，脚后跟都磨出了重茧，也顾不上休息。孔子、墨子更是食不安饱，居不安寝，突灶不至于黑，坐席不至于温，栖栖遑遑，历行诸国，务在匡时行道。在刘昼看来，这些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的是推行德义和仁爱，以“拯世救溺，立功垂模”。这些人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功名美誉，必能流芳百世以致不朽。相比之下：
1702042001
1702042002
今人退不知臭腐荣华，划绝嗜欲，被丽弦歌，取媚泉石。进不能被策树勋，毗赞明时，空蝗梁黍，枉没岁华。生为无闻之人，殁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137)
1702042003
1702042004
在刘昼看来，人生意义在于能够为社会和人群带来德义和仁爱，像大禹、南荣、孔、墨一样，“立功垂模”、“拯世救溺”，而不能穷达失义，进退无据。而当今之世，有些人即贪恋荣华富贵，追求嗜欲享乐，沉迷于声色嗅味之间，取媚于游山玩水之乐。有些在位者，虽居官职，不但不能出谋划策，建立功勋，有助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反而“尸禄耽宠，仕不事事”，像蝗虫一样，白白地蚕食粮米，浪费年华。这些人一生默默无闻，“死惟一棺之土”。在刘昼看来，这样的人生，如同草木自生自灭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1702042005
1702042006
刘昼对生命的价值似乎颇有体悟，他对“立德”、“立功”、“立言”也倍加推崇，有时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这种功名之心，离道家精神可谓渐行渐远，但却成为他著书立说的基本动力。面对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和飘忽不定的古今人生，他甚至有一种没世无闻的悲凉之感。他说：
1702042007
1702042008
岁之秋也，凉风鸣条，清露变叶，则寒蝉抱树而长叫，吟烈悲酸，萧瑟于落日之际，何也？哀其时命，迫于严霜而寄悲于菀柳。今日向西峰，道业未就，郁声于穷岫之阴，无闻于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霑衿于将来，染意于松烟者哉！(138)
1702042009
1702042010
《集韵·迄韵》：“菀，茂也，《诗》：‘有菀者柳。’通作郁、蔚。”郁，滞也；声，名也。王叔岷曰：“‘郁声’犹滞名。”岫，山洞、岩穴。穷岫，有穷山僻埌之意，引申为贫困之地。松烟：由松材加工而成的烟灰，用来制墨，引申为文章著述。刘昼的这段文字，有如一首婉转、悲怆、凄凉的哀时叹命的挽歌：悲“人之短生，犹如石火”；叹“行仁天下”，“立德遗爱”之未就。卢文弨在其《抱经堂文集·刘子跋》中说：观刘昼此言，“此其所以著书之意也。古人留意于身后之名若此，读此能不瞿然有动乎”？
1702042011
1702042012
古人著书，以求立言，刘昼有会于此，其所谓“染意于松烟”者，即留意于立言之表述。实际上，儒家的“三不朽”，可总归于“立名”，即刘昼所谓“名流于古今”者。从汉代的司马迁、扬雄、王充，到魏晋时期的曹丕、傅玄、葛洪，再到南北朝的刘勰、萧绎等，皆以文章传世为意。如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而声名自传于后”；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无论是刘昼的“德光于宇宙，名流于古今”，还是曹丕的“寄身于翰墨而声名自传于后”，以及刘勰的“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说的都是“立名”可以不朽。
1702042013
1702042014
立名可以不朽说，直接源于儒家。从孔子开始，即强调重名。《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礼记·哀公问》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之名也。”《孝经》亦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君子事亲孝，……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儒家对于名的重视，体现其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故孔子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有“舍生以取义”，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闪烁古今的名言。此皆以“三不朽”之说建立起来的积极的人生观和生死观，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影响。
1702042015
1702042016
重名，即有重名之弊。于是道家欲匡而矫之，故老子有“名与身孰亲？”之问，庄子有“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及“无以人灭天”、“无以得殉名”、“灭文章，散五彩”、“擢乱六律，铄绝竽瑟”等高言阔论，大力鞭挞儒家以“三不朽”为核心的“成名”、“立名”之说。可见，儒道两家，对“名”的态度截然相反。道家追求的是“无名”和“常道”，其所针对的正是儒家的“可名”、“可道”、“立德”、“立功”、“立言”、“立名”所产生的种种流弊，可谓补儒家之不足。
1702042017
1702042018
刘昼上述所主张的正是儒家的思想传统，其与“崇学”、“辨乐”、“履信”、“思顺”、“慎独”、“慎言”、“知人”、“荐贤”、“贵农”、“爱民”、“适才”、“戒盈”、“明谦”、“知性”、“明权”、“惜时”等《刘子》诸篇，构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道家思想为辅助的较为松散的思想体系。梁朝萧绎在其《金楼子·立言篇》中，把当时学术分为学、笔、文三种：“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139)三者之中，笔者“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文者“惟须绮谷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贵”。(140)这是说，笔者、文者，皆不言取义，即轻视义理。而学者亦多守其章句，迟于通变，甚至不能确定礼乐之是非，辨明五经儒教的宗旨，亦缺乏义理的贯通能力。这是当时儒家学者的通病。萧绎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位儒家学者来说，“挹源知流”便已经是很可贵的了。按着萧绎对当时学者的看法，刘昼非守其章句者，亦非“尽于通变”者。这说明，在思想学术严重分化，重文、贵笔、忽学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子学的《刘子》一书的出现，“亦足可贵”矣。
1702042019
1702042020
1702042021
1702042022
[
上一页 ]
[ :1.70204197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