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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于事,临危制变,量有轻重,衡之平,亦犹此也。古之权者,审于轻重,必当于理而后行焉。《易》称:“巽以行权。”《论语》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权者,反于经而合于道,反于义而后有善。(131)若棠棣之华,反而更合也。(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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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傅亚庶《刘子校释》,“反于经而合于道,反于义而后有善”句,疑“道”、“义”二字误倒,此句当读作“反于经而合于义,反于道而后有善”。因为经权并称,始于《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刘昼师承李宝鼎、马敬德,除受“三礼”外,亦受《春秋》经传。故刘昼“反于经合于义而后有善”,盖直接本于《春秋公羊传》亦有可能。只是刘昼在此处加上了“合于义”三字,是为了突出“义”对“权”的约束,此正与上引《广韵》“权,变也。反常合道,又宜也”相合。由此可以看出,刘昼的权变思想突出了“义”的作用,此为刘昼经权观之新义。即强调“权变”并非主观随意,而必须符合“义”的原则,方为合理。义者,宜也;宜者,合理者也。故刘昼称“古之权者,审于轻重,必当于理而后行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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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尽孝尽敬。及其溺也,则揽发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已,权之所设也。慈爱者,人之常情,然大义灭亲,灭亲益荣,由于义也。(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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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手部》:“捽,持头发也。”祝,指古代宗庙祭祀中所设代鬼神传言之人。这是说,按礼,子之事亲,须尽孝尽敬,不违其心,不辱其体。臣之事君,尊卑有等,不能直衍其事,直呼其名。但也有非常之时、紧急之势,如父亲溺水,情急之下,抓住父亲的头发,把他救起来;宗庙祭祀时,尸祝代鬼神传言而直称君名。此皆属“势不得已,权之所设”,“人之于事,临危制变”者也。而临危制变的条件,则须“权必合义”,此即“反于经合于义而后有善”之谓。在刘昼看来,慈爱与正义比较,“义重则亲可灭”,此谓“以义权亲”或“大义灭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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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子事亲、臣事君有经权大义外,处理任何事务,都存在经权问题。因此,明权亦包括“顺时合宜”、“顺时制变”等涵义,刘昼在《随时章》中亦多有阐发。总之,刘昼之“明权”论,主张经与权、道与权、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对于匡矫时弊、反对经道绝对论等均有重要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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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贻爱不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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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昼在《崇学章》中已有“因学以鉴道”、“假学以光身”之议,认为学习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明道”与“光身”即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其在《履信章》中又强调“立行”、“立信”、“立德”对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性,即“用能德光于宇宙,名流于古今,不朽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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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于古今”,即“立名”者也。《北齐书》刘昼本传亦有“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之语,及《北史》本传称其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初又著《金箱璧言》等,此又为“立言”者也。《本传》又称,孝昭即位,好受直言,刘昼闻之,喜曰:“董仲舒、公孙弘可以出矣,”于是“乃步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虽未被采纳,但其入世之意,求仕之心,溢于言表,此可谓急欲“立功”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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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昼的上述言行,在《刘子·惜时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此章可当做《刘子》一书的序言亦未尝不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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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停灯于缸,先焰非后焰,而明者不能见;藏山于泽,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则时时灭,山亦时时移。夫天回日转,其谢如矢,騕褭迅足,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犹如石火,炯然以过,唯立德贻爱,为不朽也。(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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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指灯座。“騕褭”,也作“要褭”,古良马名。《说文》:“炯,光也。”在刘昼看来,时间有如疾矢、有如神马、有如石火,在时间面前,人生短促,年岁不能存留,时光不能挽住,宇宙间一切事物,皆随时光流逝而消失殆尽。对此,《庄子》书论之详矣。刘昼所述亦多取自庄子,但其结论却与庄子不同。庄子认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没有限度的知识、智慧,乃至道德,其结果一定是“殆已”。而刘昼却明确提出,“人之短生,犹如石火,炯然以过”,既然如此,如何度过一生?如何才能使生命具有意义?他的回答是,“唯立德遗爱,为不朽也”,这明显是儒家对人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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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穆叔入晋,曾与晋国执政大夫范宣子讨论“何谓不朽”的问题时,叔孙豹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三不朽”说。又《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这里所谓“爱”,即儒家的仁德。一生行仁德以遗后世,在儒家看来,这是最高的人生标准,此即“太上有立德”之谓。刘昼“立德遗爱为不朽”的论题,盖本于此。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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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之君子,欲行仁义于天下,则与时竞驰,不吝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阴。故大禹之趋时,冠挂而不顾;南荣之访道,踵趼而不休;仲尼棲棲,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暖。皆行其德义,拯世救溺,立功垂模,延芳百世。(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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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刘昼列举大禹、南荣(136)、孔子、墨子四位历史人物,表其“立德”、“立功”之迹,以明垂世不朽之义。以上四人,为行仁义于天下,不惜宝璧而贵光阴,可谓“争分夺秒”。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帽子挂在树枝上,都顾不得再戴上,鞋子脱落于地,也顾不得再穿上,一心为治水忙碌。南荣为了追求真理,步陟山川,展转道路,脚后跟都磨出了重茧,也顾不上休息。孔子、墨子更是食不安饱,居不安寝,突灶不至于黑,坐席不至于温,栖栖遑遑,历行诸国,务在匡时行道。在刘昼看来,这些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的是推行德义和仁爱,以“拯世救溺,立功垂模”。这些人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功名美誉,必能流芳百世以致不朽。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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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退不知臭腐荣华,划绝嗜欲,被丽弦歌,取媚泉石。进不能被策树勋,毗赞明时,空蝗梁黍,枉没岁华。生为无闻之人,殁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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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昼看来,人生意义在于能够为社会和人群带来德义和仁爱,像大禹、南荣、孔、墨一样,“立功垂模”、“拯世救溺”,而不能穷达失义,进退无据。而当今之世,有些人即贪恋荣华富贵,追求嗜欲享乐,沉迷于声色嗅味之间,取媚于游山玩水之乐。有些在位者,虽居官职,不但不能出谋划策,建立功勋,有助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反而“尸禄耽宠,仕不事事”,像蝗虫一样,白白地蚕食粮米,浪费年华。这些人一生默默无闻,“死惟一棺之土”。在刘昼看来,这样的人生,如同草木自生自灭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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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昼对生命的价值似乎颇有体悟,他对“立德”、“立功”、“立言”也倍加推崇,有时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这种功名之心,离道家精神可谓渐行渐远,但却成为他著书立说的基本动力。面对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和飘忽不定的古今人生,他甚至有一种没世无闻的悲凉之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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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秋也,凉风鸣条,清露变叶,则寒蝉抱树而长叫,吟烈悲酸,萧瑟于落日之际,何也?哀其时命,迫于严霜而寄悲于菀柳。今日向西峰,道业未就,郁声于穷岫之阴,无闻于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霑衿于将来,染意于松烟者哉!(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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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韵·迄韵》:“菀,茂也,《诗》:‘有菀者柳。’通作郁、蔚。”郁,滞也;声,名也。王叔岷曰:“‘郁声’犹滞名。”岫,山洞、岩穴。穷岫,有穷山僻埌之意,引申为贫困之地。松烟:由松材加工而成的烟灰,用来制墨,引申为文章著述。刘昼的这段文字,有如一首婉转、悲怆、凄凉的哀时叹命的挽歌:悲“人之短生,犹如石火”;叹“行仁天下”,“立德遗爱”之未就。卢文弨在其《抱经堂文集·刘子跋》中说:观刘昼此言,“此其所以著书之意也。古人留意于身后之名若此,读此能不瞿然有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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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著书,以求立言,刘昼有会于此,其所谓“染意于松烟”者,即留意于立言之表述。实际上,儒家的“三不朽”,可总归于“立名”,即刘昼所谓“名流于古今”者。从汉代的司马迁、扬雄、王充,到魏晋时期的曹丕、傅玄、葛洪,再到南北朝的刘勰、萧绎等,皆以文章传世为意。如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而声名自传于后”;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无论是刘昼的“德光于宇宙,名流于古今”,还是曹丕的“寄身于翰墨而声名自传于后”,以及刘勰的“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说的都是“立名”可以不朽。
1702042013
1702042014
立名可以不朽说,直接源于儒家。从孔子开始,即强调重名。《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礼记·哀公问》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之名也。”《孝经》亦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君子事亲孝,……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儒家对于名的重视,体现其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故孔子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有“舍生以取义”,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闪烁古今的名言。此皆以“三不朽”之说建立起来的积极的人生观和生死观,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影响。
1702042015
1702042016
重名,即有重名之弊。于是道家欲匡而矫之,故老子有“名与身孰亲?”之问,庄子有“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及“无以人灭天”、“无以得殉名”、“灭文章,散五彩”、“擢乱六律,铄绝竽瑟”等高言阔论,大力鞭挞儒家以“三不朽”为核心的“成名”、“立名”之说。可见,儒道两家,对“名”的态度截然相反。道家追求的是“无名”和“常道”,其所针对的正是儒家的“可名”、“可道”、“立德”、“立功”、“立言”、“立名”所产生的种种流弊,可谓补儒家之不足。
1702042017
1702042018
刘昼上述所主张的正是儒家的思想传统,其与“崇学”、“辨乐”、“履信”、“思顺”、“慎独”、“慎言”、“知人”、“荐贤”、“贵农”、“爱民”、“适才”、“戒盈”、“明谦”、“知性”、“明权”、“惜时”等《刘子》诸篇,构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道家思想为辅助的较为松散的思想体系。梁朝萧绎在其《金楼子·立言篇》中,把当时学术分为学、笔、文三种:“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139)三者之中,笔者“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文者“惟须绮谷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贵”。(140)这是说,笔者、文者,皆不言取义,即轻视义理。而学者亦多守其章句,迟于通变,甚至不能确定礼乐之是非,辨明五经儒教的宗旨,亦缺乏义理的贯通能力。这是当时儒家学者的通病。萧绎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位儒家学者来说,“挹源知流”便已经是很可贵的了。按着萧绎对当时学者的看法,刘昼非守其章句者,亦非“尽于通变”者。这说明,在思想学术严重分化,重文、贵笔、忽学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子学的《刘子》一书的出现,“亦足可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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