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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昼看来，人生意义在于能够为社会和人群带来德义和仁爱，像大禹、南荣、孔、墨一样，“立功垂模”、“拯世救溺”，而不能穷达失义，进退无据。而当今之世，有些人即贪恋荣华富贵，追求嗜欲享乐，沉迷于声色嗅味之间，取媚于游山玩水之乐。有些在位者，虽居官职，不但不能出谋划策，建立功勋，有助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反而“尸禄耽宠，仕不事事”，像蝗虫一样，白白地蚕食粮米，浪费年华。这些人一生默默无闻，“死惟一棺之土”。在刘昼看来，这样的人生，如同草木自生自灭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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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昼对生命的价值似乎颇有体悟，他对“立德”、“立功”、“立言”也倍加推崇，有时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这种功名之心，离道家精神可谓渐行渐远，但却成为他著书立说的基本动力。面对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和飘忽不定的古今人生，他甚至有一种没世无闻的悲凉之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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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秋也，凉风鸣条，清露变叶，则寒蝉抱树而长叫，吟烈悲酸，萧瑟于落日之际，何也？哀其时命，迫于严霜而寄悲于菀柳。今日向西峰，道业未就，郁声于穷岫之阴，无闻于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霑衿于将来，染意于松烟者哉！(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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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韵·迄韵》：“菀，茂也，《诗》：‘有菀者柳。’通作郁、蔚。”郁，滞也；声，名也。王叔岷曰：“‘郁声’犹滞名。”岫，山洞、岩穴。穷岫，有穷山僻埌之意，引申为贫困之地。松烟：由松材加工而成的烟灰，用来制墨，引申为文章著述。刘昼的这段文字，有如一首婉转、悲怆、凄凉的哀时叹命的挽歌：悲“人之短生，犹如石火”；叹“行仁天下”，“立德遗爱”之未就。卢文弨在其《抱经堂文集·刘子跋》中说：观刘昼此言，“此其所以著书之意也。古人留意于身后之名若此，读此能不瞿然有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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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著书，以求立言，刘昼有会于此，其所谓“染意于松烟”者，即留意于立言之表述。实际上，儒家的“三不朽”，可总归于“立名”，即刘昼所谓“名流于古今”者。从汉代的司马迁、扬雄、王充，到魏晋时期的曹丕、傅玄、葛洪，再到南北朝的刘勰、萧绎等，皆以文章传世为意。如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而声名自传于后”；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无论是刘昼的“德光于宇宙，名流于古今”，还是曹丕的“寄身于翰墨而声名自传于后”，以及刘勰的“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说的都是“立名”可以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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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名可以不朽说，直接源于儒家。从孔子开始，即强调重名。《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礼记·哀公问》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之名也。”《孝经》亦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君子事亲孝，……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儒家对于名的重视，体现其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故孔子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有“舍生以取义”，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闪烁古今的名言。此皆以“三不朽”之说建立起来的积极的人生观和生死观，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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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名，即有重名之弊。于是道家欲匡而矫之，故老子有“名与身孰亲？”之问，庄子有“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及“无以人灭天”、“无以得殉名”、“灭文章，散五彩”、“擢乱六律，铄绝竽瑟”等高言阔论，大力鞭挞儒家以“三不朽”为核心的“成名”、“立名”之说。可见，儒道两家，对“名”的态度截然相反。道家追求的是“无名”和“常道”，其所针对的正是儒家的“可名”、“可道”、“立德”、“立功”、“立言”、“立名”所产生的种种流弊，可谓补儒家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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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昼上述所主张的正是儒家的思想传统，其与“崇学”、“辨乐”、“履信”、“思顺”、“慎独”、“慎言”、“知人”、“荐贤”、“贵农”、“爱民”、“适才”、“戒盈”、“明谦”、“知性”、“明权”、“惜时”等《刘子》诸篇，构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道家思想为辅助的较为松散的思想体系。梁朝萧绎在其《金楼子·立言篇》中，把当时学术分为学、笔、文三种：“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139)三者之中，笔者“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文者“惟须绮谷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贵”。(140)这是说，笔者、文者，皆不言取义，即轻视义理。而学者亦多守其章句，迟于通变，甚至不能确定礼乐之是非，辨明五经儒教的宗旨，亦缺乏义理的贯通能力。这是当时儒家学者的通病。萧绎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位儒家学者来说，“挹源知流”便已经是很可贵的了。按着萧绎对当时学者的看法，刘昼非守其章句者，亦非“尽于通变”者。这说明，在思想学术严重分化，重文、贵笔、忽学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子学的《刘子》一书的出现，“亦足可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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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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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第与家教观念虽源于儒家，但在六朝却得到发展与强化。究其本，实为儒家所传礼法教训对于身处丧乱的士族知识分子具有全家保门的功能。对此，凉武昭王李嵩《写诸葛亮诫应璩奉谏以勖诸子》说得明白：“寻其始终，周孔之教，尽在其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此即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意。因此，六朝时代的家教与诫子几乎成为一种文章范式，其观念、内涵构成此一时期儒学的重要内容。颜之推即是运用这一形式表述儒学训诫功能的代表人物。他的《颜氏家训》一书，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士族阶层及其知识分子，在世乱相乖时代守身治家之理想及其对人生所抱持的儒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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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颜之推生平与《颜氏家训》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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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531—591）字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县北）人。其九世祖颜含，晋永嘉过江，元帝以为上虞令，历散骑常侍、大司农，豫讨苏骏有功，封平西县侯，拜侍中，迁光禄勋。“含少有操行，以孝闻”，入《晋书·孝友传》。颜之推八世祖颜髦，字君道，“少慕家业，淳于孝行”，桓温叹其有“廊庙之望”。颜之推的祖父颜见远，“博学有志行”，齐和帝时为治书侍御史兼中丞。梁萧衍受禅，“见远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颜之推的父亲颜协（《北齐书》作“勰”），“博涉群书，工于草隶”，任萧绎湘东王国常侍兼府纪室。协“感家门事义，不求显达，恒辞辟召，游于蕃府而已”。大同五年（539）卒。此时颜之推9岁(141)。由此，可推知颜之推生年为梁中大通三年（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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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幼年随父在绎府，“早传家业”，读习礼传。年十九，释褐。萧绎世子方诸出镇郢州，以之推掌管记。值侯景之乱，陷郢州（今武昌），之推被俘，囚送建邺（今南京），时年21岁。越明年，乱平，还江陵，时萧绎已继帝位，以之推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十一月，西魏攻取江陵，元帝萧绎被杀，颜之推被迫迁往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掌平阳公李远书翰。时之推24岁。其在西魏只羁留—年有余，因常怀东奔之心，故于丙子（556）岁旦，借黄河水涨，携妻牵子，乘船漂河，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邺。至邺（北齐所都）后，本想还南归梁，但正值陈兴而梁灭，遂不得南还，时之推26岁。从此颜之推淹留北方达25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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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在北齐深受文宣帝高洋的赏识。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侍从左右。天保七年（556）高洋欲授中书舍人，未遂。河清末（565），被举为赵州功曹参军，寻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时年34岁。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武平中（573），署文林馆，寻迁通直散骑常侍，领中书舍人，后除黄门侍郎，时年42岁。陈太建九年（577），北周伐齐，齐后主除推之为平原太守。不久，北齐为北周所灭，时颜之推47岁。二十多年中，颜之推三为亡国之人，此即“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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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于齐亡后入周，大象末（581）为御史上士，时年50岁。隋开皇中（590），太子召为学士，甚见礼重，寻以疾终。《家训·终制》篇有“吾已六十余”一语，可见颜之推卒年当在隋开皇十一年（591）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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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的一生正是北朝后期，东西南北势力互相消长，陈与北周、北齐三国鼎立，战争频繁，兼并激烈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之前的社会政治大改组、大动荡的时期。颜之推亲身经历了这场巨大的“废君而诛相”、“变朝而易帝”的历史大变局，对他的思想具有刻骨铭心的刺激。他从忧患中体会到，“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142)不但君臣如此，就是一家一乡父子兄弟之间亦是如此：“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当自求诸身耳。”(143)颜之推身经多次改朝换代，亲眼看到各种人的不同遭遇，从士族地主阶级自身利益出发，教训自己的子弟如何保身全家。他说：“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144)这种君子小人之分，耕田读书之别，可以说反映了当时一般士大夫在“战争频繁，兵连祸结”的时代所共同具有的心理状态，也是儒家的传统观念和思想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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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以读书传家的儒学传统教导子弟，然而自己又常常因“世乱乖离”、“流离播越”而产生强烈的思想矛盾。他在自传性的《观我生赋》一文的结尾处无可奈何地表述说：“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汙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145)这种对人生境遇的感慨，不免又带有一点道家遁世的味道和悲观低落的情绪。然而却包含着对动乱世道的沉痛记忆和对自身的深刻反省，同时也包含了对人生价值重新认识的企图。《颜氏家训》即是在这种社会背景和个人际遇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不完全是个人的随意创造，而是反映了那个时代士族知识分子的普遍感受和共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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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范畴，但也接受了佛教道教的影响。《颜氏家训》专有《归心》、《养生》两篇，分别阐述了佛、道思想与儒学的关系。他尊崇儒家，但不排斥佛、道，特别对佛教有深厚的同情和虔敬。他站在儒释同宗的立场上，提出“内外一体”说，并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德之义解释佛教的“五种之禁”，企图以儒家传统为依据，兼收佛道二教的思想，实开唐代三教并行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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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家训》一书还涉及语言、文字、风俗、历史、人物、艺术、训诂、考据、文章、音韵等内容，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是研究南北朝后期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同时也是研究南北朝至隋唐时代儒学演变的中间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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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的著作，目前保存下来的有《颜氏家训》和《观我生赋》，后者载于《北齐书》和《北史》的《文苑传》中。除上述著述外，见于各史籍著录的尚有：《承天达性论》、《训俗文字略》一卷、《证俗文字音》五卷、《急救章注》一卷、《笔墨法》一卷、《集灵记》二十卷、《冤魂志》三卷、《诫杀训》一卷、《八代淡薮》、《七悟》一卷、《稽圣赋》一卷等(146)。这些著作，有的存有辑本，但大部分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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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颜氏家训》对玄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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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是由南入北的儒家学者，在他身上既体现了南朝的文化传统，又体现了北朝的文化精神。待隋统一中国，南北方文化亦趋统一，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为此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留下深刻印象。《家训》一书，形式上是训诫子弟，实质上是这一时期的士族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乃至人生经验的总结。其中包括对魏晋以来广为流行的玄学思潮的清算，反映了思想意识形态向儒学复归的历史趋向。而玄学又来自老庄，故颜之推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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