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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老庄之书，盖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终蹈流沙；匿迹漆园，卒辞楚相，此任纵之徒耳。(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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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斥老庄为“任纵之徒”，实为颜氏晚年之论。《北齐书》本传载，颜氏“年十二，值绎（湘东王萧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尽管《老》、《庄》非其所好，但毕竟预为门徒，“亲承意旨”，本传亦讥其“多任纵，不修边幅”。其受老庄影响由此可知。但至其晚年，颜氏总结一生的经验，深感虚诞之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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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奉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逸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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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士君子之处世，贵在对社会人生有益，而不能专事高谈阔论，以放诞为务。他亲眼目睹晋室南渡后，由于崇尚浮华，积习成俗，致使为官者不晓为官之道，营家者不知为家之法。终日高谈阔论，左琴右书，未尝目观起一坺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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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由于悠闲所致，身体退化，“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步行；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他举例说，当时有一令官，由于平素优柔儒雅，不涉世务，未尝骑过马，当他见到骏马嘶鸣，奔突跳跃，则震慑不已，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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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虽然不是一位哲学家和理论家，但他对南北朝士大夫阶层由于浮华和悠闲所造成的弊害，深入到对人之体质的考察，不能不说这一观察是极其深刻的，这涉及人类文化与人类体质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总结六朝玄虚之论与奢靡之风对社会、人生的影响，颜之推是先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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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对社会深入观察和体验的基础上，颜之推对玄学思潮提出了批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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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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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颜氏看来，玄学祖述老庄之学，背弃周孔之教，其功能只在“娱心悦耳”，而不能“济世成俗”，这是造成上述弊害的原因之一。所谓“济世成俗”，是指对社会人生、风俗、道德有救济与匡正的作用，而玄学作为清谈雅论的对象，不具有周孔之教的匡救功能。正因为这样，那些谈论玄学的人，其行为品性皆与其所谈的内容相左，成为后世讥笑的对象。颜氏举出魏晋玄坛领袖们的思想与行为的矛盾，以示玄学之不能“济世成俗。”其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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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叔（何晏）以党曹爽见诛，触死权之网也；辅嗣（王弼）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穽也；山巨源（山涛）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无支离拥肿之鉴也；荀奉倩（荀粲）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王衍）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嵇叔夜（嵇康）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郭子玄（郭象）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也；阮嗣宗（阮籍）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谢幼舆（谢鲲）赃贿黜削，违弃其余鱼之旨也。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其余桎梏尘滓之中，颠仆名利之下者，岂可备言乎！(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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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颜氏所列十人，均为魏晋时期的著名玄学家，其中何、王、夏侯氏是玄学的创始者，正始名士；嵇、阮、山涛预七贤之游，谓竹林名士；王衍、谢鲲、郭象为“元康名士”。而荀粲“独好言道”，常以儒家六经为“圣人糠秕”，名擅当时。颜之推对这些玄学家的批评，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展开，但以他们所推崇的老庄玄论与他们的行为作对照，则更能揭示玄学的虚伪性，这对于当时思想领域回归儒学的趋向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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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玄学产生以来，儒家学者就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了批评。尤其在西晋亡后，有孙盛、葛洪、戴逵、范宁等从历史兴亡的角度批评玄学误国。但东晋以后，一直到南朝齐梁间，玄学一直保持着它的影响，“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151)，并由玄谈变相发展为虚夸，即刘宋时期王僧虔《戒子书》中所云：“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尘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152)又说：“未窥其题目，未辩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153)当时风气所至，常以谈士为高，究其实，则不但不经世务，而且亦不学无术，且有不知六十四卦名，《庄子》内外之分者，竞为欺人之谈。不仅南朝如此，北朝亦不例外。有博陵崔文彦者，尝向诸儒讲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刚要开口，听者蹙眉，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154)颜氏所言，与上述王僧虔所述，其所揭示的同属不学无述之类。这种风气的演成，都与魏晋以来的玄风所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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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不经世务，以谈士为高的弊端相伴而来的还有“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的脱离实际的学风，颜之推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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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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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把两汉以来经学的烦琐学风与魏晋玄学的空疏学风联系起来批评，认为二者的共同弊端在于“军国经论，略无施用”。不仅无以济功业，而且浪费光阴。更有甚者，“读书数十卷，便自高大，凌乎长者，轻慢同列”，致使人们“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在颜氏看来，这种以学自损、高傲自大的人，还“不如无学”。因此，他强调读书学问的目的不在于“吟啸谈谑，讽咏辞赋”，而在于“开心明目，有利于行”，即强调读书问学与修身、齐家、治国等道德事功相结合，反对“但能言之，不能行之”的空疏学风，表现了传统儒学的经验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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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对玄学的批评及其对南北学风的比较研究，对隋唐时期的学术、文风均有影响，尤其对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向儒学复归的趋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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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颜氏家训》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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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以训诫名书，告诫子孙遵循儒家传统，以立身、扬名、传家为其宗旨。《北齐书》本传云：“之推早传家业。”其八世祖颜髦亦“少慕家业”。“家业”为何？盖指“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之类。此处用“还习”二字，可见颜之推早年所“传”之家业，乃儒家经典。也就是说，颜氏家族有儒学传家的传统。这一点，从《家训》一书所撰述的主要内容来看亦可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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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孝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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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与“孝”是儒学的基本范畴，颜氏在其《家训》中十分强调这一内容，认为这是立身传家的根本所在。其《家训》一书，开宗明义，即提出“诚孝”二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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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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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致》篇可谓《家训》一书的序言，而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又为序言的开篇之语。诚孝，已如上述，为儒学的基本范畴；慎言检迹，亦为儒家所强调。《论语》有“慎言其余，则寡尤”、“慎行其余，则寡悔”，即“慎言检迹”之义。《孝经》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可见，颜氏上述教训，均来自儒家，其宗旨可归纳为诚、孝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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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孝整齐门内，也是颜氏“家业”的传统。其九世祖含“以孝闻”，入《晋书·孝友传》；其八世祖髦“淳于孝行”；其父协，幼孤，养于舅氏。舅卒，“协以有鞠养恩，居丧如叔伯之礼，议者重焉”。颜之推继承了这种家教的传统，幼年便蒙诱晦，父母丧后，“每从两兄，晓夕温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又《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色，齐颜色，顺辞令”。之推事兄如父，亦可谓孝矣。正因颜氏家族有孝行的传统，故其一再强调“孝”对于立身传家的作用，并以“孝为百行之首”，要求子弟传承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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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诚”，相对于“伪”言。《家训》中专有《名实》篇以辩诚伪。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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虙子贱云：“诚于此者形于彼。”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为察之所鉴，巧伪不如拙诚，承之以羞大矣。(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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