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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幼年随父在绎府，“早传家业”，读习礼传。年十九，释褐。萧绎世子方诸出镇郢州，以之推掌管记。值侯景之乱，陷郢州（今武昌），之推被俘，囚送建邺（今南京），时年21岁。越明年，乱平，还江陵，时萧绎已继帝位，以之推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十一月，西魏攻取江陵，元帝萧绎被杀，颜之推被迫迁往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掌平阳公李远书翰。时之推24岁。其在西魏只羁留—年有余，因常怀东奔之心，故于丙子（556）岁旦，借黄河水涨，携妻牵子，乘船漂河，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邺。至邺（北齐所都）后，本想还南归梁，但正值陈兴而梁灭，遂不得南还，时之推26岁。从此颜之推淹留北方达25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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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在北齐深受文宣帝高洋的赏识。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侍从左右。天保七年（556）高洋欲授中书舍人，未遂。河清末（565），被举为赵州功曹参军，寻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时年34岁。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武平中（573），署文林馆，寻迁通直散骑常侍，领中书舍人，后除黄门侍郎，时年42岁。陈太建九年（577），北周伐齐，齐后主除推之为平原太守。不久，北齐为北周所灭，时颜之推47岁。二十多年中，颜之推三为亡国之人，此即“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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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于齐亡后入周，大象末（581）为御史上士，时年50岁。隋开皇中（590），太子召为学士，甚见礼重，寻以疾终。《家训·终制》篇有“吾已六十余”一语，可见颜之推卒年当在隋开皇十一年（591）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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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的一生正是北朝后期，东西南北势力互相消长，陈与北周、北齐三国鼎立，战争频繁，兼并激烈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之前的社会政治大改组、大动荡的时期。颜之推亲身经历了这场巨大的“废君而诛相”、“变朝而易帝”的历史大变局，对他的思想具有刻骨铭心的刺激。他从忧患中体会到，“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142)不但君臣如此，就是一家一乡父子兄弟之间亦是如此：“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当自求诸身耳。”(143)颜之推身经多次改朝换代，亲眼看到各种人的不同遭遇，从士族地主阶级自身利益出发，教训自己的子弟如何保身全家。他说：“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144)这种君子小人之分，耕田读书之别，可以说反映了当时一般士大夫在“战争频繁，兵连祸结”的时代所共同具有的心理状态，也是儒家的传统观念和思想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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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以读书传家的儒学传统教导子弟，然而自己又常常因“世乱乖离”、“流离播越”而产生强烈的思想矛盾。他在自传性的《观我生赋》一文的结尾处无可奈何地表述说：“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汙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145)这种对人生境遇的感慨，不免又带有一点道家遁世的味道和悲观低落的情绪。然而却包含着对动乱世道的沉痛记忆和对自身的深刻反省，同时也包含了对人生价值重新认识的企图。《颜氏家训》即是在这种社会背景和个人际遇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不完全是个人的随意创造，而是反映了那个时代士族知识分子的普遍感受和共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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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范畴，但也接受了佛教道教的影响。《颜氏家训》专有《归心》、《养生》两篇，分别阐述了佛、道思想与儒学的关系。他尊崇儒家，但不排斥佛、道，特别对佛教有深厚的同情和虔敬。他站在儒释同宗的立场上，提出“内外一体”说，并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德之义解释佛教的“五种之禁”，企图以儒家传统为依据，兼收佛道二教的思想，实开唐代三教并行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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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家训》一书还涉及语言、文字、风俗、历史、人物、艺术、训诂、考据、文章、音韵等内容，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是研究南北朝后期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同时也是研究南北朝至隋唐时代儒学演变的中间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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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的著作，目前保存下来的有《颜氏家训》和《观我生赋》，后者载于《北齐书》和《北史》的《文苑传》中。除上述著述外，见于各史籍著录的尚有：《承天达性论》、《训俗文字略》一卷、《证俗文字音》五卷、《急救章注》一卷、《笔墨法》一卷、《集灵记》二十卷、《冤魂志》三卷、《诫杀训》一卷、《八代淡薮》、《七悟》一卷、《稽圣赋》一卷等(146)。这些著作，有的存有辑本，但大部分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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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颜氏家训》对玄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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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是由南入北的儒家学者，在他身上既体现了南朝的文化传统，又体现了北朝的文化精神。待隋统一中国，南北方文化亦趋统一，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为此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留下深刻印象。《家训》一书，形式上是训诫子弟，实质上是这一时期的士族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乃至人生经验的总结。其中包括对魏晋以来广为流行的玄学思潮的清算，反映了思想意识形态向儒学复归的历史趋向。而玄学又来自老庄，故颜之推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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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老庄之书，盖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终蹈流沙；匿迹漆园，卒辞楚相，此任纵之徒耳。(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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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斥老庄为“任纵之徒”，实为颜氏晚年之论。《北齐书》本传载，颜氏“年十二，值绎（湘东王萧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尽管《老》、《庄》非其所好，但毕竟预为门徒，“亲承意旨”，本传亦讥其“多任纵，不修边幅”。其受老庄影响由此可知。但至其晚年，颜氏总结一生的经验，深感虚诞之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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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奉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逸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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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士君子之处世，贵在对社会人生有益，而不能专事高谈阔论，以放诞为务。他亲眼目睹晋室南渡后，由于崇尚浮华，积习成俗，致使为官者不晓为官之道，营家者不知为家之法。终日高谈阔论，左琴右书，未尝目观起一坺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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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由于悠闲所致，身体退化，“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步行；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他举例说，当时有一令官，由于平素优柔儒雅，不涉世务，未尝骑过马，当他见到骏马嘶鸣，奔突跳跃，则震慑不已，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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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虽然不是一位哲学家和理论家，但他对南北朝士大夫阶层由于浮华和悠闲所造成的弊害，深入到对人之体质的考察，不能不说这一观察是极其深刻的，这涉及人类文化与人类体质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总结六朝玄虚之论与奢靡之风对社会、人生的影响，颜之推是先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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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对社会深入观察和体验的基础上，颜之推对玄学思潮提出了批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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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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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颜氏看来，玄学祖述老庄之学，背弃周孔之教，其功能只在“娱心悦耳”，而不能“济世成俗”，这是造成上述弊害的原因之一。所谓“济世成俗”，是指对社会人生、风俗、道德有救济与匡正的作用，而玄学作为清谈雅论的对象，不具有周孔之教的匡救功能。正因为这样，那些谈论玄学的人，其行为品性皆与其所谈的内容相左，成为后世讥笑的对象。颜氏举出魏晋玄坛领袖们的思想与行为的矛盾，以示玄学之不能“济世成俗。”其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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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叔（何晏）以党曹爽见诛，触死权之网也；辅嗣（王弼）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穽也；山巨源（山涛）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无支离拥肿之鉴也；荀奉倩（荀粲）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王衍）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嵇叔夜（嵇康）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郭子玄（郭象）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也；阮嗣宗（阮籍）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谢幼舆（谢鲲）赃贿黜削，违弃其余鱼之旨也。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其余桎梏尘滓之中，颠仆名利之下者，岂可备言乎！(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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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颜氏所列十人，均为魏晋时期的著名玄学家，其中何、王、夏侯氏是玄学的创始者，正始名士；嵇、阮、山涛预七贤之游，谓竹林名士；王衍、谢鲲、郭象为“元康名士”。而荀粲“独好言道”，常以儒家六经为“圣人糠秕”，名擅当时。颜之推对这些玄学家的批评，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展开，但以他们所推崇的老庄玄论与他们的行为作对照，则更能揭示玄学的虚伪性，这对于当时思想领域回归儒学的趋向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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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玄学产生以来，儒家学者就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了批评。尤其在西晋亡后，有孙盛、葛洪、戴逵、范宁等从历史兴亡的角度批评玄学误国。但东晋以后，一直到南朝齐梁间，玄学一直保持着它的影响，“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151)，并由玄谈变相发展为虚夸，即刘宋时期王僧虔《戒子书》中所云：“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尘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152)又说：“未窥其题目，未辩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153)当时风气所至，常以谈士为高，究其实，则不但不经世务，而且亦不学无术，且有不知六十四卦名，《庄子》内外之分者，竞为欺人之谈。不仅南朝如此，北朝亦不例外。有博陵崔文彦者，尝向诸儒讲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刚要开口，听者蹙眉，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154)颜氏所言，与上述王僧虔所述，其所揭示的同属不学无述之类。这种风气的演成，都与魏晋以来的玄风所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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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不经世务，以谈士为高的弊端相伴而来的还有“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的脱离实际的学风，颜之推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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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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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把两汉以来经学的烦琐学风与魏晋玄学的空疏学风联系起来批评，认为二者的共同弊端在于“军国经论，略无施用”。不仅无以济功业，而且浪费光阴。更有甚者，“读书数十卷，便自高大，凌乎长者，轻慢同列”，致使人们“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在颜氏看来，这种以学自损、高傲自大的人，还“不如无学”。因此，他强调读书学问的目的不在于“吟啸谈谑，讽咏辞赋”，而在于“开心明目，有利于行”，即强调读书问学与修身、齐家、治国等道德事功相结合，反对“但能言之，不能行之”的空疏学风，表现了传统儒学的经验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