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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对玄学的批评及其对南北学风的比较研究,对隋唐时期的学术、文风均有影响,尤其对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向儒学复归的趋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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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颜氏家训》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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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以训诫名书,告诫子孙遵循儒家传统,以立身、扬名、传家为其宗旨。《北齐书》本传云:“之推早传家业。”其八世祖颜髦亦“少慕家业”。“家业”为何?盖指“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之类。此处用“还习”二字,可见颜之推早年所“传”之家业,乃儒家经典。也就是说,颜氏家族有儒学传家的传统。这一点,从《家训》一书所撰述的主要内容来看亦可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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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孝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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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与“孝”是儒学的基本范畴,颜氏在其《家训》中十分强调这一内容,认为这是立身传家的根本所在。其《家训》一书,开宗明义,即提出“诚孝”二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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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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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致》篇可谓《家训》一书的序言,而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又为序言的开篇之语。诚孝,已如上述,为儒学的基本范畴;慎言检迹,亦为儒家所强调。《论语》有“慎言其余,则寡尤”、“慎行其余,则寡悔”,即“慎言检迹”之义。《孝经》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可见,颜氏上述教训,均来自儒家,其宗旨可归纳为诚、孝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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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孝整齐门内,也是颜氏“家业”的传统。其九世祖含“以孝闻”,入《晋书·孝友传》;其八世祖髦“淳于孝行”;其父协,幼孤,养于舅氏。舅卒,“协以有鞠养恩,居丧如叔伯之礼,议者重焉”。颜之推继承了这种家教的传统,幼年便蒙诱晦,父母丧后,“每从两兄,晓夕温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又《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色,齐颜色,顺辞令”。之推事兄如父,亦可谓孝矣。正因颜氏家族有孝行的传统,故其一再强调“孝”对于立身传家的作用,并以“孝为百行之首”,要求子弟传承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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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诚”,相对于“伪”言。《家训》中专有《名实》篇以辩诚伪。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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虙子贱云:“诚于此者形于彼。”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为察之所鉴,巧伪不如拙诚,承之以羞大矣。(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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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是诚是伪,虽然存在于思想深处,但总要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因此,人要立身扬名,必依乎诚,而不能投机取巧。因为奸诈之心伪装得再巧密,终有一天会暴露出来,这样承受的耻辱也就大了。颜之推以春秋时的伯石与汉代王莽为例,“当于尔时,自以巧密,后人书之,留传万代,可谓骨寒毛竖也”。由此他得出结论:“以一伪伤百诚者,乃贪名不已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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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强调诚孝观念,实乃固守儒家传统,对于儒学的内容并无新的发展,但其以诚孝教诫子弟,固可反映他的儒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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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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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生于乱世,目睹了许多为追求富贵,不择手段,卖身投靠,竞事王侯的丑恶现象,故以“节操”观念教导子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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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须求趋竞,不顾羞惭;比较材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获酬谢,或有聒时人视听,求见发遣;以此得官,谓为才力,何异盗食致饱,窃衣取温哉!(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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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颜之推看来,爵禄所得,在“守道崇德”,“信由天命”,但偏有一些寡廉鲜耻之徒,多方钻营,追荣逐利,或专门捏造别人的缺点,换取酬取;或投其所好,左右舆论,笼络人心,以求谋得一官半职。这种人以卑鄙手段得官,却美其名曰有才能,其实与盗贼并无两样。有的人专以文章或技艺求宠,完全丧失尊严和气节。如“齐朝有一大大”,就曾对颜之推夸耀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颜之推就此训诫子弟说:“异哉训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不以文章、技艺取媚于上,是颜氏节操观念的重要内容。他告诫子弟,无论绘画、书法,还是琴瑟、棋弈,均有陶情冶性、畅神愉志之功,故可作为个人爱好,却不能以此为要业,更不能以此见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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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曰:君子无故,不彻琴瑟。……虽变于古,犹足以畅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勳贵,处之下座,以取残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犹遭之,况尔曹乎!(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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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逵字安道,东晋著名学者,艺术家。少博学,善属文,能鼓琴。武陵王司马晞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者伶人。”(160)颜之推所谓“不可令有称誉”,以免“见役勳贵”,即有戴逵“不为王者伶人”之义。这一思想,亦来源于儒家。《周易·蛊》卦上九爻辞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一语,乃指伯夷、叔齐不事周朝,饿死首阳之事。颜氏家族似有此一家风,颜之推祖父见远,原事萧齐,梁受禅,“见远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其父协,游于湘东王府,“感家门事义,不求显达,恒辞辟召”,亦盖有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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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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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改朝换代几乎是家常便饭,上述节操观念亦往往成为士大夫的缘饰品,有的甚至连一点缘饰也不要。前面所引齐士的教子之方,即是典型。颜之推“三为亡国之人”,虽心有感慨,但在行为上,也是三次为不同族性的政权服务,也无法做到“高尚其志”。因此只好来个中庸的办法,即技艺可好,却不可“令有称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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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虵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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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不走极端,是儒家思想方法的一大法宝。在儒家看来,夷、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实为节操之士,但伊尹“治亦进,乱亦进”,箕子不忍去国,被发为奴,也是节义之士。后来孔子又有“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中庸原则,遂使节操观念亦有了灵活性。颜之推引陈琳(字孔璋)为例:琳为袁绍制檄,骂曹操为“豺狼”。事魏,又制檄骂袁绍为“毒蛇”。在颜氏看来,陈琳的做法是出于不得已,而并不是失节。但他承认这是“文人之巨患”,并教诫子弟,遇到这种情况时,不能走极端。“消息”,谓损益、增减,可引申为斟酌。“从容消息之”,即根据当时情况斟酌裁定。此即儒家的中庸观念,或经权统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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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思想是颜之推教训子孙立身持家的基本道德原则和处世方法,它几乎贯穿《家训》全书。他在《止足》篇中引《礼记·曲礼》“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为训诫,以“少欲知足”的中庸之道为原则,为其子孙规定:“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162)这就是说,奴婢、土地、财产是要有的,但不能太多,多了就要遭到灾祸;官也是要当的,但也要处于“中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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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自丧乱以来,见因托风云,徼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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