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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颜氏所列十人，均为魏晋时期的著名玄学家，其中何、王、夏侯氏是玄学的创始者，正始名士；嵇、阮、山涛预七贤之游，谓竹林名士；王衍、谢鲲、郭象为“元康名士”。而荀粲“独好言道”，常以儒家六经为“圣人糠秕”，名擅当时。颜之推对这些玄学家的批评，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展开，但以他们所推崇的老庄玄论与他们的行为作对照，则更能揭示玄学的虚伪性，这对于当时思想领域回归儒学的趋向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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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玄学产生以来，儒家学者就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了批评。尤其在西晋亡后，有孙盛、葛洪、戴逵、范宁等从历史兴亡的角度批评玄学误国。但东晋以后，一直到南朝齐梁间，玄学一直保持着它的影响，“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151)，并由玄谈变相发展为虚夸，即刘宋时期王僧虔《戒子书》中所云：“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尘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152)又说：“未窥其题目，未辩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153)当时风气所至，常以谈士为高，究其实，则不但不经世务，而且亦不学无术，且有不知六十四卦名，《庄子》内外之分者，竞为欺人之谈。不仅南朝如此，北朝亦不例外。有博陵崔文彦者，尝向诸儒讲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刚要开口，听者蹙眉，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154)颜氏所言，与上述王僧虔所述，其所揭示的同属不学无述之类。这种风气的演成，都与魏晋以来的玄风所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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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不经世务，以谈士为高的弊端相伴而来的还有“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的脱离实际的学风，颜之推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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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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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把两汉以来经学的烦琐学风与魏晋玄学的空疏学风联系起来批评，认为二者的共同弊端在于“军国经论，略无施用”。不仅无以济功业，而且浪费光阴。更有甚者，“读书数十卷，便自高大，凌乎长者，轻慢同列”，致使人们“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在颜氏看来，这种以学自损、高傲自大的人，还“不如无学”。因此，他强调读书学问的目的不在于“吟啸谈谑，讽咏辞赋”，而在于“开心明目，有利于行”，即强调读书问学与修身、齐家、治国等道德事功相结合，反对“但能言之，不能行之”的空疏学风，表现了传统儒学的经验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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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对玄学的批评及其对南北学风的比较研究，对隋唐时期的学术、文风均有影响，尤其对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向儒学复归的趋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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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颜氏家训》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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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以训诫名书，告诫子孙遵循儒家传统，以立身、扬名、传家为其宗旨。《北齐书》本传云：“之推早传家业。”其八世祖颜髦亦“少慕家业”。“家业”为何？盖指“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之类。此处用“还习”二字，可见颜之推早年所“传”之家业，乃儒家经典。也就是说，颜氏家族有儒学传家的传统。这一点，从《家训》一书所撰述的主要内容来看亦可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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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孝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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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与“孝”是儒学的基本范畴，颜氏在其《家训》中十分强调这一内容，认为这是立身传家的根本所在。其《家训》一书，开宗明义，即提出“诚孝”二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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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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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致》篇可谓《家训》一书的序言，而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又为序言的开篇之语。诚孝，已如上述，为儒学的基本范畴；慎言检迹，亦为儒家所强调。《论语》有“慎言其余，则寡尤”、“慎行其余，则寡悔”，即“慎言检迹”之义。《孝经》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可见，颜氏上述教训，均来自儒家，其宗旨可归纳为诚、孝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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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孝整齐门内，也是颜氏“家业”的传统。其九世祖含“以孝闻”，入《晋书·孝友传》；其八世祖髦“淳于孝行”；其父协，幼孤，养于舅氏。舅卒，“协以有鞠养恩，居丧如叔伯之礼，议者重焉”。颜之推继承了这种家教的传统，幼年便蒙诱晦，父母丧后，“每从两兄，晓夕温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又《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色，齐颜色，顺辞令”。之推事兄如父，亦可谓孝矣。正因颜氏家族有孝行的传统，故其一再强调“孝”对于立身传家的作用，并以“孝为百行之首”，要求子弟传承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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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诚”，相对于“伪”言。《家训》中专有《名实》篇以辩诚伪。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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虙子贱云：“诚于此者形于彼。”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为察之所鉴，巧伪不如拙诚，承之以羞大矣。(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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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是诚是伪，虽然存在于思想深处，但总要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因此，人要立身扬名，必依乎诚，而不能投机取巧。因为奸诈之心伪装得再巧密，终有一天会暴露出来，这样承受的耻辱也就大了。颜之推以春秋时的伯石与汉代王莽为例，“当于尔时，自以巧密，后人书之，留传万代，可谓骨寒毛竖也”。由此他得出结论：“以一伪伤百诚者，乃贪名不已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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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强调诚孝观念，实乃固守儒家传统，对于儒学的内容并无新的发展，但其以诚孝教诫子弟，固可反映他的儒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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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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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生于乱世，目睹了许多为追求富贵，不择手段，卖身投靠，竞事王侯的丑恶现象，故以“节操”观念教导子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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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须求趋竞，不顾羞惭；比较材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获酬谢，或有聒时人视听，求见发遣；以此得官，谓为才力，何异盗食致饱，窃衣取温哉！(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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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颜之推看来，爵禄所得，在“守道崇德”，“信由天命”，但偏有一些寡廉鲜耻之徒，多方钻营，追荣逐利，或专门捏造别人的缺点，换取酬取；或投其所好，左右舆论，笼络人心，以求谋得一官半职。这种人以卑鄙手段得官，却美其名曰有才能，其实与盗贼并无两样。有的人专以文章或技艺求宠，完全丧失尊严和气节。如“齐朝有一大大”，就曾对颜之推夸耀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颜之推就此训诫子弟说：“异哉训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不以文章、技艺取媚于上，是颜氏节操观念的重要内容。他告诫子弟，无论绘画、书法，还是琴瑟、棋弈，均有陶情冶性、畅神愉志之功，故可作为个人爱好，却不能以此为要业，更不能以此见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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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曰：君子无故，不彻琴瑟。……虽变于古，犹足以畅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勳贵，处之下座，以取残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犹遭之，况尔曹乎！(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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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逵字安道，东晋著名学者，艺术家。少博学，善属文，能鼓琴。武陵王司马晞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者伶人。”(160)颜之推所谓“不可令有称誉”，以免“见役勳贵”，即有戴逵“不为王者伶人”之义。这一思想，亦来源于儒家。《周易·蛊》卦上九爻辞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一语，乃指伯夷、叔齐不事周朝，饿死首阳之事。颜氏家族似有此一家风，颜之推祖父见远，原事萧齐，梁受禅，“见远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其父协，游于湘东王府，“感家门事义，不求显达，恒辞辟召”，亦盖有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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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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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改朝换代几乎是家常便饭，上述节操观念亦往往成为士大夫的缘饰品，有的甚至连一点缘饰也不要。前面所引齐士的教子之方，即是典型。颜之推“三为亡国之人”，虽心有感慨，但在行为上，也是三次为不同族性的政权服务，也无法做到“高尚其志”。因此只好来个中庸的办法，即技艺可好，却不可“令有称誉”。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