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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诚”，相对于“伪”言。《家训》中专有《名实》篇以辩诚伪。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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虙子贱云：“诚于此者形于彼。”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为察之所鉴，巧伪不如拙诚，承之以羞大矣。(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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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是诚是伪，虽然存在于思想深处，但总要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因此，人要立身扬名，必依乎诚，而不能投机取巧。因为奸诈之心伪装得再巧密，终有一天会暴露出来，这样承受的耻辱也就大了。颜之推以春秋时的伯石与汉代王莽为例，“当于尔时，自以巧密，后人书之，留传万代，可谓骨寒毛竖也”。由此他得出结论：“以一伪伤百诚者，乃贪名不已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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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强调诚孝观念，实乃固守儒家传统，对于儒学的内容并无新的发展，但其以诚孝教诫子弟，固可反映他的儒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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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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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生于乱世，目睹了许多为追求富贵，不择手段，卖身投靠，竞事王侯的丑恶现象，故以“节操”观念教导子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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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须求趋竞，不顾羞惭；比较材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获酬谢，或有聒时人视听，求见发遣；以此得官，谓为才力，何异盗食致饱，窃衣取温哉！(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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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颜之推看来，爵禄所得，在“守道崇德”，“信由天命”，但偏有一些寡廉鲜耻之徒，多方钻营，追荣逐利，或专门捏造别人的缺点，换取酬取；或投其所好，左右舆论，笼络人心，以求谋得一官半职。这种人以卑鄙手段得官，却美其名曰有才能，其实与盗贼并无两样。有的人专以文章或技艺求宠，完全丧失尊严和气节。如“齐朝有一大大”，就曾对颜之推夸耀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颜之推就此训诫子弟说：“异哉训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不以文章、技艺取媚于上，是颜氏节操观念的重要内容。他告诫子弟，无论绘画、书法，还是琴瑟、棋弈，均有陶情冶性、畅神愉志之功，故可作为个人爱好，却不能以此为要业，更不能以此见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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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曰：君子无故，不彻琴瑟。……虽变于古，犹足以畅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勳贵，处之下座，以取残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犹遭之，况尔曹乎！(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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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逵字安道，东晋著名学者，艺术家。少博学，善属文，能鼓琴。武陵王司马晞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者伶人。”(160)颜之推所谓“不可令有称誉”，以免“见役勳贵”，即有戴逵“不为王者伶人”之义。这一思想，亦来源于儒家。《周易·蛊》卦上九爻辞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一语，乃指伯夷、叔齐不事周朝，饿死首阳之事。颜氏家族似有此一家风，颜之推祖父见远，原事萧齐，梁受禅，“见远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其父协，游于湘东王府，“感家门事义，不求显达，恒辞辟召”，亦盖有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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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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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改朝换代几乎是家常便饭，上述节操观念亦往往成为士大夫的缘饰品，有的甚至连一点缘饰也不要。前面所引齐士的教子之方，即是典型。颜之推“三为亡国之人”，虽心有感慨，但在行为上，也是三次为不同族性的政权服务，也无法做到“高尚其志”。因此只好来个中庸的办法，即技艺可好，却不可“令有称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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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虵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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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不走极端，是儒家思想方法的一大法宝。在儒家看来，夷、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实为节操之士，但伊尹“治亦进，乱亦进”，箕子不忍去国，被发为奴，也是节义之士。后来孔子又有“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中庸原则，遂使节操观念亦有了灵活性。颜之推引陈琳（字孔璋）为例：琳为袁绍制檄，骂曹操为“豺狼”。事魏，又制檄骂袁绍为“毒蛇”。在颜氏看来，陈琳的做法是出于不得已，而并不是失节。但他承认这是“文人之巨患”，并教诫子弟，遇到这种情况时，不能走极端。“消息”，谓损益、增减，可引申为斟酌。“从容消息之”，即根据当时情况斟酌裁定。此即儒家的中庸观念，或经权统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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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思想是颜之推教训子孙立身持家的基本道德原则和处世方法，它几乎贯穿《家训》全书。他在《止足》篇中引《礼记·曲礼》“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为训诫，以“少欲知足”的中庸之道为原则，为其子孙规定：“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162)这就是说，奴婢、土地、财产是要有的，但不能太多，多了就要遭到灾祸；官也是要当的，但也要处于“中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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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自丧乱以来，见因托风云，徼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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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为“中品”之官，也还要处处小心谨慎。他告诫子孙，“为善则预，为恶则去”，“不预党人非议之事”。对于“谏诤”、“讼诉”、“对策”、“游说”，总此四途，亦“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为也”。日常待人接物不能不冷淡，也不可太热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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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理请谒，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为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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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训诫，似乎已偏离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成为地主阶级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他所谓的“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肠不可冷，腹不可热”，颇有些滑头主义的味道，已经失去了任何积极意义。这种不前不后，不冷不热，不求有功，但求无祸的保守退缩思想，构成中国文化的消极成分，影响既深且钜。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思想的形成决非偶然，它是颜氏所处的那个时代与社会的产物，此即颜氏所谓“自丧乱以来，见因托风云，徼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原者，非十人五人也”。社会的动荡，权力的变异，使人的身份、地位、处境、名誉等等瞬息万变。朝为权贵，夕为死囚；初一还在为富贵而欢乐，十五便因穷困潦倒而悲泣。仕途艰险，宦海浮沉，人君无道，才使社会失常，这是消极思想产生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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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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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南北朝士族制度下，世代相传的家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而诫子书、家训等又是家庭教育的一种形式。从这一意义上说，《颜氏家训》可称得上是一种家庭教育的课本，也是当时家庭教育思想的重要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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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的教育思想基本上继承了儒学的传统。首先，在教育内容上，强调以“仁孝礼义”为主，“行有余力，则可学文”。此即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其中尤重《礼》的教育，“礼为教本，敬者身基”。颜氏重礼的思想，贯穿《家训》全书，认为“礼”是教育的根本，立身的基础。故常引《礼经》训诫子弟，其《风操》篇即是典型。其中涉及避讳、称呼、吊揖、饯别、哭祭、丧服、忌日、奏乐、燕宴等一系列礼的规定及习俗，以此作为《家训》教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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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强调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教育。“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尔”。他批评“学而不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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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棁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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