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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不但使人能言，更重要的是使人能行。这即是颜之推的知行观。他认为，“知而不行”者，徒增夸诞，而对“军国经纶，略无施用”，这只能为人所嗤笑。颜氏强调能行，亦强调能用。他目睹六朝人事，当社会升平之时，不学无术的贵游子弟，靠权势取得优越地位，“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十分得意。但当离乱之时，朝市迁革，旧党覆没，外无靠山，身无所能，失皮而露质，落魄于戎马之间，转死于沟壑之际，汲汲乎如丧家之犬，“当尔之时，诚驽材也”。而那些“有学艺者”，却能“触地而安”，得以自存，两相比较，不亦明乎！据此，他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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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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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强调“读书有用”，实即孔子所谓的“学也，禄在其中矣”。透过“学而优则仕”这一儒家的传统教条，及其所鼓吹的仁义道德，我们可以发现，服膺儒学的颜之推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这是值得今人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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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颜之推主张及早对子女进行教育，因为“人在少年，神情未定”，容易“熏溃陶染”，“潜移默化”，既可以学好，也可以学坏，故在此时抓紧教育，可起到“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作用。反之，则“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另一方面，“人生小幼，精神专利”，只要教育得法，善于诱导，便能记忆快捷，印象牢固。待“长成以后，思虑散逸”，故教育不如儿时容易。正因如此，“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甚至主张“胎教之法”，即妇女“怀子三月”，就要“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待孩子出生后，便应确定“师保”，以“仁孝礼义导习之”，使之“习惯如自然”。(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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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儿童的教育上，颜之推反对娇惯与溺爱，认为溺爱对孩子的教育没有任何好处，“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那些溺爱孩子的人，往往对孩子“饱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等到“骄慢已习，方复制之”，却为时已晚，即使鞭打至死也建立不起父母的威信，结果只能是“忿怒日隆而增怨”，使家长与孩子之间产生隔膜，无法收拾。这种从小被溺爱的孩子，由于“有爱而无教”，及其长大成人，往往“败德”、“招灾”，甚至给家庭带来“倾宗覆族”的大祸。此外，《家训》一书，还从“严”与“简”、“专”与“博”、“早学”与“晚学”等多方面论述教育的重要性及其方法。它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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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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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及其《家训》一书，发表了许多关于文学、艺术及文论方面的意见，反映了由南入北的文人对当时南北文学的看法。这些看法表现了颜之推的儒家立场及儒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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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强调文章源出《五经》，因此文章、文学要“经世致用”，要有利于风俗政教。同时，也不能以经代文，五经与文章虽同出一源，而流别各异，由此对文章不能忽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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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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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源出《五经》的说法，在颜氏之前已有许多阐发，如南朝的刘勰即是典型代表。颜氏在此问题上并未超出刘勰的水平，但可以反映颜氏对儒家经典的尊崇。其所以主张此说，目的有二：一是强调文章的功能不能脱离儒家经典所具有的“经世”与“教化”的宗旨，文章与经典是一致的，二者不能脱离；二是强调文章、文学的独立性，不能因为它“源出五经”，就忽视或贬低其自身所具有的作用，因此二者又是不能互相代替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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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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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作用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还具有“陶冶性灵，从容讽谏”的功能，因此不能轻视它，他批评扬雄以文章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观点，认为“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鸱鸮》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皆为壮年所为，他征引孔子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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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扬雄安敢忽之也？(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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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文章有本有末，有辞有理，因此为文必宗典正，不从流俗，反对奢靡浮艳文风，强调“理致”与“事义”并举，“制裁”与“辞调”两存，即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并提出改革文体的要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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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筯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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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致”泛指文章内容，其中包括文章的条理、宗旨及思想、感情等。“气调”指文章的器度、气概及风格、风貌等。颜之推认为文章应以内容为根本，就如人的心肾与四肢身体一样，不能本末倒置，或趋末弃本，否则犹乘骐骥，虽有逸气，如不以衔策制之，任其流乱轨躅，则会“放意填坑岸也”。他认为，古人务本，今人趋末，而本末各有其用，故应本末并举，不可偏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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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辑缀疏朴，未为密緻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者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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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颜之推并非一味主张复古，而是在肯定近世文体优点的基础上，主张本末两存，古今结合。但强调“以古之制裁为本”，而以“今之辞调为末”，亦可反映他对近世文风的不满，从而希望有“盛才重誉”者出，担当起“改革体裁”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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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强调文德统一，反对恃才傲物。充分体现了儒家“文以载道”、“文以表德”的传统观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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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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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列举了历史上五十余名包括帝王在内的著名文人学士，揭示其品德与文章的脱离。他的这些评论，均以儒家仁义忠孝为标准，以明哲保身、但求无祸的中庸思想为尺度。儒家的文艺观，把文学的功能和道德联系在一起，文学作品主要表现的是“人”而不是“文”，因此强调先有人格，然后有文章。颜之推的批评，从屈原到谢朓（字玄晖）的许多进步文学家都被他归结为“轻薄”之徒，并把屈原的“显暴君过”、赵壹的“抗竦过度”与扬雄的“败德美新”、李陵的“降辱夷虏”等相提并论，显示了颜之推反对显暴封建统治者罪恶的保守文艺观。儒家主张谨守君臣之道。在文学上虽说可以讽刺君上，但却主张“止乎礼义”，提倡怨而不怒，和而不流。颜之推即是谨守儒家文艺思想的学者，他强调文学的功能在于“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即是儒家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他对屈原、赵壹、曹植、阮籍、嵇康等人的批评，即是以上述思想为标准，在历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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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颜氏家训》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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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训》一书，自唐宋以来，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历代学者尊为“家训之祖”。明代学者袁衷在其所记《庭帏杂录》中说：“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考中国历史上的家训之书，源远流长者，确为此书。《家训·序致》篇有“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止足》篇亦有“先祖靖侯，戒子侄曰”云云，可知颜氏确有家训或诫子的历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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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训》一书传播久远，确如历代所评论的那样，它已超出了一家之内的训诫，“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在重视家教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家训》一书已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共同的教材，无论就内容或形式来说，它都直接影响到唐宋以后所出现的一系列蒙学教材和蒙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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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一书之所以受到历代推崇，主要是因为在内容上“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间，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氏”。(174)明代余慎行在《〈家训〉明万历甲戌颜嗣慎刻本后叙》中亦说：“夫其言阃以内，原本忠义，章叙内则，是敦伦之矩也；其上下今古，综罗文艺，类辩而不华，是博物之规也；其论涉世大诣，典而不诎，廉而不刿，有《大易》、《老子》之道焉，是保身之诠也；其撮南北风土，儁俗具陈，是考世之资也。统之，有关世教，其粹者考渚圣人不谬，儒先之慕用其言，岂虚哉。”(175)从宋到清，《家训》刻本历代不绝，再加上儒家学者的大肆渲染，佛门弟子的广征博引，遂使《家训》一书“由近及远，争相矜式”，几乎成为儒家训诫子弟的经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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