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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为“中品”之官，也还要处处小心谨慎。他告诫子孙，“为善则预，为恶则去”，“不预党人非议之事”。对于“谏诤”、“讼诉”、“对策”、“游说”，总此四途，亦“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为也”。日常待人接物不能不冷淡，也不可太热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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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理请谒，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为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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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训诫，似乎已偏离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成为地主阶级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他所谓的“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肠不可冷，腹不可热”，颇有些滑头主义的味道，已经失去了任何积极意义。这种不前不后，不冷不热，不求有功，但求无祸的保守退缩思想，构成中国文化的消极成分，影响既深且钜。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思想的形成决非偶然，它是颜氏所处的那个时代与社会的产物，此即颜氏所谓“自丧乱以来，见因托风云，徼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原者，非十人五人也”。社会的动荡，权力的变异，使人的身份、地位、处境、名誉等等瞬息万变。朝为权贵，夕为死囚；初一还在为富贵而欢乐，十五便因穷困潦倒而悲泣。仕途艰险，宦海浮沉，人君无道，才使社会失常，这是消极思想产生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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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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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南北朝士族制度下，世代相传的家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而诫子书、家训等又是家庭教育的一种形式。从这一意义上说，《颜氏家训》可称得上是一种家庭教育的课本，也是当时家庭教育思想的重要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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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的教育思想基本上继承了儒学的传统。首先，在教育内容上，强调以“仁孝礼义”为主，“行有余力，则可学文”。此即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其中尤重《礼》的教育，“礼为教本，敬者身基”。颜氏重礼的思想，贯穿《家训》全书，认为“礼”是教育的根本，立身的基础。故常引《礼经》训诫子弟，其《风操》篇即是典型。其中涉及避讳、称呼、吊揖、饯别、哭祭、丧服、忌日、奏乐、燕宴等一系列礼的规定及习俗，以此作为《家训》教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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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强调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教育。“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尔”。他批评“学而不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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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棁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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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不但使人能言，更重要的是使人能行。这即是颜之推的知行观。他认为，“知而不行”者，徒增夸诞，而对“军国经纶，略无施用”，这只能为人所嗤笑。颜氏强调能行，亦强调能用。他目睹六朝人事，当社会升平之时，不学无术的贵游子弟，靠权势取得优越地位，“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十分得意。但当离乱之时，朝市迁革，旧党覆没，外无靠山，身无所能，失皮而露质，落魄于戎马之间，转死于沟壑之际，汲汲乎如丧家之犬，“当尔之时，诚驽材也”。而那些“有学艺者”，却能“触地而安”，得以自存，两相比较，不亦明乎！据此，他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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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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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强调“读书有用”，实即孔子所谓的“学也，禄在其中矣”。透过“学而优则仕”这一儒家的传统教条，及其所鼓吹的仁义道德，我们可以发现，服膺儒学的颜之推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这是值得今人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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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颜之推主张及早对子女进行教育，因为“人在少年，神情未定”，容易“熏溃陶染”，“潜移默化”，既可以学好，也可以学坏，故在此时抓紧教育，可起到“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作用。反之，则“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另一方面，“人生小幼，精神专利”，只要教育得法，善于诱导，便能记忆快捷，印象牢固。待“长成以后，思虑散逸”，故教育不如儿时容易。正因如此，“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甚至主张“胎教之法”，即妇女“怀子三月”，就要“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待孩子出生后，便应确定“师保”，以“仁孝礼义导习之”，使之“习惯如自然”。(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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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儿童的教育上，颜之推反对娇惯与溺爱，认为溺爱对孩子的教育没有任何好处，“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那些溺爱孩子的人，往往对孩子“饱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等到“骄慢已习，方复制之”，却为时已晚，即使鞭打至死也建立不起父母的威信，结果只能是“忿怒日隆而增怨”，使家长与孩子之间产生隔膜，无法收拾。这种从小被溺爱的孩子，由于“有爱而无教”，及其长大成人，往往“败德”、“招灾”，甚至给家庭带来“倾宗覆族”的大祸。此外，《家训》一书，还从“严”与“简”、“专”与“博”、“早学”与“晚学”等多方面论述教育的重要性及其方法。它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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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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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及其《家训》一书，发表了许多关于文学、艺术及文论方面的意见，反映了由南入北的文人对当时南北文学的看法。这些看法表现了颜之推的儒家立场及儒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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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强调文章源出《五经》，因此文章、文学要“经世致用”，要有利于风俗政教。同时，也不能以经代文，五经与文章虽同出一源，而流别各异，由此对文章不能忽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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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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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源出《五经》的说法，在颜氏之前已有许多阐发，如南朝的刘勰即是典型代表。颜氏在此问题上并未超出刘勰的水平，但可以反映颜氏对儒家经典的尊崇。其所以主张此说，目的有二：一是强调文章的功能不能脱离儒家经典所具有的“经世”与“教化”的宗旨，文章与经典是一致的，二者不能脱离；二是强调文章、文学的独立性，不能因为它“源出五经”，就忽视或贬低其自身所具有的作用，因此二者又是不能互相代替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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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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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作用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还具有“陶冶性灵，从容讽谏”的功能，因此不能轻视它，他批评扬雄以文章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观点，认为“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鸱鸮》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皆为壮年所为，他征引孔子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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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扬雄安敢忽之也？(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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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文章有本有末，有辞有理，因此为文必宗典正，不从流俗，反对奢靡浮艳文风，强调“理致”与“事义”并举，“制裁”与“辞调”两存，即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并提出改革文体的要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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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筯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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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致”泛指文章内容，其中包括文章的条理、宗旨及思想、感情等。“气调”指文章的器度、气概及风格、风貌等。颜之推认为文章应以内容为根本，就如人的心肾与四肢身体一样，不能本末倒置，或趋末弃本，否则犹乘骐骥，虽有逸气，如不以衔策制之，任其流乱轨躅，则会“放意填坑岸也”。他认为，古人务本，今人趋末，而本末各有其用，故应本末并举，不可偏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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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辑缀疏朴，未为密緻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者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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