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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文章有本有末，有辞有理，因此为文必宗典正，不从流俗，反对奢靡浮艳文风，强调“理致”与“事义”并举，“制裁”与“辞调”两存，即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并提出改革文体的要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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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筯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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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致”泛指文章内容，其中包括文章的条理、宗旨及思想、感情等。“气调”指文章的器度、气概及风格、风貌等。颜之推认为文章应以内容为根本，就如人的心肾与四肢身体一样，不能本末倒置，或趋末弃本，否则犹乘骐骥，虽有逸气，如不以衔策制之，任其流乱轨躅，则会“放意填坑岸也”。他认为，古人务本，今人趋末，而本末各有其用，故应本末并举，不可偏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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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辑缀疏朴，未为密緻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者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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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颜之推并非一味主张复古，而是在肯定近世文体优点的基础上，主张本末两存，古今结合。但强调“以古之制裁为本”，而以“今之辞调为末”，亦可反映他对近世文风的不满，从而希望有“盛才重誉”者出，担当起“改革体裁”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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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强调文德统一，反对恃才傲物。充分体现了儒家“文以载道”、“文以表德”的传统观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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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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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列举了历史上五十余名包括帝王在内的著名文人学士，揭示其品德与文章的脱离。他的这些评论，均以儒家仁义忠孝为标准，以明哲保身、但求无祸的中庸思想为尺度。儒家的文艺观，把文学的功能和道德联系在一起，文学作品主要表现的是“人”而不是“文”，因此强调先有人格，然后有文章。颜之推的批评，从屈原到谢朓（字玄晖）的许多进步文学家都被他归结为“轻薄”之徒，并把屈原的“显暴君过”、赵壹的“抗竦过度”与扬雄的“败德美新”、李陵的“降辱夷虏”等相提并论，显示了颜之推反对显暴封建统治者罪恶的保守文艺观。儒家主张谨守君臣之道。在文学上虽说可以讽刺君上，但却主张“止乎礼义”，提倡怨而不怒，和而不流。颜之推即是谨守儒家文艺思想的学者，他强调文学的功能在于“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即是儒家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他对屈原、赵壹、曹植、阮籍、嵇康等人的批评，即是以上述思想为标准，在历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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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颜氏家训》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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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训》一书，自唐宋以来，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历代学者尊为“家训之祖”。明代学者袁衷在其所记《庭帏杂录》中说：“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考中国历史上的家训之书，源远流长者，确为此书。《家训·序致》篇有“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止足》篇亦有“先祖靖侯，戒子侄曰”云云，可知颜氏确有家训或诫子的历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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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训》一书传播久远，确如历代所评论的那样，它已超出了一家之内的训诫，“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在重视家教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家训》一书已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共同的教材，无论就内容或形式来说，它都直接影响到唐宋以后所出现的一系列蒙学教材和蒙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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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一书之所以受到历代推崇，主要是因为在内容上“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间，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氏”。(174)明代余慎行在《〈家训〉明万历甲戌颜嗣慎刻本后叙》中亦说：“夫其言阃以内，原本忠义，章叙内则，是敦伦之矩也；其上下今古，综罗文艺，类辩而不华，是博物之规也；其论涉世大诣，典而不诎，廉而不刿，有《大易》、《老子》之道焉，是保身之诠也；其撮南北风土，儁俗具陈，是考世之资也。统之，有关世教，其粹者考渚圣人不谬，儒先之慕用其言，岂虚哉。”(175)从宋到清，《家训》刻本历代不绝，再加上儒家学者的大肆渲染，佛门弟子的广征博引，遂使《家训》一书“由近及远，争相矜式”，几乎成为儒家训诫子弟的经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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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颜之推笃信佛教，证信因果，并杂有道家“全身保性”之说，故也引起一些儒家学者的不满，宋代学者胡寅在其《崇正辩》中严厉批评颜之佞佛，他说：“之推，先师之后也，既不能远嗣圣门，又诋毁尧、舜、周、孔，著之于书，训尔后裔，使当圣君贤相之朝，必蒙反道败德之诛矣。”胡寅完全站在护卫儒家道统的立场上，斥责颜之推“与释氏吹波助澜”，“颠倒迷谬”，“亦可笑矣，亦可哀矣，不知死生之故甚矣，亦不知鬼神之情状极矣，亦为先师不肖之子孙，辱其祖，无以加矣”。胡寅是北宋大儒胡安国之侄，世传家学，儒论纯正，他对颜之推的批评，可反映出宋代儒佛界限的严正，已非南北朝儒佛融合时期文化宽松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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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至清代，《家训》新刻本不断出现，因此批评者也接踵而至。批评的焦点，仍为颜之推的佛教观，如康熙时期的学者陶贞一在其《退菴文集》中比较系统地批评《家训·归心》篇的崇佛观点。《归心》篇对当时谤佛者作“五释”，陶贞一亦作“五释”以驳之。他说：“之推欲援儒以入佛，而复以君子之克己复礼，济时益物者为比，以为衍庆于天下，犹其延福于将来，而不知其说之鄙且倍也。”他力图区别“辟佛”与“谤佛”、“好佛”与“谄佛”的不同。韩愈是辟之而非谤，苏东坡、白居易是好之而非谄。“之推则陷矣。之推虽谄佛，而实无以窥其微，大抵皆俗僧福田利益之说，而又欲调停于儒释，以自掩其迹，是固不可以垂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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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四库全书》总编纂的清代学者纪昀，对颜之推批评尤烈，他在手批黄叔琳《家训节钞本》中，一再斥责颜之推与儒学乃“貌合而神离”。认为颜氏已离开了儒家立场，专以“利害”二字教诫子孙，故不足为训。他说：“此自圣贤道理，然出自黄门口，则另有别肠，除却利害二字，更无家训矣，此所谓貌合而神离。”《家训·治家》篇有“吾家巫觋祷请，绝于言议；符书章醮亦无祈焉，并汝曹所见也。勿为妖妄之费”。纪昀对此段批道：“极好家训，只末句一个费字，便差了路头。扬子曰：‘言，心声也。’盖此公见解，只列此段地位，亦莫知其然而然耳。”在纪昀看来，颜之推之所以教诫子孙不要祈祷祭神，勿为符箓妖妄等，只是怕耗费金钱，而并非在思想上自觉地遵循儒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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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寅批评颜之推“不知死生之故甚矣，不知鬼神之情状极矣”；陶贞一批评颜氏“虽谄佛，而实无以窥其微”；纪昀批评为“此公见解，只到此地位，亦莫知其然而然耳”。上述三人的批评，若从儒家立场看，确实抓住了颜氏的要害，若从现代的立场看，我们只能说，颜之推不是一位哲学家，也不是一位思想家，因此，他无论对佛教、道教，还是对儒学都缺乏理论修养。其《家训》一书的写作目的，也不是想在理论上阐述“性理之学”或“天人之际”，而仅在教诫子孙“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以正齐门内，提撕子孙”，即光大门庭，传家续业，这是封建社会一般士大夫所以训家的基本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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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庭不仅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中国文化表演的重要舞台，它对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给予了强烈的影响。《家训》一书所展示的内容，即是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其中的儒家传统，礼法观念，对佛教、道教及巫鬼神仙的实用态度、现身说法的经验色彩、东西南北的风土人情、历史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以及官场的腐败、政治的得失、权力的沉浮、世代的兴衰等等，均融入颜氏一生的体验之中，并以其特有的方式著于书册，传于后世。因此，它最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的变迁及那个时代士大夫的心理状态。从这一意义上说，《家训》一书可称为中国家庭教育的标本，是研究南北朝时期政治、思想、文化、道德、风俗及儒家真实面貌的极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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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崔浩传》，《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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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魏书·崔浩传》，第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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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史·李先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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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史·太祖道武帝纪》，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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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史·太祖道武帝纪》，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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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后魏文》卷一，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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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魏书·太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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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魏书·儒林传序》，第1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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