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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590 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王肃《玄言新记道德》二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玄言新记道德》二卷,王弼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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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592 从上述郑、王著述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王肃与郑玄的注经范围大体一致。但也有不同:第一,最大的不同是郑玄遍注纬书,而王肃经注中却不见纬书踪影。第二,郑玄对《春秋》三传皆有注议,而王肃只注《左氏》而不注《公羊》、《穀梁》。第三,王肃注《太玄》,而郑玄阙如。在这些不同中,最值得注意者是王肃不注纬书,此为王肃之学务排谶纬之证。这也是魏晋思潮在王肃经学中的反映。其次,王肃解《太玄》,亦与其务排谶纬有关。扬雄著《太玄》,以《易》为基,以儒道为辅,企图综合会通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这在儒家经纬盛行的两汉之际,确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故曾受到班固、刘歆等人的批评或讥讽。王肃为《太玄》作解,亦反映王肃学术思想的开放态度,同时亦表现出魏晋学术思潮转型的特征。因此,王肃不注纬书,郑玄不注《太玄》,正反映出二人学术倾向的不同(后面还要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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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594 在郑、王著述的对比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王肃《玄言新记道德》二卷”。此书早佚,后世亦不见称引,故来历有些不明。查《旧唐书·经籍志》道家类著录有《玄言新记道德》二卷,王弼注。而“王肃《玄言新记道德》二卷”,旧《唐志》却不见著录。又新《唐志》道家类除著录王肃《玄言新记道德》二卷外,同时又著录“王弼注《新记玄言道德》二卷”。两《唐志》均标王弼注,而新《唐志》只标王肃,并无“注”字。盖《玄言新记道德》二卷或《新记玄言道德》二卷,王弼为注,王肃为著,且“玄言”与“新记”颠倒,不知孰是。但两书均归道家类,且从书名看,言道德亦该归于《老子》,故对于王弼,此书盖《老子注》或《道德经注》之异称耳。但对于王肃,可能为“老子论”或“道德论”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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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596 从上述情况看,盖有三种可能:一为新《唐志》著录混乱,因王肃、王弼为同代人,故“王弼”误为“王肃”。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新《唐志》在著录王肃《玄言新记道德》二卷的同时,又著录王弼《新记玄言道德》注二卷,一有“注”字,一无“注”字,且“玄言”与“新记”颠倒,似有意对二王的著录加以区分。第二种可能是二王各有自己关于《老子》的著述,书名相同是为常见,且儒家学者或经学家注释或阐说老子,在汉魏早有先例,如马融、虞翻都是著名经学家,他们皆注《老子》。此二人的《老子注》,后世亦很少有人称引。第三种可能是魏晋以后,好事者伪托王肃之名而成《玄言新记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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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598 上述三种可能,已无从详考。但第二种可能性最大。王肃的生活年代,与正始时期的玄学家何晏、夏侯玄、钟会、王弼等完全相值,且年龄也基本相当。除钟会外,其余三人皆死于王肃之前。这四位玄学家对《老子》都有所阐发,并皆以善老、庄而闻名当世。其中,钟会尝论易无互体,并注有《老子》(《道德真经取善记》引);王弼19岁时便已完成《老子注》;差不多同时,“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遂不复注,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面对玄学思潮的崛起,作为经学大家的王肃,对此不可能没有任何反应,故其著《玄言新记道德》,便完全在情理之中。但因此书早佚,其观点已无从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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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600 关于王肃经学的学术渊源,学者已多所论及,但观点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完全相左。但据《魏志》本传、《孔子家语·序》、《后汉书·贾逵传》、《马融传》等文献记载,王肃经学的学术渊源及其与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关系,还是清晰可见。王肃在《孔子家语·序》中自述其学术经历时称:“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其疑情,不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前人。乃慨然而叹曰:‘予岂好难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门,方雍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岂得不开而辟之哉?若无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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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602 从这段材料中可知,王肃早年从学,是由郑氏学开始。后来发现郑玄经学中“违错者多”,因此开始怀疑并“易而夺之”,对郑学进行批评改造,遂造成经学史上“王郑之争”的重大学案。王肃对郑玄经学展开批评并“易而夺之”,起码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对郑玄经学的熟悉与了解;二是自身经学视野的扩大及郑玄以外经学思想的启示或引导;三是自己经学的积累和思想的成熟。王肃对郑玄经学的熟悉与了解,同时也就构成了王肃经学的学术渊源之一。实际上,在王肃的经学中,有相当多的成分来源于郑玄经学。也就是说,王肃注经,虽然比较自觉地与郑玄立异,但由于经学自身的特点,不可能使二者全异,如在文本、字句的解释等方面,有许多地方是不能回避的,因此也就在客观上使郑玄经学成为王肃经学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二,《魏志》王肃本传称,“肃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由此可见,王肃经学的学术渊源与荆州学派有密切关系。《后汉书·刘表传》云:“初平元年(190),……表为荆州刺史,……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三国志·尹默传》云:“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即宋忠)等受古学。”又《李譔传》云:“李譔,字钦仲,……父仁,字德贤,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著古文《易》、《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由这些材料可知,王肃与蜀地大儒李譔、尹默等,皆师从宋忠受《太玄》,并皆受荆州后定之学的影响。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譔、尹默之经学“皆依准贾、马而异于郑氏”,且在与王肃“殊隔”的情况下,“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说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宋忠的影响,从而成为他们经学的学术渊源之一。第三,李譔、尹默之“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肃之“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几乎同出一辙,此亦并非出于偶然。这起码说明王肃从宋忠不仅仅只受《太玄》,而是通过宋忠的荆州后定之学,在受《太玄》的同时,也更多地接受了贾、马的经学。“意归多同”,绝非仅指对《太玄》的阐释,而是如《尹默传》所云,“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宋忠等受古学”。因此,王肃经学的学术渊源,实与荆州学派有更密切的关系。其中,又通过荆州学派接受贾、马之古文经学的影响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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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604 第四,王肃经学的家学渊源。肃父王朗曾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5)王肃亦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6)王朗早年师事太尉杨赐。赐字伯献,少传家学。赐父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侍讲太子《尚书》。秉父震,字伯起,“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7)震父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杨赐之子杨彪,与王朗同时,彪亦少传家学并以经学名家。可见,杨赐之儒家经学传统五世不绝。(8)王朗师从杨赐,多得杨氏家学,而杨氏家学之京氏易、欧阳尚书等,皆今文经学。可见王肃经学通过其父王朗所传杨氏家学而得今文传统。故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说:“肃父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以王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尝习今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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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606 从上述可知,王肃经学的学术渊源,基本上是从郑玄经学(今古文并立),贾、马经学中之古文学,荆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宋忠之《太玄》学(义理),以及通过其父王朗所授杨氏三代家学中的今文经学等四个方面得来。但王肃并不拘于所授,不拘一家之说,无论对郑玄、贾、马,乃至其父王朗,均有所取,亦均有所弃,盖各宗所见。此正如清儒张惠言在其《易义别录》中所说:“肃注书务排郑氏,故于《易》义,马、郑不同者则从马,马与郑同者则并背焉。然其训诂大义,则出于马、郑者十七,盖《易注》本其父朗所为,肃更撰定,疑其出于马、郑者,朗之学也,其掊击马、郑者,肃之学也。”实际上,非止《易注》如此,其余经注盖皆如此,这一现象所反映的学术倾向,正在于王肃经学“依违诸家,不拘一法”的选择性和综合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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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608 三、王肃经学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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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610 王肃的经学著作,除《孔子家语》外,皆佚。现仅存部分佚文,保存在各类辑佚书及历代经学著作的引文中,直至目前,尚无一部王肃经学佚文的完整辑本。因王肃是魏晋以来的经学大家,又因经学史上“王郑之争”的巨大影响,故魏晋以后的经学家无不关注王肃的经学。但由于王肃经学佚文的零散,遂使对王肃的研究造成困难。一些学者多从宏观角度或仅从王郑对比中进行研究,往往缺乏对王肃经学思想的整体把握。本节试以微观与宏观结合的方式,从三个方面对王肃经学思想进行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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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612 (一)王肃的《易注》及易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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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615 王肃《周易注》,《隋志》,新、旧《唐志》及陆德明《释文叙录》、《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等皆有著录,宋以后亡佚。该书本出于王朗,王肃复为撰定,故可视为王氏父子的合著。但王氏父子对于《周易》,亦有其不同,王朗受杨赐影响,受学亦多今文,如杨赐家学之京氏易,即属今文系统。而王肃受“荆州章句之后定”的影响,其学“本有得于宋忠”。“子雍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玄,仲子(宋忠)之道固然也。譔、肃之学并由宋氏,故意归多同。……宋忠之学,异于郑君,王肃之术,故讦康成。王粲亦疑难郑之《尚书》。则荆州之士踔不羁。守故之习薄,创新之意厚。刘表‘后定’,抹杀旧作。宋王之学,亦特立异”。(10)可见,王肃易学多出自费氏古文易,而非出自父朗京氏易也。但由于其易注本其父朗所为,肃更撰定,故仅凭佚文,已很难厘清王氏父子易学观点的归趋,按着张惠言《易义别录》所确定的标准:“疑其出于马郑者,朗之学也;其掊击马郑者,肃之学也。”这一说法,虽略显主观,但实属不得已,若以汤用彤“立异”之说衡之,则张氏之言,又实有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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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617 如《坤》卦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一节,据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马融、荀爽二家之说。其中马融注云:“孟秋之月,阴气始著,而坤之位同类相得,故西南得朋,孟春之月,阳气始著,阴始从阳,失其党类,故东北丧朋。”马融的解释,明显以卦气说为据,实受《易纬》的影响,属今文之说。《易纬乾凿度》:“八卦成列,……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于东方,应在二月。巽散之东南,位在四月。离长之于南方,位在五月。坤养之于西南方,位在六月。兑收之于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于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于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终始之于东北方,位在十二月。”(11)这是说,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八卦分值八方,以配十二月,为马融所本。“坤养之于西南,位在六月”,而孟秋七月,位在西南之西,与坤在西南为邻,故称“坤之位同类相得”,以此解释“西南得朋”。孟春一月,位在东北之东,阳气开始增著,而阴气逐渐衰减,此正与西南坤位相违,故称“失其党类”,以此解释“东北丧朋”。马融的这些说法即以阴阳二气之消长及八卦配八方十二月解释《坤》卦卦辞,属汉代今文易之卦气说无疑。荀爽对这一节的解释,亦从马融。荀氏曰:“阴起于午至申,三阴得坤一体,故曰西南得朋。阳起于子至寅,三阳丧坤一体,故东北丧朋。”(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这是说,午为离为南属五月卦。阴气于午始生,至未为坤为西南六月卦。即由离之三阴到坤之六阴,谓“三阴得坤一体”,而申位在西南之西为七月卦,与坤相邻,故曰“西南得朋”。子为坎为北,属十一月卦。阳气于子始生,至丑为东北十二月卦,而寅位在东北之北为一月卦,该位正与西南之西的申相对,且阴阳消长与坤相反,故曰“东北丧朋”。显然,荀爽的解释与马融相类,皆以卦气说论事。故遭李鼎祚的批评,谓“如荀说,从午至申经当言南西得朋,子至寅当言北东丧朋。以乾变坤而言丧朋,经以乾卦为丧也,此何异于马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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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619 据朱震《汉上易丛说》引王肃注云:“西南阴类,故得朋;东北阳类,故丧朋。”王肃此注,出于《坤·彖》和《说卦》。《说卦传》以乾、震、坎、艮为东北、西北之卦,属男性阳类;兑、离、巽、坤为西南、东南之卦,属女性阴类。《坤·彖》亦云:“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这里,《坤·彖》提出“类行”概念,与《说卦》相似。王肃从中抽取“类行”思想,再进一步加以抽象、概括,提出“西南阴类”、“东北阳类”的“类”概念,并以“类”区别“得朋”与“丧朋”,明显扬弃了具体、烦琐、细碎的卦气说,由此再前进一步,就会得出王弼“触类可得其象,合义可得其徵。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的结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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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629 又据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解《剥》卦卦辞云:“阴消乾也,与夬旁通,以柔变刚,小人道长,子弑其父,臣弑其君,故不利有攸往。”这里,虞翻以“旁通”说解释《剥》之卦辞。“旁通”者,指两卦爻象阴阳相反而相通,《剥》卦卦象()为五阴一阳之卦,与之旁通者为《夬》(),《夬》为五阳一阴之卦。两卦相比较,爻象正相反对,然而却可以相通,其表现即阴阳交变,因此《剥》卦体现为阳消阴息,以柔变刚,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故《剥》卦卦辞曰:“不利有攸往”。《剥》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虞翻曰:“此卦坤变乾也,动初成巽,巽为木、为床。复震在下,为足,故‘剥床以足’。蔑,无贞正也,失位无应,故‘蔑贞凶’。震在阴下,象曰:‘以灭下也。’”(14)虞翻的解释,所采用的方法是十分复杂的“卦变”说。“此卦坤变乾也”一句,是说《剥》卦乃是由《坤》卦在变动中得来。在《坤》卦变化过程中,主要表现对《乾》卦的变动。《剥》之初六,乃《坤》对《乾》之“初动”,即→,结果是由《坤》卦变为《姤》,《姤》是《乾》卦初爻由阳变阴,故其下卦为巽(),此谓“初动成巽”。依《说卦》,巽为木,故称“巽为木、为床”。虞氏又据卦变中的“反对”说(即后世所谓“综卦”或“覆卦”),寻找“足”象。《剥》之反对卦为《复》,即《剥》()之反转则为《复》()。这样,在《复》卦中便有了下卦的《震》()象,依《说卦》,震为足,故曰:“复震在下,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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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631 以上便是虞翻以“卦变”说对《剥》之初六的解释,从中不难看出汉易的复杂性和烦琐性。虞翻是汉末至曹魏之际易学大家,其家学五世传孟氏易,至虞翻集大成并独创卦变之说,对互体、纳甲、旁通、半象、逸象诸说,皆有推阐及发明,其易学对后世有重要影响,代表了汉末至魏晋时期易学中的传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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